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終將帶去不平等的人生

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鄉村的我，有著非常值得回味的童年。整個童年，我似乎都在爬山、游泳、網魚、摘果子、撿鴨蛋、偷鳥蛋……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忙於下地乾活，村裡又沒有幼稚園，我成天在外遊蕩。至於我的學習，母親很少過問，她認為學習就是我和老師的事。

許多80後都有過類似的童年經歷，此後，我們中的一部分人成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城市扎根，結婚、生子、養育。有孩子以後，我們不可避免地將兩代人的童年進行比較。會發現，自己孩子的童年有太多束縛。作為一定意義上的成功者，我們會懷疑孩子這樣成長是否真的有意義。沒有快樂的童年，他們以後會變成怎樣？以及到底是什麽原因促成了兩代人童年生活的巨大變化？其中的動力機制又是什麽？

對於這些問題，《不平等的童年》一書做出了解答。書的作者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的安妮特·拉魯教授，其目的是為了考察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是如何發生的。但是，在客觀上，這本書卻也解答了中國新一代父母的養育困惑。

從1993年到2003年，拉魯的團隊用十年跟蹤記錄了12個孩子成長的過程，深入家庭內部進行記錄。用調研人員自己的話說，他們力爭做每個家庭的“寵物狗”，讓人既能忽略調研人員的存在，又能讓他們隨時隨地跟蹤。最終，拉魯得出結論：美國社會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公平，不平等正在不同階層的家庭內部延續。

撰文 | 尼德羅

《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美）安妮特·拉魯  譯者：宋爽、張旭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兩種教育模式

成就自然成長和協作培養

1993年，拉魯在美國東北部某大城市的郊區和市區分別選取了一所小學，並從兩所小學選擇了88個家庭進行訪談。同時，她和助手深入12個孩子的家庭內部進行觀察和記錄。這12個孩子有6男6女，平均分布在中產、工人和貧困三個階層。其中，中產家庭的孩子全部來自被選定的郊區小學，而工人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來自市區小學。

通過觀察，拉魯發現，相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方式上的差異更為顯著。而且，工人家庭和貧困家庭的教養文化並沒有本質區別，主要區別存在於工人、貧困這兩個階層的家庭跟中產階層家庭之間。二者的區別可以歸結為兩種培養模式，即“成就自然成長”和“協作培養”，具體區別存在於課外活動、日常對話和對教育機構干涉度三方面。

在課外活動層面，中產家庭普遍會加入組織化的活動。被訪談家庭平均每年要給孩子花費4000美元用於課外培訓，此外，父母還要擔負起接送孩子的重任。工人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沒有頻繁的組織化活動，他們主要是自己玩，跟鄰居、跟親戚玩。

在日常對話層面，中產家庭的父母會很注意培養孩子的說理能力。父母對待孩子，既會傾聽孩子的意見，也會給出一些自己的建議，最終的決策常常是建立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做出的。反觀工人和貧困家庭的父母，對於孩子主要是給一些指令性的語言，孩子的話會很少，表達的時候也會多一些羞澀。

在干涉教育機構方面，中產家庭的父母擁有強烈的干涉意識，對於學校或培訓機構的許多做法，都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並且想辦法去改變現狀。而工人和貧困家庭的父母則普遍認為，教育是學校和老師的事情。

不難看出，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80後一代，所經歷的都是“成就自然成長”的模式。而且，不光是農村的孩子，許多城市裡的孩子也是如此。之所以會這樣，就在於我們都生活在農民或工人家庭，二者正好構成貧困階層和工人階層的主體，經濟條件並無顯著差異，父母對子女的教育也沒有本質區別。

貧富差距是造成童年差異的重要原因，但家庭教育方式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圖/視覺中國

不平等的複製

精神狀態和個人氣質被繼承

通過十年的追蹤記錄，拉魯發現出身中產家庭的4個孩子，有3個拿到了常春藤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而工人家庭的4個孩子，只有1人在一所小型三線大學就讀，其他3人要麽高中輟學，要麽只有高中畢業；至於貧困家庭的4個孩子，除了一位女生在社區學院就讀之外，其他全部在高中輟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學業層面的差距非常明顯，成年後兩個群體的性格特點也產生了反轉。在9至10歲這個年齡段，中產階層的孩子表現得十分成熟老練，對於許多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對於流行事物也常常表現得無所謂；而工人和貧困階層的孩子則顯得更加天真和幼稚，對於流行事物表現得更期盼和投入。所以，我們也許會欽佩中產家庭孩子的老練，但可能會更欣賞窮人家孩子的天真爛漫。

