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時的困境和改進思路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周天勇

　　用索洛模型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面臨的困境是：市場存在著分割、特許和壟斷等，勞動力、資金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和配置；許多土地要素是不能交易的，農村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不能由交易定價，沒有價值表達；政府過度乾預人口生育、分配GDP和乾預土地配置，使居民收入和需求受到抑製，導致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生產過剩可能會常態化。

　　1．研究和發表這一文獻後的感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明確表述中國國民經濟中資源配置由市場決定，十九大報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在政治上為國內學術界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經濟提供了理論選擇的範圍。

　　在此期間一些學者和研究機構發表了用索洛模型（包括在其基礎上各種改造過的模型）分析生產率和未來經濟增長的論文，觀點各異，很有見地。2018年上半年認真學習了這些文獻，很受啟發。需要說明的是，我的研究，是在他們討論取得的成果基礎上展開的。當然，研究先需要對其評述，而撰寫這些有經濟學理論功底文獻的作者，是我非常尊敬的學界兄長和朋友，或者是交往不多但我非常仰慕的學者。

　　索洛模型是國民經濟市場運行和增長的描述，其有著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要素是自由流動的，要素由市場交易機制調節配置；因而要素需要在市場上通過交易來定價，所有的要素要有價值表達；政府彌補市場失靈部分功能，不過度乾預市場及相關方面；在這樣的場景中，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不存在常態化的生產過剩。

　　然而，用索洛模型分析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面臨的困境是：市場存在著分割、特許和壟斷等，勞動力、資金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和配置；許多土地要素是不能交易的，農村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設用地不能由交易定價，沒有價值表達；政府過度乾預人口生育、分配GDP和乾預土地配置，使居民收入和需求受到抑製，導致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生產過剩可能會常態化。

　　用一個通俗的比喻是：假如我們建立了一個關於牛消耗和運動的模型，測算給一頭牛正常喂料喂水，長期中它會如何變化，短期內成年的它會如何運動？首先，需要假定它是什麽樣的牛（水牛、黃牛、犛牛等），暗含的假設還有四條腿、兩隻眼、兩隻耳朵等，吃料、消化、排泄循環都很正常，…。其次，它的一切如果都符合某種牛的條件，我們就可以測算，在正常餵養情況下，如果是成年的，它會耕多少田；如果是幼年的，牠會在什麽時間，成長到多壯實。然而，如果一隻牛，它天生下來就缺了一條腿，或者眼睛和耳朵各少了一隻，我們忽視了這些，還是用正常牛餵養和出力的模型測算，以為其喂多少料，就會出多少力，其運算結果就會發生大的偏差：可能它吃了同樣數量的料，卻出不了同樣的力，跑不了同樣的路，耕不了同樣多的田，甚至會因跑偏而白費力。

　　我將其稱之為索洛模型分析的“缺腿牛”困境。市場經濟中，所有的要素起碼要市場交易等配置，有價值表達，才能給投入多少和怎樣投入一個正確的信號。但是，在中國經濟中勞動力、資金和技術要素的流動和配置多少還受到政府的乾預；特別是相當數量的土地卻不能交易並定價，沒有價值表達，實際上是缺了一條市場經濟要素配置的腿。這樣的狀況下，忽視索洛模型的假定，而計算我們每年各類要素能投入多少，會有多少產出，會有多少余值，可能誤差較大。

　　2．已經做完還正待發表的文獻

　　我們不能提出索洛模型對假設條件和標準等不符“不完全市場經濟”分析的困境就為止，而是要想出一種辦法加以改進，能使研究擺脫索洛模型分析“缺腿牛”的困境。再深入地理解這一困境的形成，索洛模型的一系列假設，實際就是市場經濟的各項條件和標準。一國各種經濟體制，符不符合這些條件和標準，也就是達沒達到市場經濟的測度。

　　那麽，怎樣才能準確地用索洛模型測算“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的投入產出和生產效率？需要在此基礎上，另劈思路，即用“應當有，但是沒有（如土地交易）；應當有多少，但是沒有那麽多（如中國城市化和農業就業應當在70%和12%，卻平均只有50%和窩積了26%；政府宏觀稅費率應當在28%水準，卻收了36%）”這樣的邏輯和反實事分析法，去重新改造模型形成系列算式，輸入數據，加以計算，才能較科學地反映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走勢。

　　現在許多學術研究者、政策研究者，都在說要以各方面的改革獲得經濟增長的新潛能。而用索洛模型正向輸入有關數據，來給出采取什麽樣的改革，會得到什麽樣的增長潛能，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其暗含的假設前提是：牛各方面的條件是正常的，標準是滿足的。這樣的情況下，一種改革會帶來多少新的增長潛能，基本上是“猜測”。

　　正確的邏輯思維是，雖然牛吃了同樣的料，但是由於缺了一條腿，出不了那樣多的力；如果有辦法，給牠恢復這條腿，就可能出正常牛那樣的力。以“應當有，但沒有；應當有多少，但沒有那麽多”的邏輯和反實事分析法，先考察各項市場經濟條件符不符合，市場經濟標準達沒達到；再觀察條件沒有，或者標準沒有達到，其造成的產出和效率損失；後假定如果進行改革，滿足條件，或者達到標準，會增加多少增長潛能。

　　這就擺脫了如中國經濟研究索洛模型分析“牛缺腿”的困境。也將市場經濟條件、標準和環境，作為變量引入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分析。將某一項改革會帶來多少新增長潛能，從猜測轉變為有數理邏輯的測算。這個邏輯分析發現，未來如果改革獲得的增長潛能，70%到80%來自於城鄉土地交易和資本化的改革。由於受計劃生育滯後性收縮影響的人口和勞動力變量作用，不采取以土地為重點的改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肯定無望。這為“心中有數”和科學地安排各項改革，推進國民經濟加快增長，可能提供了可用的經濟學方法。

