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印”與四庫進呈本真偽之判定

1 何謂四庫進呈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 (1772) 正月初四日，朝廷向全國發出第一道購訪民間圖書的諭旨，廣征天下遺書。三十八年 (1773年) 閏三月，由皇帝直接過問的“欽定四庫全書處”在翰林院設立。各省督撫、鹽政購進、借抄遺書和私家進呈原書總計13501種[1,8,10]，加之《永樂大典》等部分原貯翰林院的皇家藏家和武英殿所刻書，便成為纂修《四庫全書》的原本，統稱為“四庫進呈本”或“四庫采進本”。進呈本中用於謄抄編入《四庫全書》的三千四百餘種，又被習稱為“四庫底本”，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底本又稱副本[2]。

數以萬計的進呈本匯集到北京後，在翰林院進行清點和造檔登記，並統一在每種書的首頁加蓋“翰林院印”左滿文右漢文的朱文關防大印，各省送到的私家藏本還在書衣上加鈐木記一小方，填注“乾隆某年某月某督撫、鹽政某送到某人家藏某書壹部計書若乾本”，以便辦完《四庫全書》後將原書發還。然後由四庫館臣進行分頭審閱和編輯，選定入《四庫全書》者則送往武英殿抄寫。翰林院舊址位於東長安街路南，據乾隆五十年出版的《日下舊聞考》記述，清代翰林院大門朝向北開，大門有三重，第三重稱登瀛門，門內署堂5楹，堂西為讀講廳，東為編檢廳。堂之後為穿堂，左為待詔廳，右為典簿廳，典簿廳掌奏章、文移及吏員、差役的管理事務，並保管圖書。待詔廳掌繕寫、校勘之事，其職掌均與編書有關。再後為後堂，後堂東西屋為藏書庫[3]。

進呈本中的私人藏書部分，依照乾隆帝原意，應在《全書》編完後盡數發還，乾隆帝還在纂修期間多次下旨申明此意並督促辦理，但因為編書、校書、抄書經歷了漫長的十年時間，加之一因底本丟失而時有掉換，據統計有五百多種已非原書;二在編書過程中同時伴有禁書舉動，甚至大興文字獄，使得發還之初衷無法貫徹下去，見於記載被發還的實際只有兩淮390種。所有四庫底本及其它進呈本，在七份《全書》抄畢以後一直奉旨存放於翰林院，庚子之變時因毗鄰使館區而慘遭兵燹，損失殆盡。一萬數千種的四庫進呈本流傳至今的可謂稀若星鳳，有學者曾對存目部分現存的進呈本數量進行統計，所見所知的不過194種，分布在海內外26家收藏部門[4]，而全部四庫進呈本的存世數量大致有三百餘種，仍然是為數甚少，因此每一部保存下來的四庫進呈本都極為珍貴。

2 真偽“翰林院印”

後世判明是否四庫進呈本的主要依據，一是首頁正中上方是否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印;二是封面是否押有進書木記。書經重裝後往往會佚去原封面，致使許多進書木記未能保存下來，“翰林院印”遂成為判斷某書是否為四庫進呈本的唯一標誌。翰林院印的形製，《清史稿·志七十九·輿服三》中有記載:“用清篆文，左為清篆，右為漢篆。…翰林院銀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據清代計量部門折算，清代一工部營造尺約等於32厘米[5]，翰林院關防應是一枚10.3厘米見方的銀製大印。鑒於四庫進呈本的珍貴價值，書商書估們便仿製假印，魚目混珠，以圖謀利。筆者在整理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時，在首葉鈐有“翰林院印”的8部書中便發現了兩部書商作偽者，因特撰此文，希冀對存世四庫進呈本的研究有所裨益。

兩書中一為《李元賓文編》五卷，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提要》雲底本為“兩江總督采進本”，查《四庫采進書目》，隻此一種呈本[6,7]。清華此書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著錄為“明抄本”。二冊一函，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無行格。竹紙。首葉鈐偽造的“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內容照抄庫本，書中遇“玄”、“泫”、“弘”、“胤”諸諱字時避時不避，避則缺末筆。抄工簡陋，字亦粗鄙，且多用簡化字，無論用紙和字體風格，全然不是明抄本風貌。由避諱不嚴可知，此本至少是清末抄本，既是書商有意作偽，抄寫時代甚或更晚。

