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墓碑數量眾多底蘊深厚，書法精妙，雕刻精湛，可謂撰、書、刻皆名流，呈現出墓碑藝術化的繁盛局面。這得益於唐代出現的“護碑”法律條文。《唐律疏議》條稱：“‘五品以上，聽立碑；七品以上，立碣。塋域之內，亦有石獸。’（《喪葬令》）其有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在這樣一個護碑的時代，豐碑巨碣，目不暇接碑文、書法、刊刻和工藝裝飾等盡顯大唐天氣，在碑的設計上達到了一個巔峰。至此“唐碑”成為後代的碑刻範式。
唐代湧現了一批由皇帝親自撰文或由皇帝降旨敕建的禦碑。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率先垂范，在一些功勳卓著的名臣去世後，親撰碑文紀念、表彰。如魏征的墓碑為唐太宗親自起草並書寫；唐高宗李治為李勣作碑，亦禦筆《明征君碑》等；唐睿宗李旦親撰的禦碑《楊氏碑》；唐玄宗李隆基為大臣作碑頗多，如《一行和尚碑》《闕特勤碑》《忠憲公裴光庭碑》等。
帝王參與寫碑，這一行為在封建社會裡，帶來的新天氣是不以寫碑、刻碑為苦，而是一種無尚的榮耀和神氣。至此在墓碑上留下撰文、書刻者姓名成為一項甚為高雅而莊重的事情，逐漸形成了墓碑的高規格體例。上有帝王親自寫碑著文的所好，下有無數人撰文、刻碑的所效，乃至著名文士、書法家、書刻家高手輩出。
撰文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許敬宗、李義府、於志寧、上官儀等。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學家韓愈和柳宗元都寫過大量碑文和墓志銘。據考，在韓愈的文集中，他所撰寫的碑志文字就佔全部文集的12卷之多，其中碑志文《曹成王碑》《貞曜先生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出自大文學家、大詩人、大學者之手的碑文墓志，極具文采和思想性，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值得予以重視的一種文章品類，具有獨特的價值和重要地位。
書碑高手更多，先後湧現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陸柬之、王知敬、柳宗元、勤行、王士則、柳公權等等。書體風格多樣，或清秀端莊，或瘦硬飄逸，或遒媚多姿，或勁拔不羈，無不精整可喜，別同時也孕育和造就了眾多刻碑高手。
有些墓碑集多個“名”家特色於一體，故讚歎為“二絕碑”“三絕碑”。如《李晟墓碑》，李為唐西平郡王，裴度撰文，柳公權書字，俗稱“三絕碑”。《溫彥博墓碑》，岑文本撰文，歐陽詢正書；《李靖墓碑》許敬宗撰文，王知敬書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原文作者：張維方
原文來源：《藝術品鑒》2018年11月刊《浮沉千年的墓碑》
（因篇幅問題，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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