　　第二部分，將會以論文，或者專著專章形式發表出來。

　　刊載於《財經問題研究》2019年第8期。

　　摘要：本文評述了國內代表性的研究全要素生產率問題的文獻，探討了基於索洛模型擴展的各種方法在分析中國經濟運行和增長的邏輯困境。筆者強調，需要深刻認識索洛模型嚴格的市場經濟條件，實際就是經濟體制；不符合這些條件，實際也就是體制扭曲和經濟偏差。忽略體制差異而簡單地將中國國民經濟的有關數據輸入索洛模型計算，既有可能不能真實地描述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又有可能不能精準地把握有關的體制問題。因此，筆者建議，可以用“應該有，但沒有；應該有多少，但沒有那麽多”的思路，以假設條件和實際偏差還原和反實事的邏輯，基於索洛模型建立一套倒算的數理分析框架進行研究，可能會發現影響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投入產出和經濟增長體制扭曲的根本原因，進而制定以推進各項改革來實現未來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可量化和可操作的方案。

　　正文

　　分析投入產出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既有凱恩斯主義的哈羅德—多瑪模型，也有包括廣義技術進步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索洛模型。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也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石。Solow[1]模型描述了一個完全競爭的經濟，資本和勞動投入的增長引起產出的增長，它決定了在勞動供給不變時資本的邊際產出遞減。索洛模型強調資源的稀缺性，強調單純物質資本積累帶來的增長極限，在人口增長率不變和技術進步不變條件下的穩態零增長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就中國國民經濟運行和增長，國內外學者用以索洛模型為基礎的各種改造和擴展模型進行討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寫入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和十九大報告中。本文擬就一些研究文獻進行評述，探討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國經濟問題時面臨的一些困惑，並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思路。

　　一、現有運用索洛模型分析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觀點及其述評

　　本文對已有研究的評述，擬集中在可能會對學術界看法、政策探討思路和國家政策選擇發生較大影響的幾大派重要研究文獻的範圍，並按照他們各自的經濟增長來源、全要素生產率（TFP）解釋、低增長和低效率可能的原因及相應的政策建議這樣的邏輯思路而展開。

　　（一） TFP因素細分方法1．觀點簡介

　　在綜合測算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的基礎上，白重恩和張瓊[2]分別採用增長核算法和數據包絡分析法估計1978—2013年全國和各省份的TFP水準；之後借鑒垂直分解思想，分別從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要素有效使用和要素配置效率三個維度，考察中國1978—2013年TFP的地區差異及其隨時間變化的內在影響機制；最後對2008年以來中國TFP下降的成因進行了分解。可以歸之為TFP因素細分方法。他們對TFP的研究，從思路設計、指標選取、數據加工整理、模擬計算到邏輯論證等方面，堪稱是從供給方面研究中國要素投入產出、余值貢獻和經濟增長的一篇力作。

　　白重恩和張瓊[2]認為， 1978—2007年中國扣除要素投入增長之後的生產效率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55%，而2008—2014年生產效率的年增長速度僅為1.97%，其原因主要在於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長速度從1978—2007年平均2.04%降低到2014年的0.47%，以及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經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存量（總受教育年限）的年平均增速也從2.82%降低到1.30%。

　　白重恩和張瓊[3]分別以2008年和2014年為分析起點，模擬預測了中國 2016—2050年各年的經濟增長率，並發現中國2008—2015年的實際經濟表現“優於”美國的實際經濟表現，使得中國與美國的相對距離更近，未來“趕超”空間減小，從而經濟增長潛力降低。展望是：中國2016—2050年各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2016—2020年為6.29%左右、2021—2025年為5.54%左右、2026—2030年為4.84%左右、2031—2035年為3.96%左右、2036—2040年為3.31%左右、2041—2045年為3.33%左右、2046—2050年為2.90%左右。中國離“前沿”經濟體越來越近， “後發趕超”優勢不斷減小，從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不斷下降；中國總人口增長趨緩以及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嚴重，從而勞動力規模不斷減小，這都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不斷下降將成為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的必然。

　　白重恩[4]給出的政策建議是：（1）降低成本才能增強經濟活力，因而經濟調控政策方面，不再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投資的方式推動經濟增長。財政從大投資的支出擴張政策，轉向減稅、降低社保費和取消對企業的各種收費，並加大教育和扶貧方面的投入。（2）政府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改革政府主導的土地、資本等重要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重視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強化要素市場的體制機制創新，通過市場上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改革，引導資本和勞動在不同部門的優化配置；深化簡政放權，全面建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執法公開等“三個公開”，以及權力清單、監管清單和負面清單等“三個清單”制度；加大醫療服務和養老行業對外開放準入力度，並在其他相關政策上提供更好的保障。（3）國有經濟改革方面，逐步實現從管企業為主轉到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提高國有資本配置效率和運行效率，推進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化解過剩產能，對於有市場競爭力收益良好的企業，應大力給予資金支持；對於產能過剩行業的僵屍企業，停止放貸、發債和上市融資。（4）推動城鎮化與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方面，首先是要取消戶籍制度，使農民能夠自由進城，並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其次是土地制度，城鎮化建設需要解決農民進城後的土地問題。如果還能允許農民將其宅基地出售或將其土地承包權轉讓給更大範圍的人群，也可以增加農民可盤活資產的價值[5]。

　　2．簡要述評

　　首先，投資需求對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刺激經濟增長是否可行，能不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制定適當的政策引導利用社會儲蓄、調節貨幣供應量和改善市場需求，進而擴大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途徑？因為，如果不以適當的投資增長推動經濟增長速度，加上TFP增長速度降低，再遇到產業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發生的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經濟可能很快就會從高速轉向中低速增長的區間。

