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唐遙（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明確提到“扎實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優化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
此前發布 “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已明確了力爭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對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唐遙認為，“這一目標可行，但對任務的緊迫性要有統一的認識。一方面努力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需加快研究和建設碳捕獲能力。” 唐遙結合“十四五規劃”、從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發展等維度進行了分析。
首先，從能源結構的角度來看，他認為，化石能源生產中的煤炭要先“達峰”，未來應大力發展可再生的非核非化石能源，如水電、光電和風電。其次，在產業結構方面，應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基礎上促進工業向產業鏈、價值鏈的上遊發展，加快發展服務業，適應全球產業鏈的低碳發展方向。最後，從區域發展的層面來看，應發揮不同省區市在降低碳排放以及增加碳捕獲方面各自的優勢。能源生產向優勢地區集中，能源大省的傳統能源生產結構應作必要調整。具備可再生資源優勢的地區和經濟技術發達地區先實現“碳達峰”，為其他地區的發展留下空間，同時探索和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從具體應對方式來看要綜合運用市場和政策手段，一方面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設，為碳排放合理定價。另一方面通過政策調整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能源效率，安排財政資金支持綠色發展相關項目，大力支持碳捕獲技術的研發和捕獲能力的建設，研究碳減排相關稅收制度，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發展領域，開發綠色金融產品。”唐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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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達峰”目標有何意義
早在2014年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宣言》中，中國就首次提出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計劃。在2020年的9月和12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和氣候雄心峰會上向世界承諾中國將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貢獻度，力爭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這一莊嚴承諾，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碳達峰作為2021年八大工作重點之一， “十四五規劃” 也將“碳達峰”列入重要內容。中國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目標整體上是可行，它既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所做的巨大努力。唐遙指出，我們要對“碳達峰”任務的緊迫性和挑戰要有統一的認識，這一目標要求中國實現碳排放降低和加快碳捕獲能力的建設，為此不同的行業和地區要加緊研究和制定行動方案，在挑戰中抓住新的機遇，在變革中實現高質量發展。
“碳達峰”目標的設定意義重大。首先，氣候問題是一個全球面臨的挑戰，中國也不例外，海平面上升、極端氣象的增多，對我們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很大影響，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目前，佔世界GDP總量75%和碳排放65%的國家都提出了各自“碳中和”的遠景目標。因此，在構建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中，中國要參與到這個方案中去。
第二，我國已經提出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和要求，其中能源和環保，也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因此，“碳達峰”和“碳中和”是我們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第三，“碳達峰”對我國的能源安全也具有重要意義。我國的能源結構是比較特殊的，目前在化石能源方面，中國的石油供給對進口依賴很大，因此無論是從降低總的能源消耗角度，還是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賴角度，降低碳排放都對我國的能源安全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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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碳排放量、增加碳捕獲和儲存
如何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可以采取以下兩方面的措施：一是減少碳排放量，通過採用清潔技術、能源替代等手段降低碳排放，從而向 “達峰”目標靠近。二是通過生物措施和其它手段增加碳的捕獲和存儲。
