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晉京：面向21世紀的“工業黨”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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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賈晉京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本文刊於《東方學刊》2019年夏季刊（總第4期），原標題是《大創新時代的工業化思考——面向21世紀的“工業黨”世界觀 》。

本文並非“工業黨”綜述，而是以“工業黨”作為一種方法論嘗試解釋世界。“工業黨”一詞據本專題“編者按”考證可能是2011年出現的，它並非源於自稱，而是被人命名。有點像英國歷史上的“托利黨”與“輝格黨”之名都來自對手的貶稱，但後來主動接受之並自覺使用。一種自發行為一旦有了名稱，人們就會圍繞該名稱形成認同與反對派別，從而有了自覺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被稱為“工業黨”或自認為“工業黨”，說明被認為或自認為認同“工業黨”世界觀。

當代中國從互聯網輿論場中出現“工業黨”一詞，成為一種持續存在、發展並有眾多擁躉的現象，反映出社會上存在大量認同工業化發展道路並願意運用“類似於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方式進行思考的人，這是中國發展來到當前階段的產物，也說明這種世界觀可以看作以工業化視角觀察世界的當代中國表現形式。

雖然“工業黨”一詞能夠指稱一個人群，但從語用學角度來看，這個詞強調的是“工業”二字所指的世界觀表達，而非“黨”字所指的人群表達。本文並不打算討論作為人群的“工業黨”一詞，而是把它當作一種當代的世界觀，並討論這種世界觀的構成以及改造。

一、當代的“工業黨”世界觀應立足於大創新時代

當今世界的模樣來自工業化帶來的現代化，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發展都是追求現代化的過程，此二命題應為當前歷史方位中的常識。我想把此二命題稱為“‘工業黨’初始命題”。此二命題並非引用自某篇“工業黨”文字，而是我觀察得來中文互聯網上所見“工業黨”的基礎共識。這裡定義“‘工業黨’初始命題”並非為了分析“工業黨”本身，而是用作討論世界觀問題的由頭。兩個初始命題中都天然地隱含著一種時間進程，因此有論者從中比較自然地得到兩個推論：工業化乃至現代化是隨著歷史進程“一點一點”地“乾出來”的、中國取得當今的發展成就來自工業/產業沿著時間軸“一點一點”地積累。此二推論的表述雖是我的概括，但類似的意思可以說在網上“工業黨”文字中、在有關中國工業發展的報導中甚至在政策文件中廣泛可見。在我看來，兩個初始命題是真命題，但兩個推論是偽命題。不過通過兩個推論能夠說明“工業黨”世界觀的範式及現存缺陷。

整體來看，“工業黨”運用“類似於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方式進行思考，主要特點是注重結果的實現過程，重視可操作性。這也是“工業黨”與“情懷黨”在認識論上存在的根本性區別。面對現象則去分析其形成過程，面對目標則去綜合其實現路徑，這是“工業黨”方法論的經驗主義基礎。如果把當今世界與中國的現實情形作為現象，則沿著時間軸敘述的工業/產業發展史能夠很好地貼合過程化思考方式的需要，於是“一點一點”地“乾出來”就自然地被還原為產生所分析現象的原因。進一步地，對於需要討論目標路徑選擇的論域，如未來的國家發展道路，把“一點一點”地“乾出來”作為原因與經驗，就會主張繼續“一點一點”地積累工業能力、尋求技術突破。這種思考路線也是“工業黨”明顯受到指責的方面：沒有為非工業/產業的思考路線，如制度或文化留出有效空間，更沒有為未來的突變提供可能性。用中國傳統學術語言來說，上述思考路線是一種企圖“合零為整”的“餖飣之學”[ 1]。

實際上，線性的工業史/技術史闡述並不能得出當代產生世界面貌的必然性，分項地描述技術/行業/領域變革也不能整合出世界的整體性變化。整體性現象需要整體性解釋。當今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把握整體變化、預判未來趨勢，需要整體性的動力學解釋。

因此，我打算從“工業”二字出發，對當今世界的整體發展變化動力建立一個解釋框架，順便辨析一下“工業黨”世界觀的改進方向。

從整體來看，“工業”帶給世界的變化，最重要的方面不在於產品，而在於社會運行過程。從工業革命至今，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蓋了“五層樓”：標準化、批量化、系統化、信息化、智能化。沒有標準化，就沒有批量化；沒有批量化，就沒有系統化；沒有系統化，就沒有信息化；沒有信息化，就沒有智能化，本文第三節將展開論述。這五層樓形成一個五層金字塔[ 2]，下面的層次是上面的層次的基礎，在歷史上是前後相接發展起來的。凡是沒有進入到上一個層次的事物，就還停留在下面的層次，連標準化都沒進入的，可以說並不在工業化體系內，只是存在於工業化社會的時空而已。當今世界，工業化社會的前沿已邁入智能化時代，主體也至少生存於信息化時代。因此，凡是主張進一步發展或保留已過時社會現象的，都屬於世界觀還停留在以前的時代，很容易遭到當今時代世界觀的“降維打擊”。