　　其次， TFP因素細分方法學者對中國未來增長潛力的分析框架是基於制度質量比中國當前表現更好的東亞經濟體與西歐經濟體比照，但認為他們分析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必然地低估了中國未來的增長潛力：除非中國制度質量向前沿經濟體逼近的速度明顯更快於這些經濟體在相應階段上逼近於前沿經濟體的速度[6]。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東亞經濟國家，有其自己的體制模式，這將在後面闡述。歐美經濟發展的體制，從萌芽、發育、形成到成熟，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而且一以貫之。而中國是一個從一大二公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制，向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和市場經濟邁進的國家，也即經歷著從一個體制向另一個體制轉型的過程。這種體制階段性的轉型變化，如同1980年、1992年和2001年等節點上，突然爆發動能推進國民經濟先後幾次J型高速增長。那麽，如果在近期有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在短時期內有顯著改善要素配置、使用和利用效率的功能，會不會帶來國民經濟同樣J型中高速的增長呢？如果有，繼而大力度和突破性的體制改革重點是什麽？

　　再次，要素利用效率往往是影響余值變量的重要因素。較低的TFP既可以歸結為經營管理不善、員工技能差、生產責任心不強、工藝落後等供給方原因造成的，也可以歸結為總需求不足造成的產能過剩而導致的。TFP因素細分方法在要素利用率指標的選取中，將就業參與率——“從業人員總數佔15—64歲人口比重”，人力資本強度——“15—64歲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合成因子”，作為投入因素可能需要商確。因為如果想將TFP進行細分，也就是將TFP從模糊的猜想轉變為確定的來源，實際上也就是模型中投入和產出的對應化。投入產出模型內已有要素的閑置，與投入產出模型外要素（比如全部適齡勞動力以及全部受教育年限積累規模）參與率低實際是兩個範圍不同的概念。如果將未投入要素也考慮進來可能有所不妥。2012年以來，中國產能相對過剩形成的要素利用率下降，其經濟學上的定義應當為：現有產業中，已經形成資本和在員勞動力以及他們包含的人力資本，因不能隨供需變化及時出清，總需求相對不足造成其程度不同閑置導致的產出損失。實際是要素利用率因總需求不足造成了負余值。這一分析的困境是，以索洛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的TFP模型，實際暗含的一個假定條件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中國經濟運行中，政府乾預和體制扭曲造成的人口收縮、收入分配差距等變化必定會影響總需求。因此，用其分析總需求不足情況下的TFP變動時，有其天然分析框架方面的缺陷。這也是目前TFP方法無法解開2012年以來中國TFP增速下降之謎的關鍵所在。

　　最後，一般來說，經濟學分析的邏輯是：用一套方法，描述經濟運行和增長的狀況，判斷未來的變化和趨勢，揭示其內在的根源，針對性地提出可以改善的辦法，即戰略、策略、戰術方面的思考和建議。從TFP因素細分方法學者的研究看，可能與指標的太細分有關，對策建議面面俱到，論證不夠集中和充分。一些重大的改善TFP舉措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什麽，前後性、關聯性、層次性、針對性可能不太清晰。TFP因素細分方法在研究影響生產率相關因素中，將政府規模指標定義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並且只是指“一般預算收入”。從供給經濟學的適度宏觀稅負水準看，地方政府一般預算收入部分佔地區總產值的比重並不高。實際上地方政府收入還包括土地出讓金以及由地方政府徵收的社會保險金。而主要影響企業成本和轉移企業利潤以及涉及生產率的是，中央政府規定的稅率和社會保險金費率，中央財政以高效率地區的稅收補貼低效率地區的政府收入。這是地方政府無法改變的體制安排。

　　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是供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得出來一個有前後邏輯性的政策主張。TFP因素細分方法政策建議首位的舉措是減輕稅賦、降低社保和清理收費。然而，在其研究影響投入產出及其TFP貢獻的因素時，政策建議與其定義的地方政府收入指標因素影響生產率的範圍、程度對稱性不夠，實際上並沒有將宏觀稅負太重的因素作為變量納入其分析框架。缺陷在於，受TFP分析方法所限，無法深入地討論這一首要舉措與TFP變動因素分析之間的內在關係。

　　（二） TFP增長階段轉折方法

　　1．觀點簡介

　　強調不同的發展階段客觀決定中國投入產出及TFP變化，我們稱之TFP增長階段轉折分析方法。劉世錦等[7]認為， TFP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在37%左右，根據WTO （2011）的研究，中國出口中包含的進口比重由1985年的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7%，如果把這個因素納入考慮範圍，則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將大於40%的水準。過去三十多年，要素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產率的非農業部門（尤其是製造業）的流動，也成為TFP提升的一項重要源泉， 1/5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來自結構變化，這種結構變化對整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年均貢獻1.6個百分點。因此，中國改革開放以來TFP來源主要由技術進步和要素跨部門流動構成。2007年以來發生TFP增速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水準已經到了其客觀下降的階段，與當年拉美國家TFP下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根本的區別。

　　劉世錦等[7]還認為，中國TFP增長與日本和韓國等成功的後發追趕國家表現出同樣的趨勢。1980—2007年TFP年均增速超過3%， 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在不同發展階段上TFP的變化趨勢與日本和韓國基本一致，這表明中國近些年TFP增速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規律性現象。雖然目前中國TFP增速較之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但至少從目前的數據來看並不比日本和韓國低。

　　劉世錦在2015年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測為：未來十年（2015—2025年）的外需增長還有一定的空間。潛在的人力資本，就是15—59歲的勞動人口，大概到2023年、2024年會達到一個峰值，在這之前儘管人口增量在下降，但受教育的程度在提升，人力資本的總量還處於一個上升的態勢。根據國際經驗結合近期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並考慮TFP具有一定的順周期特性，他測算2015—2024年中國TFP的平均增速預計在2%左右。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體上平均會達到6.2%左右[8]。

