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 方園婧 柯曉斌
撰寫 | 方園婧
編輯 | 文姝琪
戴威變了，以往的他面對負面輿論時選擇沉默和回避，但現在他開始頻繁地發內部信。
最新的內部信發布於申請退還押金的人數超過1000萬之後，戴威承認自己存在判斷失誤問題，“由於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沒能夠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做出正確的判斷，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負著巨大的現金流壓力。”
但戴威還是希望能夠挽回些什麽，“不逃避，勇敢活下去，為我們欠著的每一分錢負責，為每一個支持過我們的用戶負責！”
隨著ofo的危機，當下的局面幾乎完全在戴威的掌控之外了，這個年輕的創始人開始計劃作出一些改變，首先是改變他在員工和公眾眼中的形象。
“ofo不會倒閉，但是其他都有可能。”在11月發完工資後的一周，已停滯數月的ofo員工大會重新被召開。那段時間見過戴威的老員工說，戴威看起來略顯疲憊，也遠沒有從前那個驕傲勁兒了。
ofo能否熬過冬天，這個關乎共享單車行業最後命運的話題一直在撩撥著互聯網、創投行業、媒體以及ofo所有用戶的神經。
在ofo並購被擱置的這幾個月，戴威一直在忙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強撐著熬過去。在他11月的朋友圈裡，充斥著ofo的各種合作新聞，比如與運營商一起，通過服務置換聯合推出年卡的活動。他在拚盡一切得為ofo找到新的資金來源，哪怕只是一些簡單的市場合作。
上市也是一種出路。根據《財經》報導，ofo創始團隊在求助政府官員，謀求上市的機會。此外，戴威還宣稱已經有部分供應商答應債轉股，解決了一部分的資金困難。
STO也被戴威考慮過，他希望通過這個方式能為ofo募得資金。
STO（Security Token Offer）是一種以token為載體的證券發行，通過非公開募集和公開募集來對外進行融資，可以將現實中已經存在的金融資產或權益進行代幣化，例如公司股權、債權、知識產權、信託份額或黃金珠寶等實物資產，都可以轉變為鏈上的數字資產。
但這些辦法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目前國內還沒有哪一家公司成功申請STO，行業都還處於探索階段，申請STO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充沛的資金，這對ofo來說並不現實。”一位近期接觸過戴威的人士指出。
2018年的ofo沒有太平日子，每個負面新聞的曝出都讓人倒計ofo的死期。
ofo已經處於極度缺錢的狀態：ofo曾上線與PPmoney的合作活動，引導用戶將其99元押金更新為特定資產，並從中賺取導流費，活動在媒體報導後很快被叫停；職人社創始人爆料ofo欠其6.5萬元獵頭費，ofo無力償還並提出折算為廣告費抵債；拖欠物流公司811萬服務費，拖到北京海澱法院下出判決書……
但這些在戴威的口中，歸咎於因為沒有及時探索廣告變現。言下之意是，如果早一些廣告變現，ofo的結局未必會是現在如此。他還計劃未來做更多細分的app，來實現多元化的發展。
聽完戴威的種種計劃，張恆（化名）意識到這家公司與他最初想做的小黃車已大相徑庭。
張恆是ofo的老員工，於2016年底入職ofo。11月的員工大會戴威顯示了自己的決心，包括越來越激烈的商業化手段，而張恆覺得變味了，他也不知道戴威在堅持什麽，作為員工的他只想要一個結局。
“難道他沒有想過共享單車的商業模型本來就不能持續嗎？為什麽不在合適的時候選擇把ofo交給其他人呢？”11月的大會仍然沒讓他等來滿意的結局，張恆決定離開。
“戴威只想ofo死在自己手裡，但我們覺得如果把ofo交給滴滴，或許這個事兒還能繼續做下去，為什麽要強撐？”這幾乎是每一個沒有等到結局就離開的ofo員工，到現在都一直縈繞在心頭的疑問。
甚至在聯合創始人裡，也傳出了和戴威意見相反的聲音。某位聯合創始人私下透露，自己的意見一直在董事會中被戴威“代表”了，也許一開始不直接做海外市場，ofo的結局還會不一樣。
眾叛親離，資金耗盡，債務高築，戴威還在堅持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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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談論ofo的近況時候，開始莫名地用一種慈悲地心態看著這個年輕的創始人，他們覺得這場鬧劇歸咎於他的年輕、懵懂、而不善於和資本博弈。