二為《枝山野記》四卷，《提要》子部小說家類存目題為“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四庫采進書目》記載還有兩江進呈本[7]。清華此書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著錄為“明抄本”。二冊一函，半葉十行，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不等，藍格，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棉紙。書上鈐有“子晉”、“凝暉堂”、“庸庵”等藏章，曾經毛晉、史樹駿、俞鈺、薛福成諸家遞藏。首葉鈐有偽造的“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書中不避清諱，稱“皇明”、“我明”，藍格棉紙及字體風格確是明抄無疑。《枝山野記》世多抄本，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的明抄本就有6家之多，而進呈本見於記載的只有兩種，無疑比普通明抄本引人矚目，因此書商不惜在本就珍貴的明抄本上加蓋仿製的“翰林院印”，借此抬高身價。四庫進呈本的文物價值眾所周知，當年大學士劉統勳在建議朝廷為進呈本加蓋印記時就指出“如此……藏書家仍得全身故物，且有官印押記，為書林增一佳話，寶藏更為珍重”[8,11]，藏家俱是寶愛有加，而此書上“凝暉堂”印記竟與“翰林院印”部分重疊，此舉絕非藏家所為，顯系“凝暉堂”印鈐在先，“翰林院印”又只能居於首頁上端正中，書商無奈只好令其疊鈐在一起。“凝暉堂”為清光緒朝書法家俞鈺的堂號，書商鈐加偽印應在光緒年間以後。

筆者細審比對上述各書的“翰林院印”印記，真假黑白頓時判若分明。真者長寬尺寸均為10.35厘米，外廓寬0.95厘米，因系金屬材質而四邊輪廓清晰;印文方正而嚴整，筆劃筋骨分明;印泥為內府特製，印色朱紅而明淨，均勻並較少走油現象。偽者尺寸為10.9厘米見方，外廓寬1.1厘米，上下略有不均，四角或有缺損;印文略顯模糊，筆劃或有中斷之處;印色渾暗，印泥絮絨紊亂，且走油嚴重。偽印押鈐也如雕版刷印“初”、“後”一樣有所差別，鈐於《枝山野記》者奏刀刻石前磨製平整印面的劃痕尚在，但對比鈐於《李元賓文編》的一方缺損處完全一致，應是同一方偽印。判斷“翰林院印”印記之真偽可以幫助我們從容鑒定是否四庫采進之本[9]，此外目前尚未見有書衣木記作偽之實例。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經部小學類著錄有《華夷譯語》一卷，清抄本，一冊一函。首葉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又鈐“江陰劉氏”、“劉複所藏”等印記，曾經著名文學家劉半農收藏。此書存目所據為《永樂大典》本，《四庫采進書目》未見有進呈本，應是當時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錄出者。然此書風貌絕不似清代中期抄本，抄寫時代應相當晚近，“翰林院印”尺寸為10.9厘米見方，印色淺暗，印文不甚清晰，是又一例作偽以充四庫進呈本者。偽印流傳貽害如此之廣，尚不知各家古籍書目中稱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的，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四庫進呈本!

3 “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

除“翰林院印”大關防外，筆者還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發現一種四庫底本，首葉鈐的是“翰林院典簿廳關防”，而非通常的“翰林院印”。此書為《師友詩傳錄》一卷，一冊一函，清抄本，九行二十一字，朱絲欄，四周雙邊，單魚尾。《四庫采進書目》未著錄，《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類雲為“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書中有館臣的批注刪改，並粘有“分校錢棨改正”朱筆浮簽。經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核對，此本確為四庫底本。這方“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隨意地斜鈐在首葉中間，左滿文右漢文，字體較“翰林院印”瘦勁，朱文，長方形。長9.8厘米，寬6.2厘米，尺寸正合《清史稿·志七十九·輿服三》中所記的“翰林院典簿，…，銅關防，長三寸，闊一寸九分。”