　　劉世錦[9]對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進行了調低：2018—2020年3年的 GDP 增長速度為 6.3%左右， 2020 年可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目標。2020 年以後是中速平台期，在5%—6%之間，也可能是5%左右。而且判斷進入中速平台期以後潛在增長率也就5%左右，很可能在4.5%—5%之間。

　　他們的建議為，在增長動力方面，應該由TFP提高逐步替代投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今後能否平穩、順利地保持相當一段時期的中高速增長，關鍵點之一就是能否避免TFP持續過快下滑，並著力使之逐步接替投資而成為經濟增長新的主動力，為此需要尋找TFP提升的潛力和源泉。即在要素配置上，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帶來的TFP動能會越來越弱，消除製造業和服務業內部不同行業、不同類型和不同區域的企業之間資源的錯配，並更加注重行業內部企業的優勝劣汰將是未來提升製造業和服務業TFP的一個十分重要渠道，效率提高的重點應當放在生產部門內部要素配置的改善上。而在技術進步方面，應當繼續引進和吸收新技術，通過消化吸收那些“非前沿的新技術”，提升自身生產率水準；並更加注重原始性創新，因為只有更加注重原始性創新，才能促進TFP保持長期較快增長，在國際競爭中獲取更高的附加價值，進而實現從“製造大國”到“製造強國”的轉變[7]。

　　的確，發展中國家二元結構轉型到中後期，資本投入邊際收益率會下降，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比重會越來越大；並且，從產業部門內部看，由於國有經濟信貸和土地等優惠、低效率企業不能退出、國有企業壟斷等因素，要素在較低效率國有企業與較高效率民營企業之間的錯配，嚴重影響了中國的TFP。這一團隊分析的政策含義，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

　　2．簡要述評

　　他們認為中國1978年以來的TFP增長較為正常，似乎不存在體制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但筆者認為，雖然1978年以來中國在諸多方面進行了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但是有沒有改革的滯後性，以及體制還存在這樣和那樣的問題造成的TFP損失？這是一個值得與TFP分析結合起來進行探討的問題，否則，在政策含義上得不出推進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用什麽標準判斷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TFP包括GDP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低速下降的階段，僅僅以當年日本和韓國等人均GDP10 000美元為轉折點是不是合適？

　　他們認為，由於剩餘勞動力的枯竭，農村向城鎮轉移勞動力配置的經濟增長潛力越來越小。但是從常住人口城市化水準，特別是戶籍城鎮化比率以及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看，中國仍然是一個城市化隻到中期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推進城鄉間人口分布和要素配置的優化，似乎還是有提高TFP/GDP一定的空間。雖然TFP轉折論也提出了生產過剩和產能利用率不高是近年TFP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資本和勞動力投入的規模短期內並未能及時出清，投入要素數量沒變，然而生產率的下降還是應該直接定義為負余值。而這與需求大於供給，或者供需平衡時期製造業負余值性質不一樣，它是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從更深層次原因看，體制對勞動力要素流動的阻礙、城鄉間土地產權價值表達和配置體制等問題，造成城鄉之間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其更多集中於工業品消費不足，這才可能是生產過剩的深層次原因的邏輯鏈。

　　最重要的是，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能不能有中高速增長的潛力，需不需要往盡量推進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快一些方面做努力？未來戰略和工作的重點是放在調整產業內部結構、國有企業存量改革和加快技術進步等方面，還是以推進戶籍、公共服務、住宅供給、土地產權及配置方式等大力度和突破性體制改革等方面獲得更多經濟增長動能，盡可能實現未來國民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三） APPF—多瑪權重分析方法

　　1．觀點簡介在實證研究中採用喬根森的“總量經濟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分析框架，再通過多瑪權重對所有的（異質）行業進行加總，解釋個別行業對總投入和總產出增長所做的貢獻[10]，這裡稱之為TFP分析的APPF—多瑪權重分析法，主要代表是日本一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伍曉鷹。

　　Wu[10]認為，中國TFP水準低的原因是：政府制定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目標，以此乾預和分配資源，並過多地分配給了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比如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競賽中，政府以零地價、水電氣補貼、忽略環境成本和禁止工人集體議價等，對企業進行直接或間接補貼。在政府乾預程度不同的產業間，存在著“交叉補貼”。即政府往往乾預資源和項目，並低價向上遊如能源和材料等產業分配，而下遊產業比上遊產業競爭性較強，效率較高，政府補貼性乾預較少。政府利用公共資源，特別是下遊企業產生的收入，對上遊的國有企業進行補貼。從總體上看，中國投資的增長速度在加快，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降低，國民經濟呈現出粗放式的發展；中國半成品和成品部門產出的勞動成本雖然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還是最低，但是，如能源、政府、教育和衛生等部門的部門產出成本已經特別高。伍曉鷹[11]認為，在整個加入 WTO 之後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這段時期內，勞動報酬的上升遠遠慢於邊際產量的上升。這也許是因為勞動成本並沒有被充分支付，其轉嫁給了資本，可能部分地說明了為什麽這個期間出現了明顯的資本邊際產出上升。從行業內部看，農業的TFP貢獻較大，其次是成品和半產品部門， TFP貢獻最低的是與政府關係最為密切的能源部門。

　　對一些數據進行校正後，用此方法對中國投入產出的分析結果為：按1993年不變價， 1978—2012年， GDP實際增長7.2%，其中， TFP增長只有0.7%；TFP增長從階段看， 1977—1984年為1.4%， 1984—1991年為-0.4%， 1991—2001年為0.0%， 2001—2007年為3.6%， 2007—2012年為-0.8%。也就是說， TFP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很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