戴威確實年輕，但並不懵懂。
1991年，戴威出生於安徽淮南。
這個90後家境優渥，學生時代又走上了典型的精英路線。父親戴和銀當時是中國中鐵執行董事、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董事，做過青藏鐵路的工程指揮。2009年，戴威考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先後擔任光華管理學院學生會主席和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
他當選學生會主席的過程充滿了爭議，但無礙於他還是非常熟悉學生會的那一套待人之道。
在老員工秦淮（化名）眼裡，他本是一個很親和的人，很好說話。ofo剛創辦的時期，團隊不超過10個人——彼時的氛圍與其說是公司，不如更像一個學生社團。每周戴威會帶著大家一起喝酒擼串，就在學校附近，幾個老朋友，花一兩百塊錢，每次總要盡興而歸。
ofo最早期的大部分員工都是戴威的師兄弟、舍友以及在學生會時的同學，ofo的喝酒文化也是從學生會時就沿用過來的，隔三差五喝酒聊天聯絡感情，戴威也習慣於用這個方式維護和最早期的骨乾成員們之間的關係。
戴威聰明而克制。哪怕酒量一般，但喝多了不亂說話，也幾乎不在酒桌談公事。
他善於煽動情緒。北大學生會主席的經歷和光環，也給戴威帶去了事業最初的合作夥伴。戴威說服力很強，而說服人要從對方的需求出發，找到打動人心的一點，他深諳此道。
在他的孩童時期，麥當勞還是稀缺品，在淮南看到的第一家麥當勞曾讓他印象深刻。直到成年後，他去往北京，再到國外，才發現這個黃色的M標誌到處都是。後來，在國外的戴威只要看到麥當勞，就會產生一股熟悉和親切感。
這個故事後來被戴威包裝加工並反覆兜售，很多戴威直接面試過的高管都聽過這個故事，最後成了“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這句標語的由來。2018年年初，ofo甚至推出過同名主題曲，推廣自己的價值觀。
《人生不是一場馬拉松》，這個日本勵志廣告打動過戴威，戴威又用它打動了後來的合夥人楊品傑。這個廣告的奧義是告訴你人生並沒有同一個終點，有的人去結婚，有的人去養貓，能夠實現價值的方式多種多樣。看完這個廣告後，楊品傑“被戳中了點”，加入了ofo。
戴威也不是完全不懂得商業。
ofo並不是戴威的第一個創業項目。在創辦ofo之前，戴威還嘗試了一個學生氣質濃厚的創業項目，大致是把學校周邊咖啡館夜間的運營時段承包下來，辦了一個可以“刷夜”的咖啡館，方便北大學生在趕考之前在咖啡館裡考前突擊。啟動資金是戴威從家裡拿的，運營效果還不錯，後來因為咖啡館被老闆關閉，項目不得不終止運營。
ofo最早做的是騎行，最初也是基於戴威個人愛好誕生的產品，但這個需求太小眾，如果不是在維獵資本的師兄支持了一把，可能這個項目在誕生的最初就夭折了。
但家境優渥的戴威似乎現金流的重要性沒太大概念。在账戶只有100萬元的時候，戴威想到的並不是提高效率，開源節流，反而是瘋狂地燒錢補貼，給每個用戶贈送脈動。他天真的認為，把規模做到了，就理所應當能拿到下一筆融資。
最後的結果是，在公司账面只剩下400元，難以為繼的時候，也沒有任何投資人願意垂青這個項目。
直到經過幾次轉型，最終成為校園共享單車模式後，ofo才陸續有一些小額的融資進账，但這對於共享單車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雖然年輕，但無所畏懼，戴威身上還是透露著些許恨勁和果敢的，這些特質如果放在一個已經成功運作上市公司的創始人身上或許是加分項，但在現在的戴威身上卻成了致命弱點。
一旦看到了錨點就敢想敢做，勁兒上來的時候，不計成本，不計後果。初見業務量起步後，戴威先後找維獵資本的師兄借了200至300萬，又從其他管道借了接近300萬，背著600萬的債務，ofo得以走出北大，進入到北京的其他高校。
很難說這600萬的債務有沒有讓戴威焦慮過，至少員工沒有看到過他的焦慮。在員工們眼裡，“強大的心髒”也是戴威最大的優點。直至如今，ofo面臨著內憂外患，但在戴威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他更加克制了，早睡早起多鍛煉，比以前規律多了”，秦淮回憶。
所幸這600萬債務並沒有背很久。2016年1月的一天，當ofo已經覆蓋到五個高校，日訂單量達到近兩萬時，客服姑娘遞給了戴威一條金沙江約見的字條。
直到這時，戴威才算真正敲開了資本的大門。
