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綠桑，作家、學術女青年、購物狂。
魯迅有一篇文章《我為什麽做起小說來》。
在從事學術之前，我是個作家。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提及我創作的經歷，拿了兩屆作文比賽一等獎，出版了幾部作品，成為“80後”、“青春文學”作家代表，後來轉型純文學創作，登上了中國最高級別的刊物，斬獲文學獎，被評論者所關注，作品譯介到國外出版，有人對我的創作寄予厚望。
好像一切順風順水，一個青春文學作家轉型純文學 “迷途知返”的例子，能帶給評論者多少言說的空間。
與此同時，我的精神狀態並不好，作家的敏感被放大，敏感又是創作的源泉，陷入了一個死循環。
我也逐漸失去了寫的意義，小說既不能幫助我認清自己，也無助於我認清世界。一些小說看似個人，但其實可以被加工，只不過是陡然反轉的情節和糾結的性格、繁複的細節組合，再配上“失敗者”、“小人物”、“歷史”、“時代”這類主題，方便評論切入。只要文筆不錯，足夠聰明，又遵守文壇規則，稍加勤奮、努力就能脫穎而出。但我認為好的創作，是應該從自己的困惑、苦惱出發，通過寫作解答疑問，讓自己豁然開朗，有一種被驅使不得不寫的力量。
我失去了這股力量，卻有了更多的困惑和思考。
幾年前，我換了一個新環境，跟過去切割，不再寫小說了，也漸漸忘掉自己作家的身份。
這幾年，我除了用筆名偶爾寫幾篇專欄，話題關於消費主義，兼有生活記錄，完全放棄了小說創作，當有人問起我還寫不寫的時候，我都說不寫了。大家紛紛表示可惜，說應該繼續寫的，小說是自己的。
我們錯誤地認為工作都是為別人的，只有創作是自己的，所以寧願糾結在創作中，卻很難從工作裡得到滋養，感到快樂。
我幸運地生活在了不同圈層的交集裡，身處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消費主義者、時尚從業者、媒體人、作家、文藝青年、普通百姓的圈子交匯處，時常感受到一種分裂，面對同樣的問題，幾個圈層發出迥異的聲音，在圈層內部也出於背景、立場不同而爭吵，這是當下中國最真實的情況。
這已經不光是階層的問題，而是我們“身份”的裂變，身份在社交網絡上被完全割裂，出現一個一個幻影，讓人覺得有希望跨越圈層，成為另外的人。“我之為我”不是個體生成的事情，而是在與他者、社會的交往中浮現，但由於各種新媒體、社交網絡出現，原來現實裡的人際交往，變成了虛擬世界的交往，交往的對象不再具有確定性，有可能我們是在和一個機器交往。於是在當下“我們是誰？”和“我們想成為誰？”產生了疑問，成為我感興趣的話題。
當下小說比較好的，是可以寫出一個圈層的聲音，更多的是寫一個人的聲音，或者那個主人公的聲音就是作者自己的聲音。
儘管作家開始變得對時代有強烈的訴說欲望，但小說裡的世界，聲音卻越來越單調。有人說文學並不負責反映時代、還原嘈雜，要深挖人的內心，要寫隱藏著的潛意識，要描摹生活裡無盡的細節，要把個體放大，我對此持保留意見。
不寫小說的日子，大部分是在看書，以及觀察生活。
相較作家，我更樂意做一個生活的觀察者，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蘊含著好奇的目光。我去工體看球，觀察六萬北京球迷的狀態，記錄他們的語言。我刷“小紅書”了解物質和人的關係，以及以“幸福”為裝飾的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意識形態。我追樂隊綜藝，想要了解方言和地方意識的覺醒。我給新聞節目做策劃，體味不同人的困境和樂趣。我參與國情調研，了解不同地方人的生活和中國之廣袤。在這無窮無盡的體驗、觀察中，我生發出很多問題意識，促使我從事學術研究。
可以停止寫作，卻不能停止思考。可以對問題敏感，但不能情緒敏感，是我對自己的要求。
書讀多了，下筆的欲望就越來越少，一方面是有那麽多優秀的學者、作品，還有寫的必要嗎？能超越前人嗎？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嗎？我的思考能被人看見嗎？另一方面是如批評家陳福民所反思的：“我對後現代知識條件下無限增殖和日益繁複的寫作並不能完全信任。直觀地說，真的有必要寫那麽多嗎？人們對自己不辭辛勞製造的那些文字，真的有信心嗎？無論是虛構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我覺得在言說的意義上大抵都流於無內容的重複。”
每天糾結於“有必要寫嗎”和“我能寫好嗎”的衝突中，致使我產量銳減。我圍繞著一個話題 “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文學”，為什麽會提出這個命題，是因為我覺得文學和時代的關聯越來越弱，我們每個人都切身感受到紛繁的變化，想在時代的車輪裡，找到自己來時的軌跡和前進的方向，可是當下大部分文學作品並沒有起到指引作用，既沒有讓我們看清來路、去路，也很難讓我們感同身受，時代卻成了文學失去影響力的替罪羊。
對於讀者來講，除了吸引人的故事以外，他們更多是想要與人物建立一種認同感，通過他人的經歷，調動想象力，勾連自身，用自己雜亂、破碎的經驗來對照文本所提供的經驗，或質疑、或反思、或驗證、或進一步表達。[1]經驗背後，其實是一種時代下共同的情感的聯結。