控制碳的排放量有幾個重點：第一是從排放強度的角度去考慮，要降低部門產值的能耗。第二是改變我們的產業結構，我國當前經濟中重化工業和高能耗產業仍佔據著重要比重，這是我國在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必須解決的核心矛盾。第三是在經濟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必然要消耗一定能源的前提下，需努力降低化石能源在我國整個能源中的佔比，這是一個艱巨的挑戰。我國本身化石能源稟賦是富煤缺油少氣，2019年煤炭在所有的能源消耗中的佔比達到58%左右。雖然我們的資源稟賦和當前的能源供給結構給我們帶來了巨大挑戰，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除了減少排放量之外，對已經發生的碳排放需要進行捕獲，目前看有兩個主要的渠道：第一，是在發生碳排放的源頭點，比如發電廠、化工廠或者其他製造業工廠，對集中排放的碳進行捕獲和儲存，也即通過CCS技術大幅降低碳排放。目前CCS技術最大可以實現90%的碳排放降幅，但是成本較高，大規模應用還有待技術的進步。第二，還有一些碳會遊離到大氣中，可以通過建設碳中和林、提高存量森林資源碳吸收能力等辦法去捕獲遊離的碳排放。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的森林覆蓋率達到了23%，但是部門面積對應的森林蓄積量和碳吸收能力還有不小的提高空間。總體而言，碳捕獲的技術和激勵機制目前還存在很多挑戰，迫切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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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達峰”不是“碳衝峰”
從已有的一些政策分析來看，“碳達峰”目標是可行的，同時也有很大的挑戰性，因此必須要讓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乃至每位居民形成一個共同的認識。
在2012-2019年期間，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平均GDP增長是7%，但我們的能源消耗並沒有按照這個速度增長，能源消耗平均增長是3%，這意味著每部門GDP能耗大概是以4%的速度在下降。中國在未來較長的時間內還將處在中高速發展階段，GDP年均增長速度仍能達到5%左右。要實現“碳達峰”，到2030年能源的增速要持續下降到顯著低於GDP增速的水準，這需要不懈的艱苦努力。
在一些地方的“十四五規劃”中，仍然有發展重化工業的衝動。個別地方認為“碳達峰”並不難，當地在“十四五”、“十五五”中加快上高碳的項目，之後就不再增加這類產業，也可以比較輕鬆地實現“達峰”。但這違背了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導向，應該避免這樣的投資衝動。
在時間維度上來看，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緊張。歐盟在90年代、美國在2007年左右已經達到了碳排放的峰值，因此他們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之間預留了約40到60年左右時間。而我國從2030年“碳達峰”的目標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之間只有30年。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希望盡快進入高收入國家的經濟體，同時又要在30年內完成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過渡，難度是不小的。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盡快進行相關研究和規劃。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福建、青海、海南等地提出要在全國“達峰”之前完成這個任務，有17個省市提出在2021年研究制定相關的行動方案，但還有不少地方還處在理解、思考以及制定行動方案的過程中。全國一盤棋，條件好的地區要先達峰，條件不好的地區會落後一些，為兌現“碳達峰”的承諾自然我們希望率先達峰的地方越來越多，這就要求各省區市要統一認識，尤其是認識到任務的艱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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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的碳排放
從行業的角度來說，首先，在化石能源生產方面，我國的煤炭儲量相對豐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使用可再生能源完全替代煤炭不具有可行性。但同時，可以更多地把煤炭用於煤化工，生產甲醇、醋酸等產品，把煤炭的經濟用途從做燃料改為其他低排放的用途。另外，從國家能源局規劃的方向來看，在油氣開採方面要提升勘探開發力度，如果我國本土的供給能夠提升，也能減少在進口運輸過程中形成的排放。
從能源種類的角度來看，煤炭消費應該先“達峰”，之後是石油消費，另外對於冬季采暖等用途來說，天然氣是很重要的能源，前兩者的“達峰”可以給天然氣留下一定空間。
我國要大力發展可再生的非核非化石能源，包括水電、風能、太陽能、地熱、生物質能、氫能等等。此外還需要加強儲能平台的建設，由於風能和太陽能的采集時間有一定的隨機性，如果想獲得穩定的電力供應，則需要對能源進行儲存。
能源消耗較大的電力、交通、建築、工業（包括化工、鋼鐵、冶金、汽車等）等行業，是我國碳排放主要的來源，這些行業需要提高能源效率。我國的經濟總量要發展，一個辦法是部門產品消耗的能源要下降，另一個辦法是提高每部門能源消耗所產生的產值，這就要求我們的產業要向產業鏈、價值鏈上遊發展，這樣每排放一部門的碳創造對應的產值會更高，這和我國高質量發展的訴求也是高度吻合的。