　　2．簡要述評

　　首先，中國技術進步和要素配置改善較為顯著的TFP貢獻是客觀存在的。雖然中國在前沿技術和各項指標上整體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水準，但從自身縱向變動看，技術進步推動的TFP增長速度還是很快。如宋冬林等[12]利用中國1980—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依據質量變化差異，僅僅將固定資本存量分為建築資本和設備資本兩類，利用建築資本存量不變假定構建資本存量指數來調整設備資本存量，考察資本存量即期服務效率調整後資本體現式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結果發現，設備資本和GDP增長率同期相關係數最高達80%，體現式技術進步年均增長率為4.78%，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10.6%，佔總資本貢獻的14.80%，即資本貢獻中有1/7是與其相融合的體現式技術進步貢獻。

　　其次，中國GDP核算中，既可能有虛報的，也可能有漏算的。比如農村建築業的增加值可能就被低估和漏算。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民外出打工，其大量的收入支出在農村住宅和其他經營性建築設施的投資上。但在GDP核算時，只可能核算其貨幣支出，即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部分，由於農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設用地產權不明和不能交易，沒有價值表達，或者價值表達不充分，其自雇和鄰裡無償互幫性建築勞動支出、自挖沙石材料、建設用地機會價格，包括農村和城郊等水利、交通、網絡改善而集體建設用地的影子性溢價等無法計入。再比如，從各地區GDP統計上看，在時間上和地區之間，即存在著當時一些市場化程度不高、經濟實力較弱、GDP全國佔比低地區的虛報問題，也存在著一些市場化程度高、經濟實力強、GDP全國佔比高地區的隱匿不報問題。從時間上看， 2000年以前，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隱匿GDP現象較多；2001年開始，特別是2007年以後，經濟實力雄厚的地區虛報現象可能程度加大。還比如，存在著企業財務會計不完善，交易不通過發票而現金直接結算；城鄉居民民居租房收入，直接現金交易和沒有銀行轉账監管，或者收入支出銀行账戶往來與稅務監管沒有同步；大量不通過轉账和計稅的演藝、谘詢、中介等灰色收入等。APPF—多瑪權重派對中國GDP數據的下調，可能隻考慮了虛報問題，但沒有顧及這些漏算的部分。

　　再次，農業內部的TFP貢獻程度可能被誇大。這主要由兩個方面的問題造成：一是農業內部投入的土地資本，因價值不能表達或者表達不充分，沒有作為資本投入進行計算，也就是農業投入的資本要素中，發生了資本投入的隱匿。二是農業勞動力資源的浪費。包括中國學者在內，只看到了城鎮資源消耗高、投資規模大、產出效率低等問題，沒有看到經濟增長中，農村勞動力閑置的巨大資源浪費和投入產出上的高消耗。在勞動力要素方面，與土地要素一樣，由於也是作為數量投入，因而隨著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而增加值卻增長，似乎TFP提高非常顯著。但是，如果將勞動力以轉移到非農業中應有的平均收入看，農村勞動力投入的效率其實是負的。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去分析農業內部的TFP水準，肯定要遠遠低於城鎮和非農業貢獻的TFP水準。

　　最後，通過改革提高TFP的重點應當在哪些方面？ APPF—多瑪權重方法將中國TFP水準低的原因歸結在政府對資源配置的乾預方面，特別是對上遊產業國有企業的補貼上。因此，改革比去產能更加重要，以完善市場機制為目的的改革，使廠商的投資行為更市場化，而不為政策、關係所左右。從這個思路出發，主要是降低政府經濟增長速度的目標，減少以偏向國有企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減少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在土地價格、信貸利率、探礦采礦、價格確定和財政補貼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對於國有僵屍企業停止信貸，通過破產、重整和重組予以市場退出。當然，筆者並不是說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必要，而且認為國有企業改革非常重要。這個結論主要依據於行業TFP加權分析的基礎上。如果以尋求新經濟增長動力為出發點，從行業之間要素流動被干擾的體制為基礎進行分析，勞動力要素退出和進入體制、土地要素產權和配置體制和資金要素對土地資產的可投資性體制，可能顯得更為緊迫和更為重要。

　　TFP分析的轉折方法論和APPF—多瑪權重分析法認為，靠勞動和資本投入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勞動力流動改善獲得TFP也將面臨枯竭，均提出了未來要通過加快技術進步提高TFP水準的對策建議。這就發生了TFP來源判斷的不同：一是究竟改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流動配置的改革對未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推動力大，還是加快技術進步的體制改革推動力大？加大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國家政策發力為主，還是市場調節、激發社會和企業活力為主？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技術進步在思想創新，專利使用、學習和消化，企業家風險投入，融資體系，技術產品和產業化，國內外技術交流，國內研發與企業間轉移，技術價值確定等方面雖然也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乾預，許多方面也不盡如人意，但是，比起勞動力要素流動的戶籍阻礙、公共服務歧視、房地產扭曲，農村土地僵屍資產、國有民營企業利率及放貸歧視等體制障礙和管控乾預，技術要素研發、生產、流動和配置的市場化程度要比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高得多。如果是加強國家乾預的建議，則國家有什麽辦法，比如集中力量投資10 000億元，就能保證在確定的時間點上會出居於國際前沿水準的芯片嗎？還是放任讓社會和市場發力，才能得到企望的芯片呢？二是提高TFP重點放在加快技術進步方面，技術替代勞動力的速度加快，技術和資本的分配力越來越強；而勞動力不能流動而淤積使收入差距絕對額越來越大，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而使農民得不到財產性收入， 2.1億農業就業的勞動力， 2.86億農民工，近8億與他們有關的農村人口，收入分配能力越來越弱，非農業領域技術進步卻形成強大的生產能力，會不會發生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更加不足，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會不會出現製造業要素利用率不足的負余值，使國民經濟失去增長的動能，加快技術進步欲速則不達獲得增長新動能之目的呢？