什麽是當今時代的世界觀？我認為是能夠把握智能化時代、立足信息化時代的對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觀點，我把它稱為面向21世紀的“工業黨”世界觀。

為了闡明21世紀需要什麽樣的“工業黨”世界觀，我們可以從2019年初鬧得轟轟烈烈的波音737 MAX飛機話題出發。

2019年初，波音737 MAX型客機由於墜毀事故陷入被航空管理部門停飛、被訂購方退貨的風波。其緣由可從2010年12月說起，當時波音的競爭對手空客宣布其A320機型（與波音737相同市場定位產品）將推出下一代產品A320Neo，主要特點是改裝了新型號發動機，能夠大幅度提高燃油效率。這就使得波音必須快速做出反應，推出與之競爭的產品。但由於波音是知道消息後必須做出反應的被動方，能夠用於研發的時間並不多，於是不得不采取了一種“應付”式的方案：強行在737機型的原有型製基礎上改變發動機艙的位置和形狀，由此導致了原先沒有的空氣動力學問題，為了糾正問題又試圖通過在飛控系統上打補丁解決，但新問題仍接連產生，埋下了後來事故的伏筆[ 3]。

該案例能夠說明工業化發展到當前歷史方位的至少四個特點：

1.市場與產業鏈的全球化：為什麽空客宣布推出A320Neo，波音就必須馬上有對應的競爭產品？因為大飛機市場已進入全球化市場階段：全球隻一個市場了，沒有其他市場可供開辟，一旦在這個市場出局就是完全出局。當前大量的產業/領域已經或正在進入全球化市場階段。

2.市場結構的系統化：為什麽知道消息後被迫反應會十分被動？因為市場結構已經高度系統化了，新的核心產品會導致整個產業鏈上的供應商依照其標準做出調整，而核心產品的跟隨者只能被迫適應這種全行業調整。

3.開放的複雜巨系統：為什麽該案例中波音可用於研發的時間極為有限？因為要調整的環節太多。一架大飛機的生產過程非常複雜，涉及數百萬個生產環節，並且，這些生產環節分布在全球各地，是一個具有巨大性、複雜性和開放性的複雜巨系統[ 4]。實際上，大飛機的生產過程管理方式“飛機構型管理”是二戰後管理領域最重大的創新之一[ 5]，也是系統工程在當今世界日益普及背後的管理方法來源。

4.資金環境與貼現思維：為什麽波音選擇了一種“應付”式的方案？因為系統工程“一處變，則處處變”的特點，導致波音沒有足夠資源——尤其是資金來實現最佳解決方案。當今，企業往往生存於“時時事事依賴融資”的環境中，“項目投資來自企業自由資金積累”觀念早在數十年前已經過時。21世紀的項目實施特點是“市場空間預期 + 融資”，項目如何實施取決於融資規模，融資規模取決於未來市場空間預期，把未來預期會產生的現金流折算到現在，叫做“貼現”。貼現思維堪稱當代企業運營的基本方法論。一旦對未來的預判出錯，企業就會陷入“現金流還不上應還账款”的“資產負債表型危機”。波音在737 MAX項目中只是市場中的跟隨者，沒有足夠的主導能力來定義產品的未來市場空間，也就不可能選擇需要巨大融資規模的技術路線，進而也就只能選擇“應付”式的方案。

基於上述四個特點，我們可以做一個整體性的描述，基於“工業”視角，把當今世界所處的歷史方位稱為“大創新時代”[ 6]。

隨著通信與計算機、洲際民航、集裝箱海運等網狀基礎設施在空間上將全球連為一體，一批新型業態為全球化經營提供軟環境，跨國製造、離岸設計與國際金融等新興事物使地球變成“地球村”，價值鏈出現全球化延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分工角色變化，工業也發生了諸多變化：一是產業組織形式從“溫特製”到柔性製造轉型[ 7]，在“溫特製”下，掌握標準的跨國公司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多個模塊和環節，再外包到全球進行生產[ 8]，而在柔性製造環境下，以項目為組織中心，全球的參與者可以采取內部團隊、外部團隊與其他企業合作或虛擬公司等不同形式來完成生產過程；二是能夠組織產業鏈的核心資源，從大工業變為大數據；三是產業鏈延伸過程，從以跨國公司引領為特徵，變為以全球市場引領為特徵；四是產業組織的生存資源，從依靠自有資金與間接融資變為依靠直接融資。上述背景下，當今一個產品往往來自成千上萬項技術、專利的集成，行銷推廣也已全球化，各個環節都需要大規模資金運作。把當代產業生態、全球市場、預期引領、信息革命等變局綜合起來，可以用“大創新時代”概括。

立足大創新時代，審視“工業黨”世界觀，可以認識到，工業確實可以作為看待世界的一個總的著眼點，但需要有當代工業的眼光。把“‘一點一點’地‘乾出來’”作為當今世界的來歷，會導致各個“點”之間缺乏聯動機制，淪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機械論世界觀。應該看到當今世界來自整體的——而非局部之和的工業化水準上升。今天所見的發展結果，有技術積累帶來的進步，但更多地來自系統化、信息化帶來的顛覆性創新之“碾壓”，更有“估值革命”的因素：資金環境變化帶來的系統性估值提升，這一點將在後文展開論述。