最後，我們國家處在產業結構變革的過程中，第二產業包括公共事業、建築、製造業等的佔比在下降，碳排放強度相對較低的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在上升，在2019年已經達到了54%。雖然在2020年疫情對服務業的發展有一定的衝擊，未來服務業會不斷發展，中國部門GDP對應的碳排放的量會隨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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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低碳發展是潛在的比較優勢
講碳排放不僅要考慮本國情況，而且要兼顧國際間的競爭。中國想要打造雙循環、高質量的對外開放，就要考慮到與不同國家的經濟往來。我國的碳排放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出口產品的製造，這意味著我們生產過程中碳排放的強度超過消費中的碳排放強度。因此，在未來各個國家間談判建立統一的碳關稅和碳稅制度的過程中，要爭取公平的待遇。另一方面也要現實地看到，由於美國兩黨政治的特點，在輪換到共和黨執政時美國政府對氣候議題是非常冷淡的，因此整個國際氣候變化合作、碳排放合作方面肯定會出現一些波折，甚至是重大的挫折，我們要對此做好預案，即在國際上無法達成統一碳排放方案時中國應當如何應對。
從企業角度來說，中國的企業會面對成本的壓力，原因是不少發展中國家在碳排放方面還沒有提出類似中國的減排目標，因此中國企業肯定在碳排放合規方面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作為應對，企業本身要通過提高能源效率和產品創新等方式適應低碳經濟。同時，亞馬遜、梅賽德斯奔馳等國際大公司已經加入《氣候宣言》，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向低碳方向發展，因此低碳排放也可以是中國的未來的比較優勢之一，中國的企業不僅要看到挑戰，也要看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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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區域協調發展
我國不同的省區市存在很大的地域差異。我們提到 “碳達峰”有兩個渠道，一是減少碳排放，二是碳捕獲和儲存。在這個兩個層面，各個省區市各有優劣勢，因此“碳達峰”政策必然要因地製宜，在各個地方表現出差異性。
在能源生產的區域格局方面，能源生產應向優勢地區集中，提高開採的效率、降低能源成本。同時，傳統能源大省面臨能源生產結構的挑戰與機遇。比如內蒙古、山西、陝西、新疆等地有豐富的化石能源，但同時也具備發展風電和光電的資源稟賦，因此這些地方可以在能源生產結構方面進行長期的調整。而在技術和成本方面沒有優勢的化石能源產區，能源生產可能要面臨一個加速退出的局面，但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這類地區可以加大碳捕獲能力的建設。
區域間協調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面，在“碳達峰”和“碳中和”過程中也要考慮這個問題。首先要統籌區域間的動態平衡，比如在雲南和青海，光電、水電、風電的比重高，化石能源的比重低，這類具有可再生能源優勢的地方可以率先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東部一些具備財力、技術和人口密度優勢的地方，可發揮自身優勢，爭取盡早的實現“碳達峰”。對於既缺乏資源稟賦又缺乏財力、技術等優勢的地方，可以為他們留下合理的發展空間和時間，不必“一刀切”地要求所有的省區市在2030年達到同一水準。
“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要建立地區間的長期生態補償機制，這個方針在“碳達峰”相關政策制定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生態補償機制包括從政府層面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承擔生態功能的區域給予財政支持，也包括利用市場化的手段，加速碳市場的建設。尤其重要的是，森林生態系統創造的“固碳”效應在碳市場中獲得收入後，資金要反哺給森林的實際管理者（通常是農戶和當地社區），激勵他們管理好森林資源、提高部門面積上森林的碳吸收能力。
要想實現“碳達峰”目標的整體協調推進，必須要依靠市場和政策“兩條腿”走路。碳排放可以看作是生產和生活中產生的負外部性，對地球的環境產生了不良的影響。首先，大力發揮市場化應對手段的作用，比如國家生態環保部已經發布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需要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場的建設，為碳排放合理定價。另一方面，國家目前和未來會制定頒布和碳排放相關的多項政策和指導方針，例如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可以通過產業政策和技術標準調整能源結構、產業結構和能源效率；財政資金可以支持綠色發展相關項目，支持碳捕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研究和碳減排相關稅收制度；從金融角度來看，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要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發展領域，金融機構應開發綠色金融產品來提供更為高效的融資支持。
唐遙，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他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009到2017年在美國的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任教並取得終身教職。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中國企業戰略。
(本文作者介紹：作為北大工商管理教育的主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是亞太地區最優秀的商學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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