但當時的戴威並看不清楚，門背後站著的人到底是誰，是野蠻人，還是帶著橄欖枝的善人。而走進這扇門到底意味著什麽。他截止到目前的人生經驗，在學生會裡的那些觥籌交錯，已經不足以讓他應對接下來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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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當時23歲的戴威重新選擇，也許從一開始就不會選擇朱嘯虎。但從當時的局勢看，接受金沙江和滴滴，又是對ofo最有利的選擇。
當時的畫面已經被描寫過很多次了——2016年1月，從金沙江創投的辦公室出來以後，戴威和另一個聯合創始人張巳丁沒有交談，而是在國貿三期地下一層的圍欄邊搜索了“朱嘯虎”和“金沙江創投”。當他們確認剛才對他們提出一連串質疑問題的人，就是滴滴的早期投資人，戴威和張巳丁接受了這筆投資。
被當成是“下一個滴滴”讓戴威感覺良好。朱嘯虎也盡職盡責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積極幫戴威做說客，並拉攏到王剛、真格基金，給ofo增加了彈藥，此外，還多次對外承擔ofo首席發言人的角色，鼓吹共享單車的風口到來。
朱嘯虎與他創造的風口終於還是攪動了創投圈。彼時，幾乎每個投資機構都會看一看共享單車的項目，ofo和摩拜的份額基本靠搶，如果機構的決策者沒有及時趕到北京，那就根本分不到額度。
剛出校園的戴威，在兩年時間裡坐了第一次過山車——當然這比他此後的經歷也算不上非常驚險。戴威從負債累累，轉變到一堆機構追著給錢，再到搭上滴滴金沙江的高速火箭，他有些懵了。
戴威利用與投資人打交道的機會迅速讓自己融入這個圈子。2016年底，某次和投資人開完會回來，戴威拉著創始團隊的人談了一周的“引爆、規模效應、爆炸效應、佔領用戶心智”……
在此之前，秦淮沒有聽他這麽說過，他聽著這些高深的理論，覺得“老戴創業了果然還是和不一樣了，淨整些高級詞匯。”
作為一個剛出校園的90後，在這些商業和資本市場裡久經沙場的老手面前，戴威盡力得把自己扮演得穩重、成熟，並且保證自己獨立的決策權。
謹慎和獨立，但又缺乏經驗。讓他在ofo早期錯失了一個關鍵的機會。在另一個ofo早期員工的說法中，後來他們複盤，如果當時戴威接受投資人的意見，及時讓小黃車進入城市擴張，也許就沒有後來和摩拜膠著的競爭了。
曾主導投資滴滴的騰訊投資合夥人夏蕘有意投資ofo，當時他勸說ofo入城，但被戴威一口回絕。戴威認為騰訊心不誠，對ofo還有太多顧慮。適逢當時經緯也在追著投資ofo，戴威有些飄飄然，最後的結論是，“要不然騰訊C輪再投吧，讓經緯先進我們的B輪。”
一個月後，騰訊參與了摩拜的C輪投資。而錯過了進城的最佳時機，是戴威2016年最遺憾的事情。他後來反省，自己還停留在舒適區，認為“校園是ofo最擅長的地方，如果兩年時間能把2000個大學做完就不錯了。”
這讓戴威想起了自己看球的心得，“要是有個隊得了點球卻沒罰進，多半會被對手進球反超——給了你這樣的機會你都沒抓住。創業也一樣，在機會面前要謹慎冷靜，但更要篤定地去把握機會。”
戴威為此很是懊悔，這也讓他更加在乎此後朱嘯虎和程維等人提供的建議。
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戴威都把程維當作自己的兄長，就跟那些聯合創始人把戴威當作自己的大哥一樣，互相稱兄道弟。兩個人見面，戴威經常在程維辦公室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戴威覺得自己遇到了導師和知己，他認為自己與程維很多理念一致，包括要快速融資，而不要過於糾結股權和估值——不僅理念很像，在戴威眼裡，ofo與滴滴也很像。
在正式決裂之前，戴威曾每逢採訪都要誇一遍程維，並表示程維在戰術和打法上給予自己很多有用的建議。
這確是兩家成長路徑極為類似的公司。它們誕生在同樣的出行領域，有著高度重合的早期投資人王剛、金沙江創投以及中信，從誕生的初期，兩者都放眼全球，一個要“做全球最大的出行平台”，一個要“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此外，滴滴和ofo都在一年內進行多次資金規模龐大的融資，市值增長速度驚人。
從發展的路徑來看，他們都有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快的和摩拜。不同的是，滴滴已經順利地完成了與快的、Uber的合並，讓投資人們收獲了豐碩的成果。