把“‘一點一點’地‘乾出來’”作為當今世界的來歷，還會導致閉門造車傾向。有論者推崇個別技術或企業的零敲碎打作風，譽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並主張在未來工業發展中發揚光大。這實為一種價值觀，而非世界觀或方法論，它沒有看到大創新時代的技術或企業都只是市場環境這個海洋中的生物，市場環境當中的資金、合作方、技術體系等都處在開放的全球化環境中，企業發展時刻處在未來市場空間預期、產業生態、技術條件等環境變化中。從一個企業到一個國家，在大創新時代的處境如何，受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生態位”因素影響，要遠遠大於閉門造車能夠帶來的局部技術改進之影響。

因此，當今時代的“工業黨”世界觀，需要立足於大創新時代，有動態的整體性視角，避免零敲碎打、閉門造車。在我看來，生態學很適合作為描述工業經濟體系的方法論參照[ 9]例如市場類似於環境，企業類似於生物個體，產業集群類似於生物群落，資金流類似於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供應鏈則類似於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拿生態學作為“工業黨”世界觀參照系的話，可以說，正如全球生態體系是一個整體，當代全球經濟體系也是一個整體，“工業黨”世界觀需要進入21世紀，要有全球視野和整體性思維，“大創新時代”可以作為從共時性維度描述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性名稱。

二、21世紀的國家發展道路選擇

國家發展道路是“工業黨”關注的核心話題[ 10]。對於國家發展道路選擇，帶有“工業黨”色彩的言論較多地認同走自主工業化道路，甚至認為對其他國家來說，走向繁榮也應該選擇自主工業化道路。相應地，非自主或者非工業化的道路成為“工業黨”批判的對象。在此基礎上，網上所見“工業黨”有一系列典型主張，如“國家應該集中力量發展工業、避免‘去工業化’”、“國家應設立工業發展目標並堅決落實”、“國家應引導年輕人大量進入工業部門就業”等。從方法論看，這些主張缺乏在世界維度上展開的能力（如“小國怎麽發展”），也缺乏推演未來發展趨勢所需要的目的論思考，存在把工業本身當目的之傾向。

立足於大創新時代，應如何看待上述主張呢？我打算從一個案例出發加以討論，這個案例來自卡達。

2019年1月起，卡達退出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此事可從2017年6月說起，當時沙特突然宣布與卡達斷交，隨後埃及、巴林、葉門、利比亞等多國也宣布與卡達斷交。卡達遭遇“群斷交”一時震驚世界，而俄羅斯、伊朗、敘利亞等過則表示了對卡達的支持。“群斷交”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在此不打算綜述各方觀點，隻從卡達的國家發展道路選擇加以分析。

卡達是沙特所在的阿拉伯半島上的一個小半島，大致從南到北伸入波斯灣。卡達的陸地面積僅1.15萬平方公里，僅相當於其唯一接壤國沙特的大約二百分之一。加之人口規模和宗教因素，歷史上卡達一直都是跟著沙特走，表面看上去不存在任何分道揚鑣可能性。然而，21世紀以來的世界發展變化使卡達與沙特出現了未來國家發展道路差異。卡達雖然是海灣國家，但卻不依賴石油出口，而是一個天然氣出口大國。位於卡達北方波斯灣海域的“北方氣田”，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氣田之一。進入21世紀之前，天然氣貿易可以說只是石油貿易體系中的一部分，並沒有什麽利益分歧。但在21世紀，天然氣成了世界新增能源消費最主要來源，需求量快速增長，石油需求卻增速較慢，天然氣的貿易渠道、定價機制與石油脫鉤[ 11]。世界上的天然氣出口主要來自一篇圍繞著裡海的區域，在此區域上，從北到南縱向分布著三個天然氣出口大國：俄羅斯、伊朗、卡達。正是這三個國家，於2001年牽頭成立了號稱“天然氣OPEC”的天然氣輸出國論壇（GECF），並在近年來使之逐步發展為一個完備程度接近OPEC的國際組織。從地圖上看，俄羅斯、伊朗、卡達的氣田排列基本呈南北走向，形成一條“縱軸”，大致與從沙特加瓦爾油田算起向西分布的石油輸出地帶“橫軸”相垂直。此外，還存在一個以卡達為中心點連接其北的伊朗與其南的沙特東方省到葉門北部胡塞部族區域的“什葉派走廊”，存在將沙特為地理中心的東西向“遜尼派走廊”攔腰截斷的可能性。顯然，上述背景下，作為石油輸出國的沙特與作為天然氣輸出國的卡達存在國家發展道路分歧。由此，“群斷交”事件的背景也不難得到解釋：站在沙特一邊與卡達斷交的，大多為石油輸出國，而站在卡達一邊的則多為天然氣輸出國或什葉派國家。

