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千年前，大學者班固曾在《東都賦》中如此感慨：“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一《東都賦》，中華書局，1977年，第32頁）他以一代良史的氣概和筆調，精細地鋪陳出當時國都無與倫比的榮耀。班固筆下的雒陽城在歲月的長河裡流傳下來，伴隨著這座城市湧現出的風流人物，走過一朝又一朝的興衰榮辱，在世世代代的人們心中積澱，交織成瑰夢，至今都吸引著我們去回溯她曾作為漢魏故都的點點滴滴。
漢家宮闕
漢魏洛陽故城的歷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為東都。秦莊襄王封洛陽十萬戶給呂不韋，呂氏在此擴建。西漢初，高祖欲定都洛陽。但直到東漢，洛陽才再次成為國都。東漢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陽”；到了曹魏，“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59年，第76頁）
東漢雒陽城沿用了秦、西漢時期的故址，南北縱達九裡，東西橫至六裡，號稱“六九城”（圖1）。全城四面各開設3門，共計12座城門，由城門校尉與司馬等官掌管。（《續漢書》卷二七《百官志四》，中華書局，1965年，第3610頁）其中的上東門還曾留下一段佳話。據《後漢書·郅惲傳》記載：一夜，光武帝劉秀出獵晚歸，最方便的途徑是進上東門，入城回宮，不料時任上東城門侯的郅惲卻拒絕開門。光武帝命侍者從城門縫裡向郅惲講明情況，以為再怎麽也得給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惲偏是個死腦筋，竟以“火把照得太遠了，看不清來人”為理由，硬是不開門。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氣也忍下，另外繞道，最後從中東門入了城。哪知郅惲不依不饒，第二天還上書一道，先從周文王顧念百姓、不肯擅自遊獵取樂講起，話鋒一轉：“如今陛下卻為了一己之好，跋山涉水去打獵，並且還日以繼夜不知節製，試問把社稷宗廟置於何地呢？就好比空手搏虎或徒步渡河，如此冒險難成之舉，真是小臣最為憂慮的。”光武帝確是一位難得的君主，得此上書的反應是，貶給他行方便的中東門侯為參封尉，而賜布匹給郅惲，以嘉賞其忠於職守。（《後漢書》卷一九《郅惲傳》，第1031頁）
圖1 東漢雒陽城複原示意圖（王繡、霍巨集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0頁）
雒陽城內面積廣大的南、北宮，均為包含若乾宮殿的建築群，附近有衙署、倉庫及其他小型宮苑等。漢末《古詩十九首》裡的“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指的便是南、北宮。兩宮的地位發生過轉移，最早以南宮為重。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稱帝並定都雒陽，便居住在南宮卻非殿；14年後，南宮前殿建成，遂以前殿為正殿。南宮在整個東漢時期均為皇帝受群臣朝賀議政、國家舉行重大儀式的地方。而漢明帝永平三年（60年）至永平八年（65年），修建北宮及諸衙署。建成後，重心漸移北宮，其中天子臨朝及宴饗朝儀的德陽殿、百官朝會殿、引見群臣的宜明殿、東宮承光宮等，每一處都對國家命脈有著重大影響力。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宮外。北宮的東北方向，設定有皇家糧倉——太倉、武器庫——武庫；南宮的東南，則有最高行政機構，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雒陽城共計24條大街，南宮的西北有雒陽三大工商業區之一的金市，城內東部還分布著社會上層人士的住宅，如步廣裡、永和裡等。（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頁）
章帝時期的梁鴻——那著名的“舉案齊眉”之典便出於他與夫人孟光——曾經路過雒陽，登臨城北邙山南望，目睹都城勝景，觸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2013年，第166頁）以抒發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
顧覽帝京兮，噫！
宮闕崔嵬兮，噫！