的確，ofo被整個投資行業視為“第二個滴滴”。投資人們希望複製滴滴的路徑，快速高效地融資，做多用戶和交易量，提升規模並在合適的時機並購市場上的競爭者，最終達到壟斷上市的結局。
但你會發現，程維幾乎很少對外談到他對戴威的看法。
或許，在程維的眼裡，ofo和滴滴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家公司，ofo所做的只是滴滴平台眾多業務之一，而眼下這個比自己小了八歲的年輕人，和自己也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
八年時間，也正好是程維在阿里中供鐵軍摸爬滾打的時間。戴威和程維之間的差距又何止八年。
程維出生在江西上饒，在讀大學以前從未離開過生養他的小鎮，去一線城市打拚是他唯一的目標和夢想。
因此，儘管因為高考失利分數不盡如人意，他寧願在北京化工大學選擇一個偏門的行政管理專業，也不考慮其他城市。畢業後，他賣過保險，誤打誤撞進過足療店做經理，一年能換六七份工作，直到最後進入了阿里，成為“中供鐵軍”的一員。
那是馬雲最欣賞的團隊，也是傳承了早期阿里巴巴精神最重要的銷售團隊。這是一個挑戰“不可能”的隊伍，被稱為阿里的現金奶牛，除了程維還有一連串後來響當當的名字，乾嘉偉、陸兆禧、呂廣渝、王剛等等。
這都是戴威從未有過的體驗。相比之下，戴威出身政治家庭，衣食無憂，自己又是名校出身，還做了北大的學生會主席。走上這個位置的人，如果以後想要從政，歷來前途無量。
嚴格意義上來說，戴威和所有聯合創始人們都沒上過一天班。
在外人眼裡，戴威與程維也沒有太多共同點。
“一個含著金鑰匙出生，一個是小鎮青年鳳凰男；一個沒上過一天班，一個幹了八年的阿里中供鐵軍，他們哪裡一樣了？他們哪裡都不一樣”，一位在ofo早期團隊的高層如此評價，“戴威把程維看作兄弟，程維隻把和戴威的關係看作父子。”
從2016年9月開始至2017年7月，ofo接連接受了三輪來自滴滴參與的投資，滴滴在ofo的佔股比例不斷攀升至30%以上，當然，ofo的估值也在不斷翻升。
ofo徹底變了，變得更大，變成了和摩拜不相上下的共享單車巨頭。在這資本追逐著的風暴中心，戴威也變了，這種改變來得身不由己，甚至自己無法察覺。
3
戴威變得激進了。
2016年冬天，戰事變得洶湧。戴威每次和投資人們開完會回來，就會制定一批新的KPI和方向，一次比一次激進。
早期的ofo員工和界面新聞記者表示，他們甚至懷疑戴威與投資人簽了對賭協定，需要他們盡早拿到市場份額第一。
這個冬天，不顧寒冷的氣象會讓自行車用戶變少，戴威指示下屬進行大範圍的廣告投放，面對下屬的質疑和問題，戴威的回答是“別管這些”和“沒有預算”（指的是沒有預算上限）。
截止2016年底，ofo已經先後拿到近兩億美元的融資，摩拜所拿到的融資規模也和ofo不相上下。
所有人都開始拚命花錢，不管是硬體部門還是市場部門，投資機構的瘋狂和戴威的表現給了員工們底氣。“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別管花多少錢，肯定有新的錢進來，那麽多投資人在背後，不能不花錢，不能搶不到市場份額。”秦淮表示。
秦淮回憶，從2016年底至2017年，僅花在市場推廣的費用就在數億元。“花了錢以後效果自然是很顯著。”秦淮表示，在數據上ofo確實一度超越了摩拜在市場規模上居於首位，但這個位置是否需要花錢來維持，要花多少錢繼續維持，忙著向前衝的大家沒有人再問過一句。
“我們都是學生，之前也沒見過那麽多錢，一開始對於花錢都是不敢的，到底要怎麽花錢，怎麽花錢才有數，沒有概念。”和戴威一起創業的合夥人們，那些室友、師兄弟和朋友，其實都沒有太多工作經驗，對於怎樣有效率地花掉這麽多錢，他們並沒有太多概念。
那段時間也是ofo的員工過得最開心的一段時間。2017年初的ofo年會，戴威送給一位老員工一輛50萬元上下的牧馬人。這場年會有3000餘人，幾乎每個人都拿到了獎勵，筆電電腦是常見的獎勵禮物。
此後一年，接二連三地有新的高管入駐ofo，整個ofo也從原來的酒店公寓搬到了理想國際大廈辦公，這個曾經入駐過新浪和百度的中關村A級辦公大樓。
而在其他時候，戴威又變得更加沉默。
他的沉默讓員工猜不透他的想法，一個反饋提過去，常常像一拳打在沙包上。通常情況是“讓我想想”，或者微笑點頭，然後便沒有下文。
即使是高層也明確的感受到，戴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與他意見相左，他不說話，只是不想當面與你反駁。
91年的戴威還沒有成熟到完全一個人能拿主意的時候。ofo的增長速度太快了，它要面臨的市場複雜性與不確定性，讓戴威在不斷地否定自我和謹慎選擇中搖擺不定。