為什麽21世紀以來天然氣需求會快速增長？主要是人口城鎮化，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中國。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末中國人口城鎮化率達59.58%，即約有8.33億人已城鎮化，相比2008年增加了約2.26億人，相比2000年則增加了約3.74億人。不難據此估算僅中國人口城鎮化帶來的新增天然氣需求量該有多大，何況世界。

上述案例中，卡達作為規模小到顯然不可能自主發展工業體系的國家，仍然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選擇。儘管歷史上的卡達的確可能在經濟上並不獨立於沙特，但隨著天然氣在貿易上與石油相分離的歷史進程，卡達有了選擇與俄羅斯、伊朗相聯繫的基礎。而在市場選擇上對接中國等天然氣需求大國，也表明了當今時代要從全球一體化視野來思考國家發展戰略。

為了從全球一體化視野來思考國家發展戰略，我們需要一個框架。

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 12]一書中提供了一種國家發展戰略的分析框架，其結構是五方面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係，形似鑽石故又稱為“鑽石模型”。這五個方面是：生產要素：包括初級要素如國家先天擁有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級要素如資本和基礎設施等；需求狀況：包括本國與外國市場的相互關係等；相關產業與企業組織：產業組織體系及相互關係等；戰略與競爭度：一國國內支配企業創建、組織和管理的條件；機遇和政府作用：機遇包括重要發明、技術突破、生產要素供求狀況的重大變動等，政府因素指政府通過政策調節來創造競爭優勢。

“鑽石模型”作為具有影響力的國家發展戰略分析框架之一，在哲學上的啟發意義在於它把“國家”當中“地”的因素與“人”的因素都考慮進去後，強調了“組織”的因素，建立起從人、企業到產業組織體系不同層次的組織間相互關係描述，並置於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從而具有可分析性。

在我看來，該模型的不足在於缺少一個維度：金融。廣義上的金融與經濟的關係可謂互為表裡，像一個硬幣一樣一體兩面。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現代金融業全球化進程，已經從資金方面塑造出一個全球一體化程度甚高的空間，襯托著全球一體化程度相對來說顯得低了不少的實體經濟。當今世界，經濟社會各環節運行都被會計化進而趨向金融化，就連個人行為都被納入信用體系和社保體系中，從而出現了“經濟金融化”現象。在經濟金融化的社會中，各種對未來經濟數據的預期都可以被計算、細分、轉移、貼現，企業追求提高估值，個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資收益預期所綁定。於是，整個社會的運行取決於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從而帶來可持續的資金流貼現。

把每一個經濟主體都與金融體系聯繫起來，涉及到一個關鍵因素：估值。具體的估值當中大多使用的是“把故事轉化為數字”的相對估值法[13]，也就是通過可比資產和可比標準來估值。這就意味著，發生了交易的那部分資產將影響所有可比資產的估值。例如，一片區域哪怕只有一套房子發生了交易，也會影響整個區域所有房子的估值。而這片區域的其他房子哪怕不打算在將來進行交易，估值也會通過各種金融渠道（如貸款、辦信用卡等）影響房東的“身家”以及房客要付多少租金。把估值因素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看到：高估值部分（產業或資產）之於一國經濟，猶如水面以上部分之於整個冰山，卻對該國整體資產估值影響巨大。由此導致的一個顯著後果是：兩個國家內明明同樣的勞動，所得到的報酬卻可以相差上百倍之多，這就是兩個國家總體上處於高估值狀態還是低估值狀態所決定的。

把金融和估值因素加入“鑽石模型”,可以看到：經濟高度一體化的當今世界中，一國在土地與人口規模大致不變的情況下，追求的目標其實是“組織”狀況的優化，而定義“組織”狀況的核心指標是該國整體上的估值水準。用生態學方法進行描述，則為：基於一個特定區域上的群落，優化這些群落整體在全球的生態位（在能量流和物質流中追求更優和可持續的輸入輸出關係）。

據此來看，像卡達這樣的小規模經濟體，生產要素條件單一，無需片面追求工業化，而是應該利用自身資源在全球找到對需求狀況來說合適的生態位。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有著生態位跨度巨大的眾多“群落”，要從整體上優化眾多“群落”的生態位，就不得不首先為他們改造環境，使之有更好的“土壤”，再尋求提升生態位的路徑。如果再考慮到工業化處在從信息化進入智能化的歷史方位，那其實信息化和智能化就是當今的現代化“土壤”之一種。一個例子是：相比1979年時美國製造業崗位數的巔峰，當前美國失去了約700萬個製造業崗位，其中88%的原因在於工業自動化水準的提高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14]。從這個角度來看，“土壤”的改變事實上意味著“工業”本身就是一個處在不斷變化升級中的開放性生態系統，“土壤”變化本身就會帶來“群落生態”改變。因此，不應拘泥工業的任何一種特定形態看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年輕人大量從事“碼農”職業本身就是進入了工業體系，把工業本身當成國家發展目標，主張人為地大量向工業部門輸入人力資源以促進工業發展，是錯誤認識。