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將雒陽城焚毀殆盡，僅存殘垣斷壁。後來曹魏文帝曹丕複建洛陽宮，採用單一宮製，於東漢北宮舊址上營建。魏明帝曹叡在魏文帝營建的基礎上大規模興建宮殿區，恢復了皇都氣派。漢魏洛陽故城遺址位於今天洛龍區、孟津縣及偃師市三地交界之處，站在310國道高架橋上可以遠眺一片廣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寬大的白色大棚出現於地平線上，那是正在進行考古發掘的宮城遺址（圖2）。據說目前已發掘了太極殿、太極東堂等遺址。太極殿始建於三國曹魏時期，北魏重建，北周改建。遙想當年，“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漢詩》卷一二《古詩》，載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29頁）而今那故都的金碧歷經了滄桑，悉數在歷史的波濤起伏中影影綽綽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麥田，無言地昭示著冥冥中的興亡。
南郊太學
如果說雒陽城內的規劃，重在烘托政治的威儀肅穆；那麽城南則成為禮製、科技與文化教育的淵藪。雒陽城南，建有祭祖、祭社、祭天的明堂、辟雍與靈台，稱為“三雍”。其中，靈台是用於觀測天象、以正律歷的高台建築，從東漢中元元年（56年）建成開始，使用至4世紀初，對古代的天文事業發揮過重大作用。據考古勘查，東漢靈台遺址整個範圍達4萬餘平方米。這座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天文觀測台遺址，位於今偃師市佃莊鎮崗上村與大郊寨之間，如今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夯土台。東漢著名的科學家張衡就曾在元初二年至永寧元年（115—120年）、永建元年至陽嘉二年（126—133年），先後兩次任職太史令，主持了靈台的天象觀測及研究。（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第59—63頁）
雒陽城南郊還有太學，位於今偃師佃莊鎮太學村西北，洛河南岸。據考古發掘，遺址南北長220余米，東西寬160余米，四周有牆，各設一門；遺址內有大面積的夯土建築基址，內有一排排呈東西向或南北向的長方形房基。太學是自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我國古代官方的最高學府，始創於武帝建元五年（前135年），而東漢太學則起於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東漢太學貫穿了本朝近兩百年的歷史，曾經由順帝詔修後，規模巨集大，太學生最多可達3萬餘人。靈帝熹平年間（172—178年），樹立由蔡邕等學者以隸書體刊刻的熹平石經。直到東漢末年董卓入洛，太學被毀於戰火。但曹魏、西晉、北魏皆在原址複修太學，曹魏時期亦刻石經，卻難以再現東漢的盛況。西晉太學因永嘉之亂被毀，北魏複修，終因高歡執政後將洛陽太學的石經遷往鄴都而損失過半，走向徹底的消亡，即使後世學者用力甚勤，四處搜尋石經，也不過是殘余之物，讓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學遺址，我們只能從留存下來的漢魏石經殘塊上，去想象昔日詩書斯文的盛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圖3）、洛陽博物館等文博考古機構皆收藏有漢魏石經殘塊。（桑永夫：《漢魏洛陽故城編年史》，第39—43頁）
說起東漢太學的石經，便不能不提到蔡邕。這位流傳千古的著名學者，精通經史、辭章、術數、天文、音律、書法，被時人稱作“曠世逸才”。但他憑借書生意氣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開於朝局錯綜複雜的東漢晚期，雖然他殫精竭慮，卻並不為君所用，屢受挫流放，最後還在董卓治下進退兩難，付出了生命代價。只是雖身陷政治鬥爭漩渦，蔡邕始終未曾放棄對學問修養的追求與秉持。在早年任議郎時，他不滿於當時的儒家經籍“文字多謬，俗儒穿鑿”情況，熹平四年（175年），與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經文字獲準後，自書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論語》等）於46塊石碑上，讓工匠鐫刻，立於雒陽太學門外，這便是“熹平石經”。史載當碑立好後，“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余兩，填塞街陌。”（《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0頁）
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親傳，博學有才辯，擁有極高的文化修為及天賦。不過蔡文姬的命運跌宕起伏，一生三嫁，中間一次是因戰亂被掠入胡地，嫁給南匈奴左賢王；入胡地十二年後，才被曹操贖回，卻又不得不面對與在胡地生育的二子的生離別。蔡琰留下了《悲憤詩》，訴盡亂世征戰中女性顛沛流離與撕心裂肺的坎坷經歷，其對生命發出真實深刻的困惑與叩問，觸動了無數人的心懷。