“朝令夕改”變成了常態。這表現在，對於公司的決策上，戴威常常是前幾天想好了要做某個項目，過幾天又說要做一個別的。有一次某產品負責人找到戴威想要提案一個新項目，但實際上企業內部已經有另一個項目組在運營該項目了，戴威也不知情，就認可了這個負責人來領頭。
沒幾天，之前在運作的項目組聽說了這件事，又跑去找戴威理論，這時候戴威就輕描淡寫地回復，“那你們就繼續負責吧。”
人員的職責也不停地在變，甚至是聯合創始人。薛鼎、楊品傑、張巳丁和於信，都被調離過不同的崗位。
管理是戴威唯一自己承認過的弱點。“我並不認為在個人能力、做事能力上甚至融資能力上有問題,如果一定說有問題,那就是在管理上。”在後來，這也成為了他和滴滴交惡的關鍵點之一。
時間撥到2017年7月，ofo已經進行了7億美元巨額的E輪融資。程維在此時提醒戴威，這個級別的融資以後一定要引入國際資本，一方面有利於未來上市，另一方面只有這一類資本規模足夠龐大能夠繼續為ofo注入充沛的資金。
滴滴也是這麽做的。滴滴在D輪融資後引入了DST和淡馬錫，和快的合並後接受了來自coatue management、蘋果和軟銀的投資，股東多元，實力強大。
在這個時間節點下，程維介紹了孫正義給戴威認識。程維告訴戴威，如果軟銀能夠投資ofo，ofo可以更快地結束這場單車大戰，在和摩拜的競爭中取得絕對性的優勢。
戴威也的確見到了孫正義。一位接近當時事件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孫正義當場就簽了投資意向書，但是這個投資意向書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在11月份之前，ofo要達成3000萬日單量的成績。
此行讓戴威信心大增，並對程維更加言聽計從。
為了能夠盡快達成的和軟銀之間3000萬日單量的約定，滴滴方面給戴威的建議是：燒錢，提高投放量。“他們讓我們隻管大量弄車，做市場。”一位前ofo市場方面有關員工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在滴滴的建議下，ofo又進行了一次非常瘋狂地投放和擴張。
瘋狂到什麽程度？ofo花了2000萬元給一個衛星冠名，1000萬元請鹿晗做代言人，甚至給一家媒體做了一年3000萬元的廣告投放。那是ofo最不差錢的時候，小黃車的廣告幾乎席卷了北上廣的地鐵站和公車站牌。
騎行的費用方面，為了和摩拜能夠盡快地分出高下，ofo先後推出了1元月卡等優惠，甚至可以讓用戶免費騎車，率先掀起了價格戰。
錢被燒得很快，而在ofo所描述的立場中，程維也為滴滴留了後手。
儘管軟銀已經簽了投資協定，但按照慣例，新的投資協定需要所有的股東核對過新的條款再一一簽字，但當投資協定到了滴滴手上，這一筆卻遲遲不簽。
一開始滴滴給的回應是，要下放高管到ofo，幫助其理順公司的管理和業務。理由是目前傳出不少ofo腐敗的消息，一旦國際資本進入，對公司內部的管理就會有更高的要求。滴滴有並購過國際企業的經驗，在這方面能夠幫助戴威。
2017年上半年開始，ofo內部貪腐的情況確實也被先後曝光。當時的ofo人數已經增長到數千人，每天都有無數新的項目正在同時進行，管理經驗不足的戴威已感到有些許吃力。
一位ofo的老員工曾經在BAT工作，剛來ofo的時候，他被報銷和申請預算的“極簡”流程所震驚。
一般申請預算買車或者做市場活動，都需要層層報批，但在ofo這個層級特別簡單，那段時間打款也很快，報銷毫無難度。這位老員工只能覺得，可能是因為ofo的管理層都是學生，還不懂這些流程和制度的重要性。
流程的不完善催生了巨大的灰色空間。有的城市主管用自己的朋友做供應商，把破車重組當作新車採購進來收取回扣。
據一位ofo高管層內部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滴滴當時給出的建議是派駐高管來ofo，幫助ofo跑通工作的流程制度，管理貪腐，幫助ofo能夠以更健康的制度，更好的成績，來贏得軟銀的巨額投資。
戴威答應了滴滴的要求。2017年7月，滴滴系三位高管進駐ofo，原滴滴品質出行事業群總經理付強出任ofo執行總裁，原滴滴開放平台負責人南山和滴滴財務總監Leslie Liu將分管ofo的市場和財務部門。
在三個重要的位置上，滴滴已緊緊地勒住了ofo的咽喉。
滴滴高層們的空降讓原來的團隊感到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他們的感知要比戴威還要早一些。
“不可否認地是，付強他們加入以後確實加強了公司的各種流程和制度，變得更規範了，但是很多業務的進展也變得非常困難。”ofo的早期員工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漸漸地，戴威感覺到自己開始被架空。新的出行項目遭到滴滴的強烈反對，ofo的財政大權也被滴滴牢牢鉗製，付強還帶來了一些滴滴的員工安插在公司的一些具體運營部門上。為了軟銀的錢能到账，戴威忍了。
