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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砍醫生”陶勇復工記:受傷後開始限號 診室外新增逃學生通道

被患者砍傷的眼科醫生陶勇復工了,5月27日是他的第三次門診。

他的門診室新增了一條逃學生通道,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間診室。

以前,他捨不得讓大老遠跑來的患者白白等上幾個小時,結果他的診室燈常常亮到晚上9點,甚至更晚。如今,他開始限號,不掛號的看不了。

瀕死一次,他開始反思,認為希望比視力重要,“那個凶手要砍我,無非是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陶勇的一位同學參與過楊文醫生的搶救,前幾天她離開了公立醫院,陶勇說“如果不是看不到希望,她不會走的”。

2020年5月27日,是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復工後的第三次門診。128天前,他被患者砍傷、差點死去。

已在陶勇這裡看病8年的黃鳳(化名),這一次掛號既是看病,也是探望一直掛念的“孩子“,她已把陶勇當作親人,他受傷後的一個多月裡,她心神不寧,有一次甚至把要洗的襪子放進了冰箱。

走進門診室,黃鳳一眼就看出了變化:診室裡側的牆,被鑿空了一大塊,寬約1米,高度超過2米,醫生和護士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間診室。此前,這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同事們想找他,需要掙扎著撥開擁擠的人群,從診室外敲門。

陶勇被砍傷後沒幾天,這堵白牆就被打通了。“這是醫院的主意“,他的同事說。雖然醫院沒有明說是為什麽,但大家心裡都明白,一個診室,多一條通道,更加安全。況且,這條通道,就在陶勇的身後。

這一天,我在這個診室看著陶勇連續工作7個小時,這樣的工作節奏,很難將他與病人身份聯繫在一起。

他身上的多處刀傷,不會被人們輕易察覺:新長出來的頭髮遮住了頭上的刀痕,白大褂的長袖掩蓋了左手臂上一個長的手術疤痕,被衣領蓋住的脖子左側,另一道傷疤若隱若現。

但左手卻格外引人注意。浮腫、手指蜷曲、紅得發黑,手掌心還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疤痕,這一隻受過嚴重刀傷的手,還未完全恢復知覺,至少目前,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功能:不能握任何東西,更不能拿手術刀。看病的時候,左手隨意丟在一邊,有一次電話響了,他的右手正飛速敲擊鍵盤,為了不影響進度,乾脆右手拿起手機放在左肩,頭向左一歪,夾住手機,邊聽電話邊繼續打字。

也只有左手在提示著4個多月前他經歷的生死劫難。1月20日,他在診室被一名患者拿著菜刀追砍,造成其左手骨折、神經肌肉血管斷裂、顱腦外傷、枕骨骨折,失血1500ml,7個小時的全麻手術才將他從鬼門關救了回來,成為傷醫事件中的幸存者。而去年聖誕節前倒在血泊中的另一名醫生楊文就沒有這麽幸運,她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被砍傷114天后,陶勇於5月13日恢復門診了。他以病人和醫生的雙重身份,再次回到了那個讓很多人心有余悸的眼科診室。

受傷後,陶勇開始限號了

晚上8:10,北京朝陽醫院的門診樓大門緊閉,幾乎見不到人,7層眼科門診,一個診室的門微微開著,一個女醫生從外面回來拿東西,循著光亮推開門,一看卻是陶勇,皺起眉頭,“你怎麽還在這兒?”

陶勇露出標誌性的微笑,輕輕噓了一聲。他正在開一個線上會議,和本院、外院的幾個眼科醫生討論疑難病例。此時,他已經持續工作了快7個小時,還沒吃上晚飯。

門診是1:30開始的,陶勇提前10分鐘出現在了A0730診室,他要做些準備。

我也是差不多時間來到7層眼科門診大廳。此時,大部分患者安靜地坐在等候區,等待廣播叫號,每個診室門邊的牆壁上,出診醫生信息和當前患者都清楚地顯示在一塊小的電子屏上。除了A0730診室。

A0730診室門口的顯示屏,沒有任何信息,卻被十多個倉皇的人圍著,人群中,參雜著河南、陝西、湖北、河北等多種地方口音,還有小孩的哭鬧聲,在安靜的大廳裡顯得格外吵鬧。

大家都衝著陶勇而來。他們中有些人是第一次來,提前在網上預約到了陶勇的特需門診,但還有些複診患者,早先和陶勇約好了,直接過來,電子系統無法應對這樣的複雜情景,從幾年前開始,陶勇的診室都是人工叫號。

也就不到一分鐘,A0730的門被關上,鎖住,打開,再關上,鎖住,一個女助手控制著這個門的人員進出,她要盡量給裡面的陶勇留一個安靜的環境。與此同時,她還要快速解答門外人的疑惑,額頭已經滲出了汗珠。“病例,病例,這不是病例!這是檢查單!”“把病例給我看一下”。第一次來的人顯得尤為焦慮,他們大多都會一遍一遍問,什麽時候輪到我?