　　二、TFP模型假設：東亞經典模式與中國的比較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一門學問，不僅要解釋客觀規律，而且還要指導行動符合客觀規律和趨勢。TFP的討論也是如此，不僅要解釋要素投入的貢獻，以及盡可能詳細地說明TFP的來源，還要找出造成TFP低水準的問題及成因，以提出解決的對策來提高經濟發展的TFP和總產出水準。我們在用索洛模型討論中國TFP時，不能不搞清楚模型明確或暗含的許多假設，既要了解其與中國體制和模式相符的方面，還要分析市場經濟標準與中國實際差異的方面。

　　（一）中國與東亞經典模式的相同點

　　TFP比較分析法一系列假設條件的滿足，需要有一個相近和可比的參照系。東亞發展奇跡，是指日本為先，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台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為後，世界經濟史上成功發展的典範，其發展的體制、方式、戰略選擇等可總結為東亞模式。為了參照的可比性，我們將人口和面積較小的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從東亞樣本中去除，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體制歸納為“東亞經典模式”。

　　1．發展時間相近

　　從時間上看，中國的發展與東亞經典模式經濟起飛的時間連續和相近。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了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戰爭期間是與德國和意大利並列的軸心國，戰爭後期其工業、城市、交通和能源等體系遭到了炮火的重創， 1946年開始步入恢復性的增長，進入現代化進程；中國台灣蔣介石從大陸退守駐台後， 20世紀50年代開始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而韓國南北戰爭後，經歷國內政治動蕩，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而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人口佔到80%，農業就業勞動力佔到70%，人均GDP按照官方匯率、黑市匯率和1994年匯率（倒推）綜合折算為不到50美元，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和農業國家，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開始於1979年，比日本、中國台灣和韓國分別晚了33年、29年和18年。

　　2．大多都進行了土地改革，形成了土地分配較為平均的小農戶的經濟基礎

　　東亞地區（包括越南）的土地改革從中國和日本開始，依次是朝鮮、中國台灣、韓國和越南。有研究表明，土地改革之後，儘管各國或地區自耕農在農村的比重有所不同，但都達到了 60% 以上。東亞經典模式地區的地主也所剩無幾。由此不難看出，東亞地區經過土地改革之後在農村建立了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社會， “耕者有其田”歷史性地從口號變成了現實[13]。

　　3．實行市場化改革

　　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和中國的發展從現代意義經濟增長年份開始，都實行了政治上適度集中和經濟上市場化或市場化改革的模式。從東亞一些國家威權政治的特徵看是權力結構上較強的政府行政體制，如中國台灣和新加坡的大政府與小國會體制，中國香港的港督管理等；政黨體制上如日本自民黨、中國台灣國民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等一黨長期執政。然而，在經濟上均選擇了較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產權清晰安全，市場準入公平，競爭較為充分，價格體系完善，要素自由流動。黨執政和政府治理的政治社會穩定，確定經濟發展目標，適度集中社會資源，在經濟發展初期頒布一定的產業政策與有活力的市場經濟相結合，創造了東亞經濟發展的奇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上共產黨領導，經濟上改革開放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同屬於“政治適度集中+經濟市場體制”的發展模式。

　　4．都走了開放引進升級的出口導向工業化道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亞地區適時調整發展戰略，韓國等國家由進口替代型工業化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大力實施對外開放，擴大出口，推進貿易、投資和金融的自由化。起初在大力推進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前提下，強調“貿易立國”；20世紀80年代以後，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出口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它們相繼提出了“技術立國”的口號，資本密集型產業開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14]。而且，中國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一樣，在接納產業轉移、吸引外資、引進消化吸收技術、技術產業化等方面路徑基本相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也走了這一條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和產業升級的道路。

　　5．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中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東亞經典模式的一個特徵就是現代化過程的文明底蘊包含著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尚賢、重教的優秀傳統，是東亞現代化發展的力量源泉。其一些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與現代工業精神、市民精神和合理化的世俗經濟倫理具有親和性，是東亞現代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對東亞模式的產生和發展形成了重要推動力，也是東亞模式有別於其他模式的重要根源之一[14]。將相同發展階段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分別或者加權綜合的一些指標，作為中國TFP分析的參照系，有較強的可比性。

　　（二）中國與東亞經典模式間的差異

　　1．人口遷移和勞動力要素流程的差異

　　發展中國家從落後貧窮狀態向現代富裕國家邁進，其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來自於人口遷移、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來自於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不斷轉型。從東亞經典模式地區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口自由遷移，勞動力自由流動，人口和勞動力因土地能夠交易而從農村和農業退出，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因有土地財產性收入進入城鎮的能力增強，城鎮沒有戶籍阻礙可以較自由地進入，並提供無歧視的教育、醫療和廉租房及低價房，降低其進入的門檻成本。而土地財產性收入能夠使留在農村的農民有兼業創業的資本。

　　以索洛新古典經濟思想為基礎的TFP模型，假定勞動力從低經濟效率向高經濟效率中流動。東亞經典發展模式地區人口的城市化流程是，從農村遷移到城鎮，大多數勞動力成為城鎮中有較固定收入、享受公平公共服務和較為固定居住房屋，最終成為市民。從農村向城鎮的流動看，大多數勞動力逐步在城鎮找到了較為固定的工作，也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就業，到齡作為市民退休在城鎮生活。

　　中國體制安排的實際情況是，人口不能自由地遷移，因此，也扭曲了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流程。比如現存的戶籍管理制度，與東亞經典發展模式地區不同的是，使進入城鎮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無法解決，或者成本高昂，使實際的人口遷移、城市化、勞動力流動變成了“青出老回”、留守兒童及老人、在城鎮漂泊等被阻礙和變形的流程。這種體制扭曲，不可能不嚴重地影響TFP中一個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勞動力——不斷流動和配置改善能夠帶來的效率。

　　這部分研究的意義在於，與東亞經典模式人口遷移自由和公共服務均等地區相比，目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農業勞動力與非農業勞動力成本等壓力差是不是很大？如果壓力差不大，說明勞動力要素配置改善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資源已經“耗盡”，二元結構轉型已經基本完成，經濟增長速度可能要從高速轉向中低速；如果壓力差很大，改革放開戶籍和城鄉服務差別化管制“閘門”，還會帶來較大二元結構轉型的增長動力。