可見，國家發展道路是具體的歷史的選擇。在當前歷史方位，這種具體性體現為共時性維度上的大創新時代，而歷史性則體現為歷時性維度上標準化批量化系統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序貫發展，國家發展的目標則指向提升估值水準。

三、網狀系統工程：當今世界的“底層架構”

前兩節分別從共時性維度與歷時性維度討論了“工業黨”世界觀的時間維度，本節將討論空間維度，這樣才能建構起當今世界的時空結構[ 15]，即世界觀的結構性維度。假如把本文第一節提出的一個推論即“工業化是沿著時間線‘一點一點’地‘乾出來’的”當成真命題，就會把工業本身當成一堆放置在空洞的“空間”中的東西，這樣一來其他東西如農業、服務業、房地產業就會與工業並列，進一步地還會認為如果人們離開工業轉入服務業就業，就是“去工業化”。然而，工業化塑造的當今世界（或者說“現代化”）是有特定結構的具體空間，而非空無一物的抽象空間。在工業化塑造的當今世界中，工業化的不同側面共同構成了世界的空間，經濟統計意義上的其他行業，與工業並非並列關係，而是存在於被工業化塑造出來的具體空間中。

工業化發展到當今，塑造出當今世界。把“當今世界”定義為當下人類生存的具體空間之名稱，則當今世界的時空結構是由一系列網狀系統工程所定義的。“網狀系統工程”是基礎設施網絡與網狀分布於社會中的其他系統工程的總稱。例如電網、互聯網、高速公路網屬於基礎設施網絡，股市、連鎖超市、移動支付系統屬於網狀分布於社會中的系統工程。

當今世界的時空結構由標準化批量化系統化信息化智能化“五層金字塔”所塑造，每一層的出現都改變了世界的時空結構：

1.標準化意味著格式化，它帶來現代時空。標準化源於“全部零件可替換”製造方法。18世紀中葉，法國炮兵將軍格裡鮑瓦爾（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有感於整體制造的大炮難以維修，發明了零件可替換的製造方法。19世紀初美國春田兵工廠發展出全部零件可替換的製造工藝，這就要求事先規定每個零件的標準，並建立一套精確的計量體系。19世紀中葉大規模修建鐵路網則使標準化把世界重新聯結起來。運營鐵路網的難度在於龐大繁複體系的管理，關鍵在於能否數以萬計的環節和工作人員日複一日地精確協調，鐵路網管理開創了現代企業管理體系[ 16]。被鐵路網連接起來的地方，出現了標準小麥、標準計量、標準時間[ 17]等，與生產和消費有關的一切幾乎都被標準化了。可以說，標準化是當今世界時空結構第一層特徵。

2.批量化意味著覆蓋化，它帶來現代市場網絡。在標準化的基礎上，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上半期大規模製造逐步普及到全世界，這個過程稱為批量化。鐵路網為大規模製造時代的到來準備了三個條件：對大規模製造產品的需求、連通了廣大區域的全天候運輸網絡、大規模層級管理和現代會計實務[ 18]。汽車製造業的興起使大規模標準化製造成為“現代化”的標準，“非標準化”則成了“落後的”、“需要改造的”代名詞[19]。流水線作業使工廠的整體產出能力遠大於人類個體勞動之和，汽車在短時間從奢侈品變成大眾消費品，並且深刻地改變了社會。亨利·福特1863年出生時，美國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而當他在1947年去世時，美國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城市。批量化不僅改變了生產，也改變了消費，20世紀初，百貨公司、超市等商業模式誕生，其歷史背景就是批量化的普及。批量化改變了供應鏈，使市場網絡現代化，堪稱當今世界時空結構第二層特徵。

3.系統化意味著一體化，它帶來全球化。二戰後，隨著戰爭中發展起來的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等新方法得到廣泛應用，“系統工程”代替“標準化”成為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 20]。微電子、計算機、噴氣式飛機等系統工程產品使世界縮小為“地球村”，出現了全球化。系統工程呈網絡狀在世界上延伸，要求所到之處均按統一標準運行，例如互聯網要求所有主機都遵守同一套通信協議。諸多網狀系統工程定義了當今世界的時空結構，典型事例如土地一級開發中的“十二通一平”，除土地平整外，還要求“路、電、水、汽、氣、網絡、郵電、排水、汙水、公交、金融、快遞”等十二項“通”，這裡的每一項都是網狀系統工程的延伸，並且都連通廣泛，可達全球。系統化堪稱當今世界時空結構第三層特徵。

4.信息化意味著重整化，它帶來信息空間。信息化是以網狀系統工程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尤其是以現代通信、網絡、數據庫技術為基礎，其中，信息被匯總到數據庫為現代世界帶來了重新發現、重新組織利用時空的可能性。從哲學上看，信息化最深刻之處在於，把“信息”概念抽象成了一切可被傳遞的邏輯可能性總和，並將其實現為人類生活的現實世界之外的空間[ 計算機科學的發展史涉及到從經典信息論到量子信息論的多種信息理論發展，指向建模、模擬、複雜系統、虛擬現實，[21]，可稱為“賽博空間”（Cyberspace）。信息化一方面把現實世界虛擬化，幫助改造現實世界，例如虛擬製造技術可以模擬出產品製造全過程，提前預判並避免很多失誤，從而更有效、更經濟地靈活地組織製造生產[22]。另一方面，賽博空間中也可存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可能性，猶如為人類提供了一片可供開發的“新大陸”。信息化化堪稱當今世界時空結構第四層特徵。