陶勇的診室外依舊像一個小型戰場,只不過,比此前好了很多。早前,幾十個人在外面排著,總會有人插隊,人群中經常爆發爭吵,一個助手不夠,他還專門找了北京林業大學勤工儉學的學生來幫忙維持秩序,但最後人家受不了,不來了。

現在排隊的人少了。“不掛號看不了“,沒有掛號的人湧上來,女助手的態度相當堅決。

陶勇開始限號了。每次門診最多10個新號。加上複診患者,每次出診,最多不會超過20個人。

被砍傷前,陶勇多年的習慣是,來者不拒。他的患者幾乎都來自外地,他捨不得讓這些大老遠跑來的患者白白等上幾個小時,失望而歸,最後的結果是,他的診室燈常常亮到晚上9點,甚至更晚。直到受傷後,他意識到,他要給自己做減法,“患者是永遠看不完的”。

雖然只有20個患者,但還是整整看了4個小時,留給每個患者的時間多了,平均每個患者可以聊上十幾分鐘。陶勇對當天的就診秩序相當滿意,給了兩個字的評價,“很好”。

108號患者:他耐心得像幼兒園老師

等待陶勇的4個小時裡,我在診室門口的凳子上,碰到了黃鳳。

黃鳳60多歲,戴著眼鏡,坐在我旁邊,主動跟我攀談起來,“你知道嗎,8年前我就接觸過他”。2012年,黃鳳被查出得了葡萄膜炎,“剛開始好厲害的,在家折磨得快要跳樓了,眼睛裡面扎得疼,全看不見,不怕你笑話,我遺囑都快寫好了。“

彼時,32歲的陶勇還在北大人民醫院工作,黃鳳第一次去他的門診,心裡一驚,這不是個小年輕嗎?半信半疑間,陶勇說,你放心吧,既然找到我了,我不會讓你跳樓的。他開始給她建立檔案,在一個本子上標記上了108號,“我就這麽成了他的第108個葡萄膜炎患者”。

從醫院回去後,閨女問她,今天怎麽樣,有治療好的信心了嗎?黃鳳也不確定,她只是覺得,陶勇在往她眼睛裡注射藥物的時候,很耐心,就像幼兒園的幼教老師,年輕也輕,“但不知道效果怎麽樣”。

用藥物治療一周後,她回來複查,視力恢復了一些,也不磨眼了。她還記得他笑著問,還想跳樓嗎?“跟逗小孩似的,我說,看見你,就不想跳樓了”。

在她的本子上,陶勇記錄了就診、用藥、複查全過程。找陶勇看了2年,她的葡萄膜炎治好了,之後有一段時間定期來找他複查。陶勇被砍傷時,已經有1年多沒有來找他了。

去年11月底,黃鳳的視力下降,乾澀,還長了一個斑塊,是葡萄膜炎的後遺症,閨女幫她在網上搶到了1月底的號,但在那前幾天,悲劇發生了。

黃鳳在聽到陶勇被砍傷後有快1個月的時間裡,都精神恍惚:每天睡不好,醒了就翻手機看新聞,陶勇脫離危險了嗎,醒了沒,恢復了嗎,被採訪時說了什麽。她甚至被孫子嘲笑“出了問題“,因為她心神不寧,把要洗的襪子放進了冰箱。

她把陶勇當作心裡一直掛念的“孩子“,她比陶勇大了20多歲。她想,只有像親人一樣,他才會為了幫她省錢,給她開便宜藥,一個10塊錢的拔倒睫毛,他就直接自己上手替她拔了,20塊錢的測眼壓也一並自己測了。黃鳳是外地人,生活在北京,但是下崗職工,沒有醫保。

在很多患者的敘述版本裡,可以大致拚湊出陶勇“超出常人善意“的付出:為貧窮的患者墊付過手術費,藥費,免去過掛號費,用便宜藥。被很多醫院拒收的艾滋病病人、疑難眼病病人,到了陶勇這裡,得到了體面的對待。