從某個角度來看，蔡氏父女的命運與其所彰顯出的精神，可以說是東漢晚期士人的經歷寫照與宿命代表。東漢最為典型的知識分子是太學生，這一群體並非書齋學者，而對政治有著強烈訴求，因而被斥之為“黨人”，在東漢晚期曾兩度遭遇過“黨錮之禍”。他們中間出過許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躍於順、衝、質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學以致用，政績頗豐，後因不肯立劉志為帝，與操縱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終被殘害。更讓人感佩的是他的氣節風骨並未止於其身，還延續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後，他的兩子接連被害，唯獨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謀劃下，隨父親門生王成亡命徐州，隱於市井做起商仆，才終於死裡逃學生，其年不過十三。十餘年後梁冀被誅，李燮得以返還鄉裡，姐弟重逢，悲感旁人，生死世事無限滄桑。李燮被征為議郎，靈帝時拜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當無道的安平王被黃巾軍掠後，他勇於上奏不宜複其王國，其名聲廣為流傳，京師人譽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固然東漢儒士有激揚名聲、意氣用事的弱點，並且在與外戚宦官的政治鬥爭的背後往往也牽涉利益集團的糾葛，無休止的鬥爭使得朝綱國體雪上加霜。但從另一方面講，那些儒士和太學生為此除了必須承受個體生命與意志上的摧殘磨難，還必須面臨一種家國情懷的重創。誰又能說，背後支撐他們的又沒有一份對國運的憂患與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溫東漢太學生，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被一個時代所記錄的知識分子群體，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氣質；還因為從這個群體身上，能夠感覺到當時雒陽城的溫度與呼吸。畢竟城市對人群思想氣質的影響和塑造，是潛移默化又難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東漢的雒陽城，到底是怎樣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樣一批驚世駭俗、勇於擔當的群體？
北邙塚墓
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個王朝相繼建都於漢魏洛陽城，輝煌與衰亡在這裡此起彼伏。這座城市曾幾度在戰火中毀滅，如同人的生命一樣，在生與死中循環往複。比如漢末曹植隨父西征馬超時，所見的雒陽城便不再是“宮室崔嵬兮”、“洛中何鬱鬱”，而是“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曹植《送應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3頁）
除了感歎城市之亡，人們也哀歎生命的沉浮：“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漢詩》卷一二《古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332頁）這說的便是北邙山。歷經數朝，邙山墓葬可謂是封土相望、層層疊壓，以至有“邙山無臥牛之地”的民謠。如今可知的洛陽漢魏墓葬數以萬計，今選擇帝陵、皇室成員墓、官吏墓及壁畫墓等四類墓葬，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洛陽。