眾所周知，大規模纂修《四庫全書》，最初是從裒輯《永樂大典》中的佚書開始的。大學士劉統勳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上奏中請求把翰林院衙門內迤西房屋一區作為分晰校核《永樂大典》的辦事之所，以為檢查較為近便。並提到分工事項:“…酌派軍機司員作為提調，典簿廳等官作為收掌。”當天乾隆帝批示:“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欽此。”[10]由是可知，在辦理《四庫全書》的初期，典簿廳是翰林院中分司收掌圖書的機構，因此最初收到的進呈本上鈐押的是“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而且鈐印位置比較隨意，尚無定製。同年五月十八日，因擔心進呈本日積日多，如不預定章程，將來歸還時難於分別，劉統勳再次奏請“刊刻木記一小方，印於各書面頁，填注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某省督撫某鹽政某送到某人家所藏某書計若乾本，並押以翰林院印，仍分別造檔存記”，當日乾隆帝批:“依議。”[11]至此，進呈本首頁正中上方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大關防以為標誌，遂成定製。

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別集類著錄《簡齋集》十六卷，為校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時底本，卷九至十二為印本校樣，其余用《四庫全書》稿紙抄寫，此書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提要雲:“第二冊面葉有樊增祥題記雲:‘是書為袁漱六芳英家藏本，卷首有翰林院典籍關防，蓋四庫館中物也。雲門識。’蓋武英殿校印時另繕稿本。故鈐‘翰林院典籍廳關防’，與《四庫》底本所鈐印不同。(《四庫》底本鈐翰林院大方印，此印為長方，僅有一半大。) ”[12]按:書上所鈐長方印應即是“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文中的“篰”字，為“簿”之異體，《日下舊聞考》也記載翰林院中有“典簿、待詔二廳”，王先生誤記為“籍”字，此誤一;王先生以為送交武英殿另行繕寫之書，鈐“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以示與鈐“翰林院印”的四庫底本相區別，而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收藏的《師友詩傳錄》並非《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一種，顯然二印關係並非如王先生所言，此誤二。自《永樂大典》中抄輯出來、被匯刊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諸本，連同早期送到翰林院的四庫采進本被鈐以“典簿廳關防”，至劉統勳奏請改鈐“翰林院印”以編發還原書，這以後到送到翰林院的四庫采進本才被統一鈐上“翰林院印”大關防，這條記載也可為佐證。

關於“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與四庫進呈本的關係，少有學者提及。除以上王重民先生的記載外，另在鄧之誠《骨董瑣記》中也提到:“今習見書有翰林院典籍廳關防及四庫書館收掌圖記，記某人所進書名、撰人，及格式或有刪改，皆庚子之亂散出，即所謂四庫副本。”[13]既是前輩學者曾有經眼，鈐此印之進呈本當不在少數，可見在通常提及的“翰林院印”、進書木記、館臣批改字樣三者以外，還應增加“翰林院典簿廳關防”印一條，作為判定是否四庫進呈本或四庫底本的依據，此印當引起學界重視。

參考文獻

[1]據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劉鏞等人核查奏報，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吏部尚書劉鏞等奏遵旨清查四庫全書字數書籍完竣緣由折”，第19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九:“乾隆四十一年，議準《四庫全書》告竣，其副本著於翰林院內，照依目次編排，票簽分出。如大臣官員及翰林等，欲觀秘書者聽之。如書內遇有疑誤，應須參校者，亦令其將某卷某篇書單告之，領閣事派校理官詣閣，會同經管司員，請書檢對，敬謹檢閱歸架，以尊典冊。”五十三年又諭:“《四庫全書》各書底本，原俱存貯翰林院，以備查核。嗣後詞館諸臣及士子等，有願讀中秘書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將底本檢出鈔閱。”是副本即底本.

[3][清]於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四.官署》，第1055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4]參考杜澤遜撰.“四庫存目書進呈本之亡佚及殘余”一文，發表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05-188頁，台北學生書局，1999.

[5]參考吳承洛著.《中國度量衡史》，第295頁，上海書店，1984.

[6]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第35頁，商務印書館，1960.

[7]同[6]，第50頁及第89頁.

[8]同[1]，第117-118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大學士劉統勳等奏遵議給還遺書辦法折”。

[9]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四庫存目書進呈本之亡佚及殘余”一文中曾說“北京圖書館的冀叔英老師告訴我，‘翰林院印’有假的。冀老師的話是有根據的。但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和條件進行鑒別，只能留待今後去辦。”可知前輩學者經眼眾多，對此早有明鑒。

[10]同[1]，第58-60頁，“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劉統勳等奏議定校核《永樂大典》條例並請撥房添員等事折”。

[11]同[8].

[12]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28.

[13]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骨董三記.卷四.四庫全書副本”[M].三聯書店，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