但十年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當初老練的中產階層的孩子，變得年輕、天真、有激情，他們擁有旅行的夢想，願意懷抱美好的人生；而工人和貧困階層的孩子則忙於育兒和生計。因為他們必須要跟中產階層孩子無法體會的生活困境作鬥爭，這讓他們變得疲倦和失落，以至於喪失了許多當年的天真與可愛。

由此可見，父母的精神狀態和個人氣質也被遺傳。在拉魯看來，導致不平等在不同階層的家庭中被複製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父母學歷、工作和收入上呈現的明顯區別，中產階層父母會在無形中賦予孩子寶貴的“文化資本”，這些資本將會在他們以後的學習和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的孩子》【作者：（美）羅伯特·帕特南  譯者：田雷 宋昕   版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7年6月】

起跑線的焦慮

“快樂的童年”一去不複返？

儘管拉魯對於兩種教育模式都有讚賞和批評，但她明確指出，協作培養可以給孩子帶來成就自然成長無法提供的優勢。10年時間的跟蹤調研結果也表明，父母對其成長投入更多的孩子，他們普遍更加自信、熱情，也上了更好的大學，在可預見的未來，他們將繼續成為美國社會的中產人士。

拉魯所展示的中產家庭培養中產階層，工人和貧困家庭繼續培養社會底層，其目的在於反思美國社會正在日益變得不公平的現實。而在羅伯特·帕特南撰寫的另一本反思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大作《我們的孩子》中，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孩子則不論貧富，大家都一起玩耍、學習。彼時，只要都在一個社區，所有孩子都被社區裡的父母稱為“我們的孩子”。

30年之後的美國，社區內部的紐帶開始斷裂，曾經一起玩耍的孩子變成了“獨自打保齡球的人”。這一情形，80後的中國人無疑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少時與鄰居夥伴一起玩耍，如今只能在大城市裡獨來獨往。至於我們的孩子，他們壓根就沒有經歷過整個社區的孩子一起玩耍的場景，他們每天奔波於各種補習班，很難收獲不計時間成本的友誼。

不過，感慨之餘，我們有必要意識到一點：無論是美國的40後、50後，還是中國的80後、90後，我們都屬於罕見的獲得快樂童年的一代人。法國社會學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寫過一本叫作《兒童的世紀》的書，副標題為“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在這本書中，阿利埃斯向我們表明，在工業革命之前，兒童並不是兒童，兒童被看作是“小大人”。這些“小大人”從小都需要幫助家裡乾活，稍長一些，他們就會成為各個行業的“學徒”。童年對於他們來說，並非休閑和快樂的時光。

《兒童的世紀: 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作者:  菲力浦·阿利埃斯 譯者: 沈堅 朱曉罕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年4月）

工業革命是“發現兒童”的關鍵。從工業革命開始，兒童被逐漸強製要求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是國家為了培養更多產業工人而做出的改變。也因此，國家還會禁止使用童工。正是在這一時期，這些孩子一方面不用為了溫飽問題而工作，另一方面也得以在學校和放學之後獲得大量休閑時間。

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的主體變成中產階層，而近年來，中國也湧現了數億城市中產階層。一如拉魯所展示的，不同階層的家庭會自動對應不同的教養方式。這是因為，當中產階層的規模劇增，就意味著階層流動的通道開始相對變窄。此時，已經實現階層跨越的中產家庭，會通過增加教育投入來保住階層身份。這樣一來，中產家庭的孩子就開始提早進入競爭，所謂快樂的童年也就變得一去不複返了。

對於80後的中國父母來說，當自己的生活經驗與隱藏在階層內部的教育要求產生抵觸時，自然就會產生一種矛盾和猶豫的情緒。而在這種情形下，讀一讀《不平等的童年》，也許會讓你在感慨之餘，變得更加清醒和釋然。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尼德羅；編輯：徐學勤 西西。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