5.智能化指向解放人類雙手。如果說標準化重新定義了人類生活的時空、批量化解決了“匱乏”這個人類生活中曾經的永恆主題、系統化使人類生活空間擴展至全球、信息化使人類活動範圍超越現實世界，正在到來的智能化浪潮則指向解放人類雙手。雙手是人類大腦改造世界的中介，因此人類勞動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需要訓練手臂動作——哪怕簡化到敲鍵盤，仍需要訓練。但智能化卻正在逐步使人類無需為生產活動而訓練手臂動作，可以使人類大腦的意圖更直接地作用於改造世界。例如，人類的消費行為已經可以很容易地通過無需訓練的手部動作實現。智能化將成為當今世界時空結構第五層特徵。

早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的手工業就已經很發達了，而工業之所以叫“革命”，就是因為達到了手工業達不到的高度。這種高度就來自於通過標準化使大量具體環節的勞動像“積分”一樣大規模聯繫起來，後來又通過批量化、系統化、信息化等歷史進程使人類勞動成效指數化增長、走向全球、走向超現實空間。而就具體環節的勞動來說，當今世界的個人動作行為與手工業時代差別不大，差別大的地方在於與外圍世界的聯繫程度。

從認識論來說，“工業化”可以分析成標準化、批量化、系統化、信息化、智能化五個方面，五個方面又可以綜合成現代時空、現代市場網絡、全球化、信息空間、解放人類雙手等，實際上這就是當代的“現代化”。當代人類生活離不開電網、水網、通信網等網狀系統工程，它們就像陽光、空氣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空間的組成部分，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的“底層架構”。

在這樣的時空結構中，很多曾經的困難問題變得容易解決，例如，20世紀80年代，汽車廠的產量問題對中國來說是個難題，單個工廠的產量比世界先進水準相差可達百倍，但當今則完全不成問題，其中的原因無非是當年的供應鏈、生產線、軟體等方面能力不足，歸根到底就是網狀系統工程不夠發達。而在當今，汽車廠是可以做到“無人”的，原理也可以理解為把網狀系統工程布設到位，就可以在各個環節上代替人力投入。當然不是完全不需要人，但人的工作可以在“廠外”，例如設計、編程，這類的工作在統計上算服務業而非製造業。假如汽車產業從製造業崗位密集型轉為服務業產業密集型，能說是發生了“去工業化”過程嗎？這樣的現實情景恰恰發生在以美國底特律為代表的一些傳統上的汽車製造業基地。當今美國底特律大量汽車工人失業、城市蕭條破敗，而汽車工廠也遷到別的地方去了。有人說假如把汽車廠遷回，給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不就“再工業化”了嗎？[23]問題在於，相比20世紀70年代的製造業崗位數高峰時期，當今美國的汽車產量更高，但隻用了原先約三分之一的人，而汽車廠外遷正是為了到網狀系統工程配套更完備的地方去實現這種效率提升，並且事實上也創造了不少新增就業崗位，例如軟體工程師。對汽車公司來說，以“回到底特律”的方式去“再工業化”，有必要嗎？

不同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有高低，故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分。而這種分別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網狀系統工程的差別，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主要在於網狀系統工程發達。網狀系統工程的發展來自於“用起來”，只有用起來，圍繞網狀系統工程的應用生態鏈才會形成，從而網狀系統工程本身才會得到發展，而用起來就要求開放性。因此開放性是發展網狀系統工程需要的品格。至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其實往往存在於尋求工藝突破的過程中，這類過程從工作方式上看，主要是手工業時代的。這倒可以從邏輯上得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其實是中國人民所具有的品格，中國工業當然具有這種品格，但中國其他領域也有這種品格。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其實既不是中國工業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中國工業崛起帶來的經驗，但卻與中國工業崛起有著高度相關性，這種相關性如何理解？這涉及到當今世界（或“現代化”）與其所依托的空間的關係。當今世界本身是一種空間結構，但它也有所依托的基礎空間。在中國，這個基礎空間就是五千年文明體。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從落後挨打到“站起來”、“富起來”的現代化進程，自主工業化在其中是一條主線，但不是全部原因。自主工業化帶來的自主網狀系統工程體系，使原先就存在於五千年文明體中的諸多勞動行為被納入當今世界，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把中國這種發展變化放在歷史與世界維度構成的“大坐標”當中看，相當於中國整體上在很短時間裡變得“值錢”了，也就是估值迅速上升。這種過程是怎麽發生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帶來的“高精尖”部分突破能夠提供部分解釋，但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是作為集結其他經濟活動的核心的那一部分，沒有這部分，就沒有其他經濟活動的集群化，但其他部分先要存在並有效運行才行。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五千年文明體中原本就存在的諸多因素才是中國能夠崛起的根本原因，通過在當今世界發生重組過程，出現了整體性的估值上升，才能夠完成解釋中國崛起。

