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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授給大學生上課,為何這麽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導語:

11月的高校,又到了排下學期課表的時節。

“請督促本學院教授和副教授為大學生上課,並填寫情況統計表……”11月5日,河南師范大學教務處更新了一則排課通知,指出,教務處將以給大學生上課情況作為教授、副教授項目申報及年終考核的參考。

同一天,浙江中醫藥大學教務處也下發通知,要求教授需為本部大學生授課,授課學時每學年48個以上。

不少高校動作頻頻,起因於10月31日教育部發布的《關於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簡稱“意見”)。《意見》提到“高校要嚴格執行教授為大學生授課制度,連續三年不承擔本科課程的教授、副教授,轉出教師系列。”

“教授給大學生上課”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事實上,關於“教授上講台”的提法已多次出現在教育主管部門的文件中。但多年來的高校本科教學質量報告中,從未有高校實現教授、副教授給大學生上課比例達到100%的目標。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931年,梅貽琦在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講中這樣說道。教書育人本是教師的天職,無暇給大學生上課的教授、副教授,時間都去哪了?讓他們回歸本科講台,難點在哪裡?

“教書是個良心活兒。”有高校教師表示,從形式上讓教授回歸本科講台並不難做到,如何讓教授真正用心給大學生上課、上好課,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教學成了“軟柿子”

此前,一名來自西安的大學生在微博上吐槽:“我們的老師都是剛畢業,上課只會念PPT……”安排剛畢業的老師負責授課,這樣的高校並非個例。

實際上,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乾意見》,提出高等學校要把教授、副教授為本科學生上課作為一項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學年至少要為本科學生講授一門課程,連續兩年不講授本科課程的,不再聘任其擔任教授、副教授職務。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再次提到,深入推進高等學校教師考核評價制度改革,突出教育教學業績和師德考核,將教授為大學生上課作為基本制度。

不過,上述要求此前在高校並未被100%執行。根據2019年QS中國大學100強排行榜,位居前十的大學分別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記者對上述10所高校的2017—2018學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進行了數據分析。

相關數據分析

從給大學生授課教授人數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2017—2018學年教授授課人數佔比不足70%;複旦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佔比在70%—80%之間;僅有南京大學一所高校超過80%,主講本科課程的教授佔教授總人數的比例為80.56%;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此項數據缺失。

另外從教授授課的課程門數佔比情況看,上述高校此項數據大多集中在30%—50%之間,上海交通大學竟不及20%。

2019年10月底,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表示,“高等學校有三大基本職能——教學、科研、社會服務,但人才培養是第一職責。自從有大學起,大學就要培養人。”根據上述數據,依然有很多資深教授、副教授未參與到授課行列之中,他們都去哪了?

“太忙,留給教師科研和教學的時間本身就有限。”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宋海瑜(化名)坦言,工作時間有很多事務性工作,例如參加學習活動、座談活動、學術交流,各種開會、報銷、評估、考核等等,這些事情能佔去30%以上的精力。

報銷流程繁瑣問題困擾了不少高校教師。為此,4月17日,教育部發布通知,減少科研經費報銷各類證明材料,縮減審批環節,簡化報銷流程,要把科研人員從報表、報銷等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

但是,“不只這些校內事務。”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教師告訴記者,更有甚者,一些教授熱衷於參加校外的商業性活動,“類似做個副業或者兼職”。

記者採訪多位高校教師發現,除行政事務外,大部分高校教師的剩餘時間也未全部用在教學上。在教學與科研——高校教師的兩大本職之間,他們將天平倒向了科研的一端。

“科研壓力很大。”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施雲(化名)告訴記者。今年元旦以來至今,她幾乎沒怎麽休息。這學期她擔任大學生教學,每周7課時,除了教學外,她需要拿出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項目上。她手裡這個持續項目,已經做了多年。“知情者都明白,對文科老師來說,申請項目困難,結束項目也困難,當年發論文難度極大。”

施雲告訴記者,“理工科教師更是幾乎全年無休,撲在各種項目上,還要發高水準的論文。”

河海大學文科教師徐蘭(化名)告訴記者,科研工作除了寫論文,還要寫項目申請書,隨時保持對各種課題的關注,還要參加學術會議,這些都在科研範疇內。

“指揮棒”導向科研

“普遍還是重科研。”當問到在科研和教學之間的時間精力分配權重時,有高校教師不假思索地回答。

上海交通大學在2017—2018學年本科教學質量報告中明確指出:“由於教師的科研任務繁重,整體來看,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工作投入,時間和精力均略顯不足,教師的教學效果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教學科研並重型教授從事一線教學的工作量相對較少;長期從事量大面廣基礎課程教學的教師,博士學位比例不是太高;教學為主型教師的發展機會較少,收入待遇偏低。”

在高校,科研更直接地關係到個人利益。北京市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教師告訴記者,一個老師如果在科研方面投入較多,比單純從事教學的收入每年會增加30萬—60萬不等。科研壓力雖大,但方方面面的吸引力也可想而知。

另外在獎項設置等激勵機制上,國家級的教學成果獎每四年評選一次,頻率較低,且這樣專門針對教學的獎項,相比科研獎項,還是少之又少。2015年,四川大學首屆設置並揭曉高達百萬獎金的“卓越教學獎”時,還一度引發爭論。時任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回應,希望通過這樣的激勵措施,讓教師們多一點時間投入教學。

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對高校老師來講,評職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宋海瑜告訴記者,按照自己的親身經歷,評職稱時有三大方面,分別為教學、科研、社會服務。

不過,老師們都清楚,對於教學的考核只需要達到一個量的要求,比如一年完成多少課時,至於完成得好不好,沒有太多評價;但是對科研考核是有績效的,比如論文的層次、科研項目的級別,不僅是量,更要求質。