但到了11月，滴滴還是沒有在投資協定上簽字，只要有一個股東沒有認可這個協定，新的融資就不會進來。滴滴給出了第二個方案，要高管的人事任免權。
此時，戴威才徹底意識到了自己的天真大意。他的底線被挑戰了，滴滴此舉，在他看來是要吃掉ofo。
滴滴並不承認所謂“程維的後手”，對具體情況也未有回應。但無論如何，對於ofo來說，最寶貴的時機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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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全面陷入被動，戴威要擺脫滴滴的動作則更加主動。
2017年中的大規模投放和擴張已經結束，許多供應商等待結貨款，沒有新的融資意味著現金流迅速吃緊。
在ofo的人看來，他們陷入了一個滴滴做好的局：“我們後來一致認為，滴滴一定是在一開始就計劃好吃空ofo的資金鏈，這樣ofo就被動了，有利於後面滴滴佔據主動優勢，甚至壓價。更陰暗一點的想法是，或許一開始就沒有孫正義真的要投資ofo這回事，這不過是滴滴做的一個局。”
但滴滴一口否決了這個說法，滴滴表示是因為軟銀做了盡調後決定放棄投資ofo。
這筆“薛定諤”的軟銀投資，讓ofo陷入了被動的局面，也讓戴威對滴滴的態度徹底轉變。
為了爭取軟銀的投資，戴威曾三次自己飛到美國去找孫正義，希望避開滴滴的交流，軟銀可以投資自己，但軟銀的決定並沒有因為戴威的個人意志為轉移。
ofo缺錢了，戴威也隨即做出調整。2017年9月開始，ofo就開始停止盲目擴張和投放，希望能夠節約成本，主要體現在所有的KPI上面。
此時距離上一輪大範圍的投放還不到一年時間。很多預算都批不下來了，公關部門幾乎沒有預算，很多成本部門也基本上寸步難行——特別是那些擴張時期新增的成本部門，忽然就沒有事情做了。
同一時間，行業內鼓吹共享單車合並的輿論也適時蔓延開來。最早給戴威拋出橄欖枝的朱嘯虎，開始在各個公開論壇鼓吹共享單車只有合並才能夠盈利的論斷。
早先他可不是這樣說的，“90天共享單車的戰爭就會結束”也曾是朱嘯虎在此行業的名言。
戴威也開始頻繁約見同行，無論是摩拜還是小藍單車，基本上能談的都談過了。
根據財經此前的報導，當時在美團收購摩拜之前，滴滴也曾提供給摩拜一個方案，就是與ofo合並。但滴滴提出的要求是擁有合並後公司的絕對控制權，並讓ofo的創始團隊出局。
這件事情完全觸犯了戴威的底線。
“你要知道，收購和被吃掉是兩回事，如果是滴滴真的要收購我們，創始團隊是可以套現走人的，但吃掉ofo就不一樣了，是要ofo原來這批人直接出局滾蛋。”一位ofo核心成員告訴界面新聞，“從那一刻開始，戴威才真的意識到要絕對掌握對ofo的控制權。”
戴威和滴滴的完全決裂，來自於2017年11月戴威直接對付強直接發飆，“滴滴的人都給我離開ofo。”
整個在辦公室的人都聽見了。讓當時在場的ofo員工覺得更可怕的是，第二天很多他們以為與滴滴無關的同事，也都像約好了一樣沒有出現。
“他們的咖啡都還在桌子上，隻喝了一半，用過的口紅還放在原處，可能昨天還在和你匯報工作，今天就直接人間蒸發了。”整個辦公室突然間蔓延著一種詭異的氣氛，這個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公司，大部分員工都沒有遇見過這樣的情況。
但問題是，“失蹤”的這些同事裡，有一部分人是ofo通過社會招聘找到的滴滴前員工，還有不少人此前並沒有談到過自己有在滴滴工作的經驗，但“後來你發現，原來這些人都跟著滴滴那些長官們去三亞休假了，也許人家背後有個群，老闆都走了，群裡喊一聲，大家就都不來了。”
更糟糕的是，ofo的各個城市負責人和關鍵崗位的負責人開始接二連三地收到電話，內容都一樣，“你原來的工資多少，給你兩倍來滴滴吧。”
同月份，ofo挪用押金的資訊被媒體曝光，爆料人仔細地交代了ofo的資金鏈狀況，其中包括ofo用了超過30億元的押金支付供應鏈欠款，以及截止12月1日，ofo的账面現金僅剩3.5億元。
次月，滴滴宣布收購小藍單車，同時滴滴自有共享單車品牌“青桔”在成都上線，以及滴滴共享單車平台也同時上線。
對於ofo的人來說，滴滴的做法是“吃相難看”；但滴滴的說辭是，ofo主動趕走滴滴的高管撕破臉在先。但無論如何，此前在競業協定中互相承諾的不干涉對方市場這件事情，已經完全被撕毀了。
戴威被徹底激怒了。2017年底，就在合並輿論鬧得正凶之時，戴威開始頻繁去杭州出差，主要是去見一個人，就是螞蟻金服的CEO井賢棟。