陶勇重逢挽救他生命的貴人

一位高高的女護士悄悄穿過大廳的人群,從另一個診室進入,穿過被鑿開的那堵牆,出現在了陶勇的身後。她拿著一個黃色的信封,聽說陶勇最近在幫助盲童,想要捐款。

此時,陶勇還在給患者看病,沒注意到她。但陶勇診室的志願者卻差點尖叫起來,捂住了嘴。她就是那位救了陶勇的女護士。

事發當天,朝陽醫院眼科的一位眼科醫生、女護士、診室志願者和患者家屬均在阻擋行凶的過程中被砍傷,從而為陶勇贏得了寶貴的逃學生時間。

女護士和陶勇此前並不認識。她在生殖醫學中心,與陶勇不在同一層樓。當時,她經過7樓,看到一個男醫生滿身是血,想都沒想,拉著他從7樓診室跑到6樓,混亂中打開一個房門,將陶勇反鎖在裡面,避免他被追殺,並及時給他進行了緊急包扎與縫合。

儘管已經過去4個多月,回想起當天,志願者、女護士和陶勇還是懵的。當時過於混亂,以至於過了很久,陶勇忘了身上的多處傷痕,有一些到底是怎麽來的。他們試圖勾勒起每一個傷疤的緣由,謎團被一個個解開,伴隨著一聲聲歎氣。

黃色信封中,是同事們給女護士捐的一筆“見義勇為“獎金,她聽說陶勇將在兒童節為盲童進行公益直播,於是拿過來請陶勇捐給有需要的小朋友。陶勇說,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有13萬盲童,在一些困難地區,依然有很多盲童失學,沒有盲文書可讀。公益直播目的是籌款幫他們獲得盲文資料、聽書機等學習工具。

這一天,陶勇還和另一位貴人重逢。為他擋過刀的患者家屬田女士,也剛好帶著15歲的女兒來複診,兩隻受傷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

對陶勇來說,左手意味著什麽?“左手很重要”,陶勇毫不猶豫地回答。

如果非要給重要性打一個百分比,這隻手原本在手術台上,可以承擔起40%的功能:在右手拿起手術刀時,它可以隨時拿起照明燈切換需要被照亮的部位,或者拿起一個鑷子清理隨時可能出現的異物,減少出錯的可能。若是在診室裡,左手可以替他省去不少時間,甚至同時處理兩件事:左手用儀器給患者檢查視力,右手同步寫病歷。

而現在,在給患者看病時,他的左手就那麽隨意地被丟在一邊,右手總是不自覺地摸上去,試圖緩解左手的麻木感。手術,自然也是暫時做不了了。

“那個凶手要砍我,

無非是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等陶勇忙完,已經8.30。他終於有空,可以單獨和我聊上一會。

我問:“被砍傷後,你第一次回到那個診室,什麽感覺?”他笑了一下,“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覺”。“心裡有咯噔一下嗎?”“沒有”。

最初的1個月裡,不可避免地,生理的疼痛和心理上的掙扎一同襲來。他會時常陷入“我都對他那麽好了,又給他省錢,還保住了他的眼睛,他為什麽還這麽對我?“的痛苦中。他口中的”他“就是那個拿著菜刀砍傷他的患者,36歲的農民,一個人過,很內向。他為”他“省了好多錢,包括做手術的時候其實自己也有腰傷在身、背上釘著六顆釘子。

但陶勇很快從那種“極端”情緒中走出來了。“他說自己被善意包圍,他見到那位此前素未謀面的女護士,覺得很開心,黑暗中,有人救了他。

這種異於常人的樂觀、自我消解的能力源自哪裡?他說是內心的信念,這種信念的支撐構成了他“無比強大的內心。這種信念可能來自曾經讀過的書,行過的路,季羨林的《牛棚雜記》,又或者是余華的《活著》。他問我,你有沒有看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書?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沙皇弄上斷頭台,差點死掉,後來被流放,“就他親身經歷了很多苦難,才能寫出那麽多深刻的小說。”

他很少和別人提起他愛哲學。工作中的亢奮狀態褪去後,他陷入了沉思,說起休謨,說起康德。工作18年,偶爾有困惑、挫折,他開始思考,鑽進書裡找答案,“只要你開始思考的時候,你就會接觸哲學”。

比如,去年聖誕節,北京民航總醫院的醫生楊文遇害,他在微博上替楊文醫生聲援,1個月不到,另一名患者的刀捅向了他。民航的事情和他的事情接踵而至,有沒有因果關係呢?如果說有,外界的理解,可能是一種示範效應。但他提起休謨的話,接踵而來的兩件事不一定有因果關係。“你說有沒有絕對的關聯?貌似也沒有”。