　　2．土地要素與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並列，特別是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應當是投入和產出核算中最重要的變量因素

　　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市場經濟體制中，土地要素價值完全表達，與中國土地體制中相當多土地要素價值不能表達、不能充分表達或者表達扭曲有著明顯的差異。TFP分析的第二個假設條件是，較為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產權清晰，市場配置資源。由於產權清晰，在可以交易的體制中，任何要素都可以公平地具有和表達自己的價值。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基本滿足這些條件。中國勞動力在體制上雖然因戶籍而有“青出老回”這樣的流程，以及流速受到影響，然而在短期市場上其價值表達還是較為充分；資本和利率等價格，雖然受到金融壟斷的部分影響，但是還是能夠進行市場表達。然而，中國土地要素的價值表達、流動配置和財產性收入分配，受到土地城鄉二元和國有集體二元體制的嚴重影響和扭曲。從農村的土地看，集體所有的居民宅基地等，由於法律上不能交易、入股和抵押等，價值基本不能表達；耕地和草場等不能交易，但承包權可以流轉，只是以租金的形式表達其價值，價值表達不充分；林地、園地和水塘等農業用地，只限於村民承包，競爭範圍太狹小，存在暗箱操作，價值表達不充分；集體建設用地，現行法律上不能進入建設市場自由交易，只能小範圍轉租，並且也因操作不透明或者用地性質等諸多方面的限制而使價值表達不充分。現有的農村土地使用，因不能交易，除了一些土地長期租用企業，將其作為投資攤銷外，大多數沒有進入資本投入的會計核算之中。

　　農村和城郊的集體土地，如果要進入建設市場，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必須得經過征用才能實現。也就是說，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土地要素從農村和農業再配置到城鎮和非農業，其流量由政府計劃配置，價格受到政府的乾預。即從再配置和流量方面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城鄉土地要素再配置的計劃管制。（2）城鄉土地要素再配置增值收入的行政分配機制。從集體所有性質的土地變成可進入建設市場的土地，對於農村集體和農民，按照補償的方式低價進行征用，而政府出讓的價格總體上要比征用集體土地的價格高得多。出讓價格與政府補償之差成了政府強製性低價征地和壟斷性高價售地發生巨額增值收入的體制安排。（3）城鄉土地要素的二元價格體制。而在城鎮和國有土地市場上，卻安排了一個低價征用儲備囤積土地、政府行政寡頭壟斷、掛牌招標拍賣、千家競爭價、不斷推動地價上漲、地價推動房價而房價又拉動地價，導致了土地要素價值的過度扭曲和極端表達。際上，如果能夠按照產權清晰和市場機制調節的原則對農村土地進行優化配置，使閑置撂荒耕地、破敗宅基地得以利用，土地能夠低成本和較為順利地集中規模化經營，就能夠形成土地配置改善的余值，若不能實現反過來說也就是一種余值損失。這樣一種土地要素的流動、配置和價值變動，損失的生產率不能在TFP核算分析中加以考慮，筆者認為，與中國土地要素再配置及投入的實際完全不符。遺憾的是，將這種特殊情況考慮到核算投入產出的文獻並不多見。

　　3．國有經濟所佔比重的差異

　　與東亞經典模式國有經濟比重較低地區不一樣的是，中國國有經濟佔較大的比重，國有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要素配置，不可能不是影響TFP高低的重要因素。莫小鵬[15]對中國國有和民營上市公司的研究認為，總體看， 2001—2010年的10 年間，中國企業TFP年均增長4%—5%，進行分解後，國有企業在規模經濟方面獲得的TFP年均增長6.04%，比民營企業高4.11%，而民營企業在技術進步形成的TFP年均增長3.27%，高於國有企業的1.10%，特別是在采取的技術、工藝和設備等方面的TFP，民營企業年均增長6.11%，更是顯著高於國有企業的-0.61%。

　　但是，從其他研究的文獻看，投入產出方面，國有企業存在著政府在土地要素和資金低價格成本方面的兩大補貼。有研究機構分析，一是國有經濟盈利集中在少數壟斷和規模經濟企業中， 2010年，央企共實現利潤13 415億元，佔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67.5%， 2009年，在央企實現的利潤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和中國石化等10家企業佔70%以上[16]。二是如果扣除國有企業因土地劃撥、低利率融資和礦產資源等方面獲得的各種顯性和隱性財政補貼後， 2001—2009年，國有企業並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17]。

　　當然，盛洪領銜的這個研究結論也引起了學界的爭論。實際上，從供給方面的效率看，如果進行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如政府管理國有經濟從管企業到管資本，國有僵屍企業和低效率企業市場化淘汰，進行混合所有製改革，國有經濟從沒有體制優勢的競爭性行業退出；在土地和信貸資金方面，將更多的資源分配給民營企業，並且消除要素價格歧視，對提高國民經濟TFP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從需求方面看，如果製造業，特別是上遊產品生產中，國有經濟比重過高，其資本有機構成越來越高，容納的勞動力就業比例越來越低，產出中資本貢獻的比重越來越大，如果沒有相應勞動密集企業和行業的同步增長平衡和對衝，則越來越多的製造業供給無法與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平衡，結果導致：一方面，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生產的資本要素閑置，出現生產過剩；另一方面，要素低利用率， TFP水準降低。