“把阿里引入，是老戴當時能夠想到的最有利於自己的籌碼了。”早期員工張恆表示。
螞蟻金服曾在2017年4月投資過ofo，但雙方的合作也不甚愉快。螞蟻金服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ofo在多個城市的交易量來激活支付寶的管道下沉範圍，但由於支付寶內可以直接實現ofo的掃碼騎車，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ofo自身的流量。
但面對滴滴的咄咄逼人，戴威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了，只有阿里有出手拯救ofo的理由。一方面，阿里不希望自己的話語權被過分削弱，一方面對於滴滴和快的最後的合並結局，阿里一直耿耿於懷。
“滴滴和快的當時的數據應該是5:5，但滴滴一直聲稱自己的數據佔絕對優勢，直到最後合並了，才發現真實數據不是這樣。”一位阿里內部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同時，螞蟻金服在2017年底投資了哈羅單車。哈羅采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在二三線城市數據飛漲。但在2017年9月，北京宣布暫停共享單車新增投放，這意味著，如果哈羅單車想進入一線城市，必須找到已經在一線城市有投放量的共享單車合作。ofo，是最佳的合作夥伴。
“阿里和騰訊當年對待滴滴合並，是自己的業務擴張需要，但並不是主動需要做這一項業務。但滴滴不一樣，共享單車本身就是出行的重要一環，滴滴不可能自己不做，而且以滴滴的意志，必須完全由自己主導。”ofo一位核心高層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阿里巴巴和戴威雙方存在共同利益，促使戴威增加了巨大的信心。於是阿里巴巴在2017年12月出手1.2億美金買了朱嘯虎手中的老股。見合並無望，朱嘯虎也欣然接受了這個當時看起來收益最大的退出方案。
但滴滴不會輕易放入這樣一個龐大的競爭者進入出行行業。根據36氪報導，當時滴滴出資0.27億美金也買了一定數量的朱嘯虎股份，主要是為了讓朱嘯虎手中的一票否決權不要落入阿里巴巴的手裡。
為了爭奪更多的資金籌碼和滴滴博弈，戴威不惜通過動產抵押方式，先後兩次將其資產共享單車作為抵押物，換取了阿里巴巴共計17.7億元人民幣的融資，折合美元約2.8億。
緊接著，阿里巴巴領投了ofo E2-1輪融資8.66億美元，跟投的股東裡面不再出現滴滴。此次融資後，ofo的董事會中共9席，創始團隊5席，滴滴2席，螞蟻金服1席，其他投資人1席。
2017年4月4日，美團成功收購摩拜的消息彌漫開來，迫使程維又重新和戴威坐下進行了一次談判。
美團上線計程車平台，滴滴上線外賣平台，彼此開始對對方的主營業務領域進行猛烈地攻擊。無論是處於防禦還是進攻，滴滴吞並ofo都是必要之舉——滴滴之前收購的小藍單車市場份額遠不及摩拜，而青桔作為新品牌也沒有在一線城市的投放權。
程維提出了退讓一步的條件，戴威可以留下來，但是要去做單車的出海業務。但戴威當天下午提出的要求是要做ofo的董事長，並且保留創始團隊。彼此之間的要求差異過高，戴威摔門而去。
在這次談判之前，戴威接受採訪時候曾坦言，人不能太軸，合並也並非不能考慮。但最後人們看到的結果卻完全相反。一位ofo高層的解釋是，“實際上ofo內部從來沒有否認過並購這個選項，但問題在於滴滴給出的方案太讓人難以接受了。”
再後來，事情陷入僵局。由於新的資金一直沒有辦法進來，也無法接受滴滴給出的並購條件，ofo開始先後爆出資金短缺問題：供應商上門討債，用戶發現押金難以提取，裁員開始逐步被執行下去。
那段時間辦公室的人很少見到戴威，實際上他有很長一段時間躲在公司附近的茶樓裡辦公。
討債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有身穿黑衣的討債人，甚至有人推著坐著輪椅的老人就去了辦公室，叫囂著不還錢就睡在那裡。
當時衝在第一線和供應商溝通的都是陳正江。
陳正江被ofo內部員工稱為“老三狗”之一，是除了聯合創始人以外最早跟著戴威來ofo的老員工，負責ofo的供應鏈。他和戴威感情深厚，陳正江也對戴威言聽計從，2017年年會上，陳正江拿到o-hero獎，獎勵期權100萬。
這份對戴威的忠誠還體現在，當戴威深陷債款紛擾時，今年10月22日，ofo運營主體東峽大通（北京）管理谘詢有限公司更換了法人代表，ofo創始人戴威不再擔任該公司的法人代表，由陳正江接替。
