短史記 | 甲午之戰，中日士兵的體重差距

文 | 諶旭彬

甲午之役，影響雖極為深遠，但海戰之外，其規模並不大。日軍的彈藥消耗有限，“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軍……派往海外計程車兵，每人約放步槍子彈八發，每門大炮約放炮彈一百發。”日軍的傷亡也很微小，自1894年7月戰爭爆發，至1895年5月簽署《馬關條約》，日軍戰、傷而死者不過964人，另有1658人死於疾疫，25人自殺。①

最慘重的傷亡，發生在《馬關條約》簽署後，日軍對台灣的佔領。自1895年5月29日日軍在台灣北部登陸，至11月18日樺山資紀向大本營報告已平定台灣：

“日軍投入了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五人的兵力，和二萬六千二百十四名隨軍伕役，付出了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近衛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以下，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陣亡犧牲的代價。”②

而當時台灣的主要抵抗力量，並非正規的清軍部隊，而是“以獵槍、木炮為主要武器”的“民軍”，“百分之六、七十的義兵不得不用竹槍和青龍刀進行戰鬥”——義軍首領劉永福麾下，雖有兩萬舊清兵，且裝備較好，但這些人“大部分都駐扎在南部非戰鬥區，而且遇到戰鬥便潰散而去。”——正是這些“民軍”，使“日軍在日清戰爭中開始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只有依靠‘兵糧兼攻’，才有勉強獲得勝利的希望”。③

同樣是抵抗日軍，正規清軍與台灣民軍，戰績懸殊若此，實在令人扼腕。

欲理解此種巨大差異背後的原因，可以參考日軍當年所做的一項數據調查——“日清兩國兵體格之比較”。

該調查由時任大本營陸軍部野戰衛生長官的石黒忠悳主持，選取了77名清軍戰俘，與14218名日軍士兵，就其平均體格水準進行比較。結論是：清軍士兵在身高與胸圍兩項指標上，均明顯優於日軍士兵；但在體重、肺活量、握力這三項指標上，則遠遠不如日軍士兵。數據大致如下：

據該調查可知，清軍士兵在骨架方面優於日本士兵，但在體重及運動能力方面，則劣勢相當明顯，尤其是體重方面，差距竟達6公斤之多。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清軍餉銀本極有限，加之軍隊體制腐敗，士兵常年食不果腹，待遇悲慘。

如此情形下，欲培養士兵的“愛國心”，求其“為國奮戰”，自然只能是癡人說夢。

士兵之外，普通清國百姓對這場戰爭，也同樣漠然視之。

明治時代著名作家國木田獨步，曾作為前線特派記者，隨軍深入報導“日清戰爭”。據國木的報導，日軍在金州登陸時：

“淺野少尉周圍來了十幾個中國人。少尉試著和其中的年長者筆談。少尉首先問道：‘哪一個是當官的？’‘沒有。’可是他又問：‘你知道我是什麽人？’‘不知道。’（你看，他好象不知道日清戰爭）少尉立即答道：‘我是大日本帝國的人。’（非常驕傲）他問：‘你們來到此處，想和誰打仗啊？’”⑤

清國一般士兵與普通民眾在“日清戰爭”中的淡漠態度，實是清廷體制造就的必然結果。

自1840年以來，晚清歷次外敵入侵，高層無不把對“漢奸”的防、懲放在首位。如1841年道光皇帝之侄奕山，秘密上奏總結鴉片戰爭教訓，即稱：“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兵，而防兵又甚於防寇”，翰林院編修吳嘉賓則謂：“今之議者，皆曰外夷為患，不知（真為患者）非外夷，乃內民也。……今為患者，外夷止十之二三，內奸則十之六七。”⑥……其治國邏輯若此，民眾之反應亦可想而知。

這也正是清廷正規軍面對日軍一觸即潰、台灣民間武裝為保衛家園反能給予日軍嚴重殺傷的緣故所在。

也正是這場甲午之敗，使部分知識分子首次意識到了“國民意識”的重要性。

嚴複是其中的典型。1895年，嚴氏在公開刊文《辟韓》，呼籲重新界定清國的“君民關係”。康熙、乾隆曾親口認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乃萬世不移的道理，嚴氏卻斥之為謬論。嚴氏認為，君、臣皆民所立，民設立君、臣之初衷，乃是要君、臣擔當“衛民”之職責；至於自秦以來，中國歷代君主，全都是“強梗者”、“欺奪者”。⑦

這是“時代之變”的萌芽。

注釋

①諶旭彬：《日軍擊潰大清陸軍用了幾顆子彈》，短史記第196期。②③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米慶余/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P177-179。④普及會：《戰時教育修身訓·第1編》，伊能嘉矩/編，P210-213。表格數據系部門換算後的略值。⑤國木田獨步：《愛弟通信》。⑥諶旭彬：《鴉片戰爭與清廷的“漢奸恐懼症”》，今日話題歷史版第206期。⑦諶旭彬：《嚴複打造君民平等新道統》，轉型中國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