第一類為帝陵。東漢是古代陵寢制度的創新與發展時期，（韓國河：《東漢北魏陵寢制度特徵和地位的探討》，《文物》2011年第1期）其意義非凡。漢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正月，原該要拜謁原陵。一夜明帝“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後漢書》卷一〇《皇后紀》，第407頁）於是挑了個黃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這實際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賀皇帝的“元會儀”、飲酎禮、部分宗廟祭祀禮，合並至陵寢處成為“上陵禮”，大大提高了陵寢在祭禮中的地位。史書關於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寫他“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給兄弟劉蒼去信講：“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淒愴，如何如何！”（《後漢書》卷四二《劉蒼傳》，第1438頁）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懷，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陽分布有11座東漢帝陵，其中5座位於漢魏洛陽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衝帝懷陵及靈帝文陵。另外6座位於洛陽故城東南方的洛河以南，即明帝顯節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殤帝康陵、質帝靜陵與桓帝宣陵。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陸續對洛陽的東漢帝陵進行實地考察，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這一工作形成系統規模。“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項目，通過發掘北邙山上的五座帝陵陵園遺址，主要解決了陵園的整體布局、陵園建築結構，以及相關遺跡的性質、年代、內涵等問題，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複原。（《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內部資料，2018年，第53—55頁）
北邙三十裡鋪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稱“大漢塚”（圖4），其歸屬存在爭議。清乾隆年間的龔松林考訂此塚為明帝顯節陵；但陳長安先生則認為大漢塚應為安帝恭陵；另外根據韓國河、嚴輝兩位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漢塚應是光武帝劉秀的原陵。（韓國河：《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度》，《光明日報》2018年6月25日；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邙山東漢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國文物報》2006年11月3日）
大漢塚封土形製為圓丘形，夯築，如今已是草木覆蓋。取徑登頂，四周皆為平地，向北眺望可見俗稱“二漢塚”的另一座封土堆（圖5），陳長安先生認為那是安帝長子順帝的憲陵，再北為“三漢塚”，三塚南北縱列一線，相距一裡余，是為家族墓葬序列。大漢塚和二漢塚之間，開辟出連霍高速公路，車行寥寥，並未打破周圍的寂靜與空曠。浩浩蕩蕩的風穿越而來，大漢塚頂的雜草灌木被吹拂得跌宕不休，似乎想要訴說邙山上那幾千年光陰的悠茫。
第二類為皇室成員墓。近年，洛陽市寇店鎮西朱村南發掘了一座曹魏時期的高等級皇室墓葬，位於邙山以南的萬安山。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後室組成（圖6）。據考古工作者推測，這座墓葬為魏明帝墓的袝葬墓。如今，這座大墓敞開露天，稱為“大揭頂”。位於考古工棚下，站在墓坑頂部地面邊緣，即可將地下墓室的建築布局看得一清二楚。大型斜坡墓道由考古工作者架設了保護支架，沿坡道深入地下十數米，通過甬道，便進入到墓室內部。墓室的前、後室交界處還殘留著磚券頂，據稱前室磚壁上發現過殘存的壁畫，但壁面剝落嚴重，難以辨認。後室留有放雙棺的痕跡，由此推測為合葬墓。