於是，我們可以認識到，國家在世界體系中是個整體，要追求有利的“生態位”，就要提高整體估值才行，而整體估值的提高，卻不能依賴少數高估值部分。前沿產業是創新活動最活躍的領域，自然會有高估值。但國家的整體估值要提升，非前沿的部分要能夠提高估值才行。整體上有高估值的國家，例如美國，大多數行業都屬於曾經的前沿或當今仍是前沿，但卻較少有尚未得到充分估值的部分。而中國能夠崛起，並仍有巨大潛力，根本原因在於低估值的部分很強大，能夠在估值上起飛，這才是真正難能可貴之處。不像世界上有的國家，高估值的產業競爭力很強，但低估值的部分不具有起飛潛力，從而國家整體上在全球價值鏈上位於低端。於是，可以得到一個悖論：國家競爭優勢取決於其低估值部分，或者表達成“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潛力的因素中，低估值的部分價值比較高，高估值的部分價值比較低”。後一個表達形式類似於人工智能領域的“莫拉維克悖論”：對人工智能來說，人類所獨有的高階智慧能力只需要非常少的計算能力，例如推理，但是無意識的技能和直覺卻需要極大的運算能力，[24]可以概括為：“困難的問題是易解的，簡單的問題是難解的”。[25]

四、植樹型創新：為什麽未來屬於中國？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有關於“勞動的對象化”的論述：“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產品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 26]通過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把勞動的對象化進一步推廣到“對象化的規模與範圍”：工業化使勞動的對象化成為通過標準化相組合的自在物，隨著工業化的深化發展，勞動的對象化在規模與範圍上超越個體勞動者的對象化能力，發展為全球化與超現實時空的自在體系，並邁向自為體系。在此意義上，國家富強最終取決於能夠在多麽強的程度上把勞動的對象化聯繫為整體，以及在“整體大於個體之和”的意義上使整體的價值放大多少倍。

估值是“錢與物”之間的連接環節。勞動的對象化天然具有價值，但並不天然具有高估值。國家整體在世界上的生態位提升，工業化水準很重要，但提升估值能力同樣重要。估值是如何提升的？從根本上說，估值來自金融體系對評估對象的價值放大能力。例如，當今世界有的人熱衷於複原古代盔甲工藝，這種行為如果是自己閉門在家做，那就是停留在手工業時代的行為，在當代已失去意義，必然是低估值的。但假如同樣行為納入了文物修複價值鏈或電子遊戲價值鏈，那就可以獲得較高估值。可見，高估值的基礎是價值鏈,而價值鏈的基礎則是網狀系統工程。金融從本質上說，是價值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分割、重組、交換，這與工業化是對勞動的對象化的連接、放大、重組正是互為表裡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含義是金融要幫助實體經濟實現價值，而非把金融與實體經濟對立起來。當實體經濟已經全球化並進入信息空間，金融也應有在全世界及信息空間重新分配價值的能力。假如不具備這種能力，那就是金融業的能力還不能滿足實體經濟需要，也就不能比較充分地放大實體經濟的價值。

軟體化是從現實世界到虛擬空間的轉換。軟體工程是系統工程的近親，它通常從需求出發，將對象編碼，使之規範化、抽象化、模塊化，作為子系統嵌入到更大的系統中[ 27]。經過軟體化，現實世界被投射到虛擬空間中，經過分析、重組，能夠大幅提高效率。當今世界的工業發展主要方面就是通過軟體化帶來估值飛躍，不斷積累的數據庫成為能夠組織整條價值鏈的核心資源。

概念是一切價值鏈的源泉。所有的生產活動組織都來自項目，而項目的源頭無不出自概念。處在落後位置的國家或企業可以把“趕超”作為行動的出發點，但需有領先者為參照。而最初的出發者，無不來自概念。當今世界的資金環境下，貨幣發行實際上源於項目所需，而項目則來自概念設計。因此，概念設計是創新的直接源頭。

把前文所述共時性維度、歷時性維度、結構性維度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則我們可以討論最後一個維度：目的論維度，也就是世界觀的應用。“工業黨”世界觀的應用，最重要的方面恐怕莫過於國家富強，就連經濟學的開辟之著中文書名都被稱為“國富論”。如果我們把當今世界中一個國家的現狀稱為“現實”——它是這個國家現代化狀況和非現代化部分的情況總和，把未來藍圖稱為“概念”，再用上“估值”，則可以設計三個公式：現實+估值=土壤；估值+概念=定價；現實+概念=想象空間。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土壤狀況是生態系統完備的工業加上較低估值，所謂“價值窪地”；中國的未來定價將走高，緣於較低的現價和宏偉的未來藍圖；而中國未來能夠發展成什麽模樣，則取決於基於現實條件設計什麽樣的未來藍圖。中國“富起來”的過程中，很多產業、技術都是從無到有到發展壯大，原因就在於中國有著高水準網狀系統工程構成的工業化土壤，只要是需要工業化土壤的經濟模式，種下去就很可能茁壯成長，可以稱之為“植樹型創新”。而隨著當今世界產業體系越來越複雜，所需的參與分工人口越來越多，中國作為擁有世界最多“產業人口”經濟體的優勢將日益明顯，因此，未來屬於中國。