哲學一個無非就是世界觀、一個無非是方法論,有了這些思想武器,在遇到很多事的時候,“你就能夠通”,因為最怕的是想不開,“想不開這件事會使很多人抑鬱、焦慮、煩悶”。

多數人不知道的是,他出院後沒多久,去了北京的一個盲人圖書館。這是他做眼科醫生18年來,第一個去盲人圖書館。有一個盲人乞丐,在那個圖書館待了一天,他在看鐵齒銅牙紀曉嵐。他很受觸動,這個盲人乞丐,即便看不見,也依然在學習,在看書,並且表現出了超出想象的樂觀。“突然就想明白了,很多人要的是一個希望,那個凶手要砍我,無非是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他開始反思,18年的從醫時間,他一直認為視力比希望更重要,“以前太把人割裂來看,哪裡疼治哪裡,卻很少想,去醫治作為整體的人”。

“但我現在會認為,希望比視力更重要,尤其是對這些疑難手術的人,其實你如果能讓他知道,即使視力不太好,他也能保有對生活的希望,也能夠有生存的能力。只要視力提高一點點,就是有希望的。”

下一個十年,等待陶勇的山峰是什麽?

門診前一天(5月26日),陶勇接到了北大研究生同學的電話,對方告訴他,從公立醫院走了,去了一個校醫院。

成年人的生存法則裡,做出某個決定雖然是多個原因的結果,比如公立醫院生存環境差、壓力大,但若還被卷入一次傷醫事件的漩渦中,心裡的創傷是否能彌合就難以言說。離開公立醫院的這位女同學,參與過楊文醫生的搶救,“對她的刺激太大了”。

“我想一個辛苦了那麽多年,上了北大博士,又在崗位上積累了那麽多經驗,如果不是看不到希望,她不會走的”。

和我說起這件事,陶勇情緒突然激動,“你知道她當年多麽勤奮嗎?”他口中這位優秀的女醫生,也在北京一個三甲醫院幹了十幾年,職稱達到了副主任醫師。她與陶勇曾在北大人民醫院的科研樓,鑽研耳鼻喉的醫技,還要練膽量。看一個醫學生提著一個桶,外人不知道是什麽,可能大概率就是一個需要做手術練手的人頭。

醫院裡,也有不少醫護辭職。學校裡,他原來的大學同學班級,有一半都離開了醫療行業。一個人的時候,他開始歎氣。

不過,他幾乎不會對外界表露出這種情緒,更準確的說,是沒有時間。

他甦醒後沒幾天,做的頭等重要的事,是單手在病床上敲了近2000字,《眼內液檢測臨床應用》一書的後記,這本書是他近10年的成果,斷斷續續利用空閑時間寫出來的。

眼內液檢測,是指通過對眼球內包括房水和玻璃體液在內的眼內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核酸、抗體和細胞因子進行檢測,可以臨床提供眼內局部病原和免疫信息,相比於常規的血清檢測,速度更快,準確率更高,有助於對疾病作出快速診斷。

這本書結尾了,相當於給他的前十年有了一個交代。如果說每一個十年是一座山峰,接下來等待他的山峰又是什麽呢?

這很難計劃,但至少,不會滿足於做一個“手術匠”了。他的雙手已經做了15000多次手術,這兩年,他開始意識到,要減少手術量,但嘗試失敗,大部分時候,患者是衝著他來的,會要求隻讓他做。左手受傷後,上不了手術台,“至少目前給了我一個借口,我可以停下來了”,即便之後左手慢慢恢復,“我也不會做太多”。在他的計劃裡,更多的精力將放在科研上,做大眼科團隊,招更優秀的人,組建相關的科研平台,才是重中之重,“你自己老是一個人把所有的事情都給做了, 那怎麽行?”

與此同時,各種平台找到他,他不太會拒絕別人:錄音頻,線上直播,寫眼科科普文章,回醫院出診。工作之外,他每周一和周四要去積水潭醫院,給左手做康復訓練。

媒體蜂擁而至,幾乎每隔一天就有一次採訪。我問他為什麽不選擇媒體去聊?他說,這不沒經驗嘛。說是沒經驗,實際上,他對大多數來找他的人,仍然都滿懷善意。

不過,他對成為新聞人物、頻繁上熱搜還沒適應。那晚吃飯的時候,他突然很疑惑,抬起頭問我,“我也搞不明白,怎麽隨隨便便就上了熱搜?”

吳靖|撰稿

王吉陸|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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