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接連關閉中國工廠 遷移到印度越南的它們會更好嗎？

近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關閉蘇州電子電腦有限公司，而該公司是三星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消費電子生產“據點”。

考慮到從2014年開始，三星就加速從中國撤離部分業務，陸續關停位於天津、惠州、深圳等地的智能手機工廠。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消息，三星還將在年內“割肉”液晶顯示生產線，位於蘇州的8.5代線也可能停產。至此，三星在中國的工廠僅剩下兩座半導體工廠。

三星將業務撤出中國，坊間關注的是其在國內手機、電腦等消費電子市場競爭失利，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三星的撤出，會否帶動國內供應鏈遷移到越南、印度？

要知道，像三星、蘋果這種上遊巨型企業，往往是一根藤蔓上牽掛著眾多供應鏈企業。這些企業的數量高達數百家，背後是數千億元產業和數十萬人的就業。蘋果在2016年公布的前200名供應商中，就包括了793家工廠。

而且蘋果、三星等企業和國產手機相比，有一個顯著特點，其供應鏈分布呈全球化，儘管從供應鏈分布地區看，蘋果供應鏈在中國大陸的供應商總和超過第2名到第10名的總和，但相當大一部分是外資或台資企業，而國產手機的供應鏈企業則主要是國內企業。

蘋果、三星供應鏈企業的這一特點，使其比較容易受國際貿易環境和國家產業政策變化影響。近期，全球手機鏡頭龍頭、台資企業大立光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來自越南的營業收入佔比近12%，年增長6.8個百分點，而來自中國大陸的營業收入佔比，則降低到61%，一年減少8.4個百分點，這是大立光內部統計出貨市場以來最低的數據。

大立光在2018年即和三星化敵為友，為三星供應智能手機鏡頭，成為其重要的供應鏈企業。隨著三星手機搬遷至越南，大立光也將相應的生產線搬遷至越南。

另一台資企業、手機鏡頭生產商玉晶光遷移的跡象更為明顯。2019年，玉晶光在中國大陸的營業收入佔比，從81.2%減少到57.7%，而越南、日本和韓國等地卻大幅增長，其中，越南的佔比更由2018年的0.01%，大增至去年的4.8%。

由於玉晶光、大立光這樣的供應鏈企業，通吃蘋果、三星和國產手機，如果刨除華為、OPPO、vivo、小米等國產手機的供貨量，更能看出向大陸之外遷移的跡象。

在以往的觀點中，一般認為印度、越南等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承接的主要是勞動力密集型組裝產業，而這些產業的供應鏈仍然在中國。目前看來，情況並不一定如此。

基於機會窗口理論的產業追趕模型表明，新技術或顛覆式創新帶來的技術窗口，新市場、追趕企業本土市場突漲的需求或商業周期波動帶來的需求窗口，以及政府政策和宏觀制度變量帶來的政策／制度窗口，都可能使後發國家實現產業追趕，促進先發國家產業遷移。

印度IT服務業實現跳躍式追趕，離不開歐美軟體外包（技術窗口）、歐美企業降成本壓力（商業周期帶來外包需求窗口），以及政府支持和發展IT服務業（政策窗口）的共同作用。

目前，相應的機會窗口也不同程度、陸續向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打開，包括國際貿易摩擦和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帶來的需求窗口，東南亞、南亞國家順勢承接產業轉移的政策窗口，使中國的供應鏈有向上述地區遷移的跡象。

此前，在國內人工成本上漲壓力下，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溢出到東南亞和南亞，供應鏈未必隨之轉移，顯著的例子是，三星雖然在越南建立了大規模的製造基地，但供應鏈仍留在中國。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施展曾在其著作《樞紐》中透露，僅從集裝箱貨櫃的數量來說，粗略統計，廣西憑祥友誼關口岸的通關產品大約有30%與越南三星製造基地有關，這些集裝箱貨車每天下午4點準時從珠三角出發，第二天早晨到達憑祥口岸並通關，當天下午4點抵達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廠，從2014年以來，日日如此循環往複。

但大立光和玉晶光的出貨數據表明，這種循環大概受到了一定影響，從珠三角運往越南北部的集裝箱貨櫃可能會減少。這種減少看起來也許微不足道，但也應引起足夠重視。

幾年前，土地和房價飛漲推動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迫使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南亞和東南亞轉移時，曾有觀點認為其不足為惜，但實際上，目前我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1000元，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恰好可以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