儘管談判停滯，但ofo對滴滴依舊有利用價值。然而滴滴今年也處於焦灼的境地，一方面8月份滴滴順風車曝出奸殺案，順風車業務被擱置，同時接受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調查；另一方面，滴滴的巨額虧損也被曝光，新融資一直懸而未決，短期內也無法上市。
今年八月，是戴威和滴滴的最後一次談判。接近當時談判的人表示，今年八月的那次本來雙方已經就估值、控制權等達成共識，並已經進行到現場簽字的階段。
“結果當天滴滴派了一個級別非常低的普通員工來現場代表滴滴，還遲到，到了以後說現在滴滴因為順風車的事情處於內憂外患的階段，無法進行新的收購。”
當時在場的一位核心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實際上滴滴應該是想繼續壓價。隨後有人和界面新聞記者爆料稱，當時8月份曾在網上瘋傳的滴滴投資協定就是最終版本，也確有其事。
談判的另一個參與者阿里也在等待。一位接近阿里的人士表示，阿里一直在等待滴滴新的談判條件。“要麽就是用足夠高，能夠影響到滴滴財務狀況的價格賣掉手裡ofo的股份，要麽就是以足夠低的價格收購ofo然後和哈羅合並，後者給予ofo管理權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一位ofo內部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最後一次談判把ofo徹底丟到了兩個神仙打架的夾縫當中。戴威曾幻想的自己和創始團隊佔有控制權的並購方案一去不複返了，無論在哪一方，結局都是一樣，ofo變成一枚棄子。
無論自己手上的實際股份還有多少，負債累累的戴威已經徹底失去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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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大局後的幾個月，戴威開始多次發布內部信。內容主要是給團隊打氣、以及公布一些新的架構調整。
一位工號個位數的早期成員陳數評價，現在的戴威管理風格比以前成熟了，至少知道需要發內部信讓全部員工知道公司的所思所想。
曾經在ofo最危急的時候，ofo的員工大會被擱置了長達半年之久。即便是在以前，大部分執行層面的員工也不太了解這個公司最近的方向、不理解創始團隊的焦慮，對於ofo的普通員工來說，大部分公司的資訊還是從媒體新聞裡面得知的。
有內部人士和界面新聞記者透露，為了找錢，ofo內部還成立了應急小組，主要職能是還債，後《財經》報導也證實了這個說法，該小組由阿里、滴滴、中信產業基金、DST組成，進行債務重組；不少供應商同意債轉股，這是他們拿回錢的唯一選擇。
有接近該小組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目前大部分債權人已經同意債轉股的方案，但在具體細則上還在博弈，不排除還有可能再進行一次新融資來協調債轉股中間的具體比例關係。
但相比之下，用戶押金是ofo更大的資金缺口。界面新聞曾經報導過，截止今年上半年，ofo的負債裡，有50%以上來自用戶押金。戴威在員工大會和內部信中反覆表示，退押金的周期會被延長，但ofo一定會解決。
陳數在今年秋天離開了ofo，在離開ofo後他見了一次戴威，發現了一些戴威的新變化。
“他開始變得健談了一些，以前給他建議他都不置可否，現在會給你主動談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也會認真的聽你的建議。”
今年3月，ofo早期的投資方經緯中國的創始人張穎和戴威曾有過一次對話，張穎問戴威：夜深人靜獨處的時候，工作上有沒有讓他感到特別焦慮的事情。
戴威回答，公司裡有三千多人，一年內增加了十倍多，怎麽樣讓所有新來的人不忘初心，知道公司從哪裡來，去到哪裡，堅持什麽樣的價值觀，這是他躺在床上會思來想去的問題。
燒錢和背債，戴威都已經經歷過了，當時的他堅信ofo能夠找到買家，就如此時此刻不斷宣言“跪著也要活下去”一般，帶著堂吉柯德式的自信。
三年前，那個未經世事而對未來充滿自信的少年戴威遇到了朱嘯虎。
三年後，戴威依舊自信，只是這一次，資本市場還是局勢都已經變天，不會再有一個朱嘯虎在前方等他。
（文中ofo前員工陳數、張恆、秦淮等應採訪者要求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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