但文學裡生產的是什麽？是極端情景，凶殺案、拐賣兒童、吸毒販毒、地球毀滅、工廠事故，這些極端情節來源於新聞報導和電影，曾經有個文學比賽參賽的35篇作品，三分之二的作品裡出現了死亡，堪稱“血債累累”，死亡作為一種陌生經驗，其強烈的刺激性確實可以震撼讀者，但不斷重複也會讓讀者感到麻木。[2]
用極端事件推動敘事和點燃情緒，將生活的可能性簡化為幾種極端行為，是當下創作的普遍問題。還有大量不健全的人物形象，使之成為一種符號，[3]我們想要在文學裡看到一個站在陽光底下有著複雜感情和生動生活的正常人是如此困難。最後都指向了人的絕對孤獨，溝通無力，愛無能。一些當下的文學創作不光缺乏反省的力量，還把現實中人可能有的廣闊道路，和被現實救贖的可能給寫死了。
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揭曉以後，我有朋友曬出一櫃他收集的歷屆獲獎作品。我也曾親眼看見一位老大爺拿著手抄的茅獎獲獎名單在新華書店裡尋找。有資深的文學從業者說，看了這麽多茅獎作品的人是被毀了。他可能對文學持有更高的標準，但也隱約透露出對於當下文學創作的失望。可那些尋常的百姓，那些依然對中國當代文學懷有期待的人，我們怎麽做才能不讓他們失望？
不光文學創作，我們的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今天很難通過閱讀一本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著作，來理解我們的時代。”連文學研究者自己都更願意從哲學、歷史著作裡找尋答案，由此導致現當代文學研究非常明顯的邊緣化趨勢。[4]
我希望在重新建立文學和時代的關係上做出努力。這些年我一直在做新媒體時代的文學觀察，從2001年開始寫作至今，我算是傳統媒介、網絡媒介、新媒體演變的見證者、參與者。我沒事就刷刷豆瓣、抖音、快手、小紅書、毒等新媒體平台，它們太有意思了，每個平台都是一個自成體系的社會，有階層有鄙視鏈，有秩序和對秩序的突破，有無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鮮活地折射出當下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聽到《野狼disco》時深受感動，當代東北的生動畫面立刻在眼前浮現。有人責怪是它們分走了文學的注意力，但它們又很“文學”，那些打動人心的產品文案，不是文學的一種嗎？小紅書上“千萬千萬不要買XXX，因為太好用了！”就用了先抑後揚的寫作手法。抖音上那些精心編織的起承轉合，不是虛構的一種嗎？香水評測對於味道所觸發的一段場景極其細致、華麗的描繪，都借鑒了文學的精髓，打動人心。
我一直尋求在學術和傳播之間的平衡，學術不應該是學術刊物、學術出版、學術會議的“專利”，不應該是自說自話，它應思考如何走向大眾的問題，重新建立一種“公共性”。實際上讀者對學術的熱情越來越高，“甲骨文”叢書吸引了一批中產階級閱聽人，想要打破學術和通俗的界限。我們的學者是否也應該思考如何用一套“普及性”的語言把事情講明白，以及如何更加敏銳於當下的諸種變化。
雖然我的興趣點廣泛，但更關注於如何透過對文學的研究，來理解當代中國的整體性，以及文學在介入和推動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中發揮的作用。[5]所以我寫作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著考察所研究對象如何介入時代的問題意識驅使。而這種問題意識的建立需要更廣闊的視野，及對當下變化的深刻把握，我還需繼續努力。
我小時候夢想過許多職業，律師、記者、服裝設計師，都是雷厲風行的角色。後來十幾歲成了作家，包裹著文藝氣息，二十幾歲誤打誤撞做了學術，不得不變得理性、嚴謹，但有時那個敏感的自我會跳出來搗亂。
剛開始做學術的日子，我會經過國貿，面對著燈紅酒綠、高樓大廈，我總是產生懷疑，我不是應該屬於這裡嗎？穿著高跟鞋，像個女強人一樣奮鬥。
可惜我並沒有雞湯文學主人公那般雄心壯志，發誓站上國貿之巔。
後來，我就不去國貿了。
也就漸漸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早晨七點起床，八點讀書，中午簡單午休，繼續讀書，晚飯後陪父親去公園散步，回來接著讀書，一直到半夜十二點入睡。全年無休，沒有節假日的概念，除夕那天，幾個小夥伴開玩笑不讀書做什麽？難道看春節晚會嗎？
雖然沒能成為職場女強人，也不算一個合格的讀書人（因為我的頸椎沒出現問題），但從事學術的樂趣在於，它可以推動我不斷去思考，去解決自己的困惑，去見識不同人的思想，反省自己的武斷與淺薄。
至於以後還會不會寫小說，我也不知道。
注：
[1] 張定浩：《論經驗》，《職業和業餘的小說家》，山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2] 唐山：《網友抱怨“讀不懂”， “文學格鬥”是誰的勝利》,《北京青年報》，2018年12月21日。
[3] 張定浩：《路內與虛構》，《上海文化》，2014年第3期。
[4] 黃平：《當代文學史寫作的六個難題》，《當代文壇》，2019年4期。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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