注：

【1】“餖飣”原意為擺設了一堆放置果蔬的器皿。清代以“餖飣之學”形容堆砌證據或詞匯充當解釋的學風。

【2】這個結構有點像網絡的七層協議，網絡從上到下分別是：應用層；表示層；會話層；傳輸層；網絡層；數據鏈路層；物理層。

【3】參見：王孟源：《波音737MAX的缺陷是低級的，是內部組織文化腐敗的結果》，觀察者網2019年4月7日，https://www.guancha.cn/wangmengyuan/2019_04_07_496635.shtml

【4】陶家渠：《系統工程的原理與實踐》，北京：中國宇航出版社，2013年，第49頁。

【5】參見王慶林：《飛機構型管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

【6】關於“大創新時代”的論述可參閱賈晉京：《G20：用“大創新”重啟世界經濟》，載《紅旗文稿》2016年第21期，第20-22頁。

【7】參閱[美]約拉姆·科倫：《全球化製造革命》，倪軍 陳靖芯 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

【8】溫特製（Wintelism）一詞來自微軟windows的win與Intel（英特爾）的tel之合稱，是一種生產組織方式。溫特製下，最終產品不再是生產組織的中心環節，取而代之的是標準。掌握標準的跨國公司把生產或研發過程分解為許多個模塊和環節，再把它們外包到全球每個合適的地方。掌握標準的企業與承包製造環節的企業間也不再是“中心-衛星”關係，而是項目合約關係。參見賈晉京：《中國創新能力在全球領先嗎？》，觀察者網2012年8月21日，

https://www.guancha.cn/JiaJinJing/2012_08_21_92177.shtml

【9】生態學可以定義為是對有機體的分布和多度（abundance）情況以及決定分布和多度的相互作用進行的研究，假如把其中的“有機體”替換成“經濟行為主體”，則可以比較方便第用來描述人類經濟體系運行。關於生態學的系統化闡釋可參閱Michael Begon, Colin A. Townsend and John L. Harper, “Ecology: From Individuals to Ecosystems”,Blackwell, 2006.

【10】在較早以“工業黨”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中，盧南峰與吳靖認為“工業黨”繼承了80年代的宏大敘事，關心國家與社會的走向。參見盧南峰，吳靖：《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載《東方學刊》創刊號，2018年總第1期。

【11】參見賈晉京：《天然氣：全球大博弈的新戰場》，載《環球財經》2012年第3期，第72-81頁。

【12】[美]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李明軒、邱如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13】 見[美]達莫達蘭：《估值：難點、解決方案及相關案例》，李必龍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73頁、第447頁。

【14】 轉引自鍾軒理：《涇渭由來兩清濁——給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算算账》，載《人民日報》2018年10月10日第2版。

【15】在哲學中，技術發展改變人類生活中的時空觀是一個重要論題，可參見[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裴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此外，經濟社會學領域也有大量文獻關注有形或無形的市場總是處於不斷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中，可參見[美]弗蘭克·道賓 主編：《經濟社會學》，馮秋石、王星 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美]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等：《管理的歷史與現狀》，郭斌主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5頁。

【17】關於鐵路網及現代貿易如何推廣了標準化，可參見[美]彭慕蘭、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黃中憲譯，西安：陝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18】 Wallace J.Hopp and Mark L.Spearman：《工廠物理學——製造企業管理基礎》（影印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頁。

【19】 J. B. Rae, Americ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Philadelphia: Chilton Co. ,1959.

【20】[美]歐陽瑩之：《工程學：無盡的前沿》，李嘯虎等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203頁。

【21】可參見邁克爾·鄧恩：《計算機科學中的信息》，載[以色列]道·加比、[加拿大]保羅·撒加德、[加拿大]約翰·伍茲 主編：《愛思唯爾科學哲學手冊：信息哲學》，殷傑 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97-735頁。

【22】 杜寶江：《虛擬製造》，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

【23】 參見“川普底特律演講：美國將再次成為世界汽車工業之都”，視頻：https://v.qq.com/x/cover/vw52evxg8p246ad/f03842ege02.html

【24】莫拉維克悖論（Moravec's paradox）是由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學者所發現的一個和常識相佐的現象：對人類智力來說苦難的問題如高等數學計算，對計算機而言其實很容易，但人類連小孩也具有的本能─辨識人臉、舉起鉛筆、在房間內走動、回答問題等，卻是工程領域內目前為止最難解的問題。參見Moravec, Hans. , Mind Childre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5.

【25】[美]史蒂芬·平克：《語言本能：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歐陽明亮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9頁。

【2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156-157頁，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7】[美]歐陽瑩之：《工程學：無盡的前沿》，李嘯虎等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5頁。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於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董事長裘國根先生向母校捐贈並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3個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係、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