第三類是官吏墓。2009—2010年洛陽連霍高速改擴建時，在邙山大漢塚東側發掘了曹魏時期的曹休墓。這是一座長斜坡墓道磚券的多室墓，由墓道（圖8）、甬道、墓室等組成。後室、北側室、西南側室分別安葬墓主人及合葬者。出土器物80余件，主要有陶器、銅器、鐵器、金銀飾等，其中後室中部出土一枚銅印，篆書白文“曹休”兩字，證實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年代。（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大漢塚曹魏貴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從連霍高速主路下來，走一段鄉間小路，便可以到達曹休墓。從有些陡峭斜向的墓道下去，光線逐漸變暗，經過甬道，進入墓室內部後需要電筒照亮。墓室由前室、耳室、北側室、南雙側室、後室等6個室組成，均為拱券頂。據考古報告稱，“甬道及各墓室內壁均有飾白灰跡象，且發現多處紅色彩繪，但脫落嚴重，是否存在壁畫不能確認。”確實，墓室內是一個與外面陽光燦爛的人間截然不同的存在，漆黑並陰冷，曾經所藏器物已交由文博部門保管。電筒光束所及，只能依稀辨別近身的牆壁與室頂，置身於那些黑寂中千余年前的磚與土之間，仿佛能夠嗅到那絲絲塵埃落定、死生陌路的決然。
曹休是曹操特別中意的一名戰將，被曹操譽為“吾家千里駒”，還是曹丕的顧命大臣。他去世時，曹植專門寫過一篇《大司馬曹休誄》，以抒哀痛。曹植這位在詩酒中流連了一生卻又不甘、因此注定抑鬱糾結的才子，也和洛陽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黃初三年（222年），31歲的曹植被封為鄄城王，在這次入洛受封、返回鄄城的途中，路過洛水，他以無與倫比的才思與想象，借助筆墨將心中久積的苦悶鬱結盡情迸發出來，創造了名動千古文壇的洛神，濃墨重彩地向世人宣布他在洛水有過怎樣一次動人心魄的奇遇。他筆下的女神，源於楚辭的浪漫多情，也來自漢賦的驚才絕豔，她自古老的湘江一路走來，走向漢魏的洛水，曾由生入死，又最終從死亡中獲得永生。這種對死亡的獨特審視角度，向現代人展示出古人生死觀的一角。
第四類為壁畫墓。如洛陽西漢的卜千秋墓，便是一座繪製有想象瑰麗壁畫長卷的空心磚室墓。在墓室主室、墓門與後壁山牆之間的墓頂平脊內側，用線條與色彩畫出一幅墓主人升仙圖。這幅長卷長4.51、寬0.32米，共計1.44平方米，略微狹窄的長條上，從左到右依次有女媧、月輪、羽人、五靈（即青龍、白虎、朱雀、麒麟、魚婦）、西王母、玉兔、卜氏夫婦、伏羲和日輪，夾雜著雲氣繚繞。主室墓門門楣繪製句芒神，後壁山牆畫出方相氏與龍虎圖。方相氏是儺戲中帶領12種凶獸驅魔的主帥，如《續漢書·禮儀志中》記錄了東漢洛陽大儺活動的過程。（王繡、霍巨集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頁）在原本冰冷恐怖的墓室裡，亡者卻置身於神人、神獸環繞保護的祥和仙境中，並且被引領著走向升仙之路，這種藝術想象暗示於一種無常流變的基調中，希冀浪漫瀟灑、獲得安撫慰藉的終極關懷。
西晉的文人張載登北邙曾作《七哀詩》：（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740—741頁）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
借問誰家墳，皆雲漢室主。
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
……
在詩人的感慨之外，死亡作為一種無可逃避的絕對存在矗立在每個人的生命終點，漢代人為此以“事死如事生”的審慎態度來處理和想象死亡，憑著這份洞徹與達觀，他們不僅賦予生死以崇高感，也滋養、拓展了藝術的無限天地。
對於人類個體，至大莫過於生死；對於一座建築，存在莫過於興廢；對於一類精神共同體，功罪莫過於春秋；對於一個王朝，意義莫過於榮辱存亡……而漢魏洛陽城將這一切見證目睹、容納涵蓋，但她不言不語，以一種靜默長深的姿態，頑強地抵禦著人世的喧囂與光陰的磨蝕。洛陽城將成敗等閑視之，雖然卑渺如滄海一粟的生命個體，龐大如轟轟烈烈的一代王朝，她都慎重以待；但同時又持有莊生“無己、無功、無名”的逍遙遊無待之精神，不為一時一地的得失所滯。紛紜騰突，谷靜山空，一切留於世人評說，她隻平靜地走過自己的歷史，走向自己命運歸宿的地平線，走進我們每個人似曾相識的心底。“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宋]司馬光《過故洛陽城二首》，《司馬光集》第一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5頁）
（本文首刊於《文史知識》2018年第9期，作者李重蓉任職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文圖均有所增補。本文寫作得到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徐嬋菲女士、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繼鵬先生、洛陽師范學院張鴻亮先生的幫助，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王楊梅同學提供較多圖片，特致謝忱。）
（李重蓉）
香港九龍灣馬來街興發大廈15樓D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