所以很多老師達成了一個未成文的默契或共識:“科研與評職稱的關係更為緊密”。2018年6月,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曾在公開場合提到,一些學校在評價教師時,唯學歷、唯職稱、唯論文,過度強調教師海外經歷,國外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等,這樣的“指揮棒”不利於激發教師教書育人的積極性。

不僅是評職,還有評估。“憑貢獻求支持”,教師也需要為部門作貢獻。而學校要上檔次、學科要上檔次,就需要各種學術成果的支撐。評估結果不好會有什麽後果?有高校教師透露,後果可能是“學科取消,停止招生資格,老師們就只能是一個公共課老師,或者就要轉崗了……這對老師們影響是很大的。”

南京理工大學理學院教授黃振友認為,(上述問題)歸根到底在於評價機制。評價和考核大學的核心指標,對於科研成果,比如有多少論文,多少課題、項目與經費, 多少獎項等過於強調,而對教學成績重視不夠。他指出,辦大學的核心任務、大學存在的意義,是培養人,教學是主業,科研才是副業。

10月31日,吳岩在教育部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也指出,教學和科研是現代高等教育學校的兩大基本任務,但“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目前並未平衡。

好在評價機制中回歸教學、重視教學積極的信號正在釋放出來。10月底的《意見》中提及,要加大優秀課程和教師的獎勵力度,加大教學業績在專業技術職務評聘中的權重。

記者了解到,不少高校開始探索“教學型教授”的評聘路徑,並且有了先例。2018年,黃振友就憑借自己的教學實力和成績,成為南京理工大學首位“教學型教授”。 而此前近20年,教學成績突出的他曾因其他指標不具備優勢,職稱一直停留在“副教授”。

對教學業績突出教師的獎項獎勵也逐漸豐滿起來。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主任李賢紅告訴記者,除了劃定“每學年本科教學32學時”的底線外,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近期頒布了《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育教學獎勵條例(試行)》,對積極參與教育教學建設與改革、全身心投入大學生、研究生教育教學,教學效果顯著提升、產出成果有顯示度的教師進行獎勵,讓“優質師資下沉”。

“費力不討好”的教學

施雲還講到了重科研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教學是個特別繁瑣的工作,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此教學成果的取得難度更大。“有點費力不討好”。尤其是在當下,學生中的浮躁氛圍也打擊著高校教師的教學積極性。

施雲坦言,很多學生熱衷於參與活動,極少用功吃苦在學習上,而選擇各種捷徑。上課,只是為了學分。有難度的、需要花時間的基礎課,都選擇主動避開。長此以往,老師空有一腔熱血也很容易被打消——“教學是雙向的”。

“學生普遍也輕視教學。如果要轉變,不是老師單向轉變,而是師生共同轉變。”施雲說。但黃振友覺得,學生不好好學,不應該成為老師不好好教的理由。

此外,針對高校上下普遍“重科研”的現象,黃振友建議,對大學的評價機制,可以提高教學在考核指標中的比重,弱化其他考核指標的份額。

但一個不可忽略現實問題是,相較於科研,對於教學的考核是比較難的。“教學都是長線,無法短期出效果。”瑣碎的教學工作,比如指導學生的成果、授課質量等難以量化。

“教學質量不好量化,但也還是一定要評價。”10月上旬,浙大管理學院正在進行“三好老師”評選,其中一方面就涉及對教師教學質量的考核。

據悉,不少高校采取讓學生給教師打分的方法考核教師教學,但這種做法也存在爭議。“例如一定會有學生給‘放水’的老師打高分,反而給嚴厲、精益求精的教授打低分。這樣一來,沒有老師敢嚴格要求學生了。”宋海瑜指出。

不過,黃振友則認為,即便如此,學生的打分依然具有參考價值。學校就像是工廠,核心任務是生產出合格的產品;而對大學來說,學生是產品,同時更是閱聽人。因此,學生對教師打分這件事有發言權。

黃振友提出,學校可以劃定一定比例的精英學生,例如5%、10%甚至20%的學生,將他們畢業後的長期發展情況作為對大學的一個考核指標。強調把精英學生的發展作為大學的考核指標,旨在督促大學的教學要有深度,要有精英意識,全方位地認真培養學生。

“對大學的評價機制改變後,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教書是個良心活”

“推行起來並不難。”記者採訪了解多所高校執行情況發現,《意見》頒布前,很多學校就已經能夠做到“教授、副教授每學期至少承擔一門本科課程教學”。

以宋海瑜所在的學校為例,一直以來,學校就要求教授必須給大學生一學年至少要上一門課,納入教師績效考核中的要求之一。如果沒達到,本年度的考評就會不及格,進而會影響各方面的待遇,以及能否繼續做教授。

政策下發後,不少教師表示支持,但更多的疑問也隨之而來。“支持這樣的政策,但是如何監控?如何認定是否真的給大學生上課了?提出3年,但具體到3年要多少學時?“恐怕要更明晰之後才有實際效用。”

相比上述問題,黃振友更關心的是,政策要求教授給大學生上課,上什麽課?

“應該強調上核心基礎課。”黃振友說。

不少微博網友也發出類似的擔憂:非要“趕鴨子上架”給學生教課,也未必對學生負責。

由於教學有一定的重複性,今年上這門課明年還會再上,部分高校教師認為輕車熟路,很少花心思在課程內容更新上。

但要知道,大學老師不是僅僅拿一本教材講完了就完的。“教出的學生要有創新能力,做科研項目,訓練學生能夠上路,這一定是要花精力的。”

“教書是個良心活。”黃振友認為,上課和上課很不一樣。教學要花功夫、要實實在在地勞動、要備課、要上講台,這個不能含糊,也需要硬功夫。

采寫新京報記者 馮琪 校對 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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