　　4．政府角色定位的差異

　　TFP模型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充當“守夜人”角色，不過度地以分配權力和體制設置乾預經濟。雖然東亞經典模式地區在一定的階段，在政治與經濟的組合中，權力集中程度也較高，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一些規製條款，對國民經濟的乾預程度也較強。但是，與中國相比，政府直接參與資源分配和直接乾預企業的程度還是較低。比如政府預算方面，東亞經典模式地區通過財政民主化制度，對政治治理體系本身過度地分配和消耗資源衝動進行了有效的抑製。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政府收入比重增長從1978—2017年呈V型狀態， 2010年以後，財政收入佔GDP比重在35%—38%之間，要高於發展中國家普遍水準18%—25%的適度宏觀稅負率。而且由於是以間接稅為主，收入大部分來自於向企業徵收的增值稅、所得稅、消費稅和進口關稅等，還包括攤入企業成本的土地出讓金和社會保險金，以及其他向企業的收費。

　　從狹義的全國財政收入，即政府稅收加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等佔GDP比重的變化看， 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為22%， 2015年則是18.46%。但是，從其他項目看，土地出讓金從無到有，社會保險金從很少到規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收費罰款等非稅收入增長較快，政府實際收入佔GDP的比重迅速上升[18]。從宏觀角度來看，企業部門承擔的廣義稅負佔GDP的比重達到30%，佔宏觀總稅負的90%左右，而且中國絕大部分非稅政府收入是由企業部門承擔的。

　　過度稅負與適度稅負之差是政府對企業經營收入的過度分配。一方面，稅負如果不合理，其實是收入的錯分與要素的錯配，對企業造成投入資金和產出的機會減少，對於TFP來講，就是一種TFP損失；另一方面，企業因稅率太高，放慢規模的擴大，甚至收縮經營，少聘用員工，並辭退員工減少企業成本，使居民收入受到影響，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生產過剩，產能利用率不足，也會導致需求不足性和產能過剩性的余值損失。

　　5．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差異

　　自由經濟理論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假設供給能夠自動創造需求， TFP作為研究投入產出的方法也暗含有這樣的條件。從東亞經典模式地區看，雖然也實行了計劃生育，但實行的是指導性乾預，人口增長受到影響的時間短和力度小，對經濟產生影響的時間較為滯後和程度比較輕，高速發展時期人口增長形成的消費需求部分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而人口和勞動力較為自由地遷移和流動，以及農民有土地的產權和土地逐步放開交易，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的財產性收入，這使得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準提高較快，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中國的一半，不超過中國1/3，居民消費佔GDP比重要比中國的水準高。因此，沒有發生政府體制乾預，影響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長，扭曲供給自動創造需求條件這樣的問題發生。

　　但是，中國政府對人口、農民土地財產性收入等自然的過程和狀態進行了乾預，導致了後來和即期的供給並不能自動創造與之平衡的需求，反而導致需求的不斷萎縮，使上期業已形成的供給能力需要不斷地加以出清。這就使中國在進行TFP分析時，考慮要素利用率不足形成的產出減少，由於投入的資本不能及時出清和勞動力退出有粘性，其產出損失實際上應當是要素利用低造成的負余值，而不能簡單地猜想是技術進步增長放慢等方面對TFP的影響。

　　在計算過去經濟的動態增長時，不能不考慮政府生育管制力度太大和時間太長對後來消費需求造成的影響，而許多經濟學家在核算時忽視或者輕視了這計算過去經濟的動態增長時，不能不考慮政府生育管制力度太大和時間太長對後來消費需求造成的影響，而許多經濟學家在核算時忽視或者輕視了這一因素。

　　筆者論證過20年前人口增長速度決定20年後經濟增長速度的定律。這是因為，政府乾預使總和生育率向下發生變化，低於和遠低於2.1的水準；此水準以下，假定人均壽命不變，人口增長速度開始下行；20年後，經濟主力人口，主要是指22—45歲的人口群體增長減少，甚至絕對數量動態收縮，將造成消費需求不斷減少。而這種人口收縮引起的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不斷收縮相對地造成生產不斷過剩，也要求業已形成的生產能力不斷地出清[19]。因此，也可以看成是政府乾預生育造成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假定失效，導致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不足性的產能利用率不足的TFP損失。

　　而政府戶籍管制、公共服務歧視，農村勞動力因不能順利遷移和轉入城鎮和非農業領域形成的收入損失，農民土地財產性收入錯分性損失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而農村和農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儲蓄率較低，收入消費率較高，收入水準低造成消費支付能力較弱；城鎮居民收入水準相對較高，有許多政府公共服務補貼和轉移，還有土地房屋投資買賣出租溢價收入，收入的儲蓄和投資率較高，而收入的消費率卻比農村居民低。也就是說，城鎮居民雖然比農村居民有錢，消費意願卻較低；農村居民消費意願強烈，但收入水準較低，支付能力不足。因此，收入高的居民投資生產能力，而收入低的居民消費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之間發生了供給能力與消費需求能力的不平衡。於是，由於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形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造成了產能利用率不足的投入產出損失，同前面的道理一樣，由於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力不能及時出清，實質是一種要素利用率不足導致的余值損失？。其根源在於政府對人口生育、人口遷移、勞動力流動、土地要素公平交易和土地財產性收入分配干擾造成的市場失效，即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假設不成立，需要從需求損失的變動與投入產出核算的結合計算TFP和經濟增長的損失[19]。

　　以上關於TFP模型條件和假設的對比，會使我們的討論對分析客體的特徵和TFP水準過低問題更加具有針對性，並且對策建議與AFP分析在解釋是什麽問題與提出怎麽解決問題方案之間邏輯一致，而不是在對策建議與分析解釋間含糊其詞，或者沒有直接的邏輯對應關係。這就歸結到，索洛模型暗含條件和假設不適應中國國民經濟發展階段、體制差異和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條件和假定，能不能設想一種分析的邏輯框架，將其造成的投入產出損失、收入錯分和TFP損失等計算出來呢？

　　三、結論和本文的學術含義

　　索洛模型有著嚴格的假定條件：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要素自由流動，要素配置由市場交易決定，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所有的要素都應當洛模型有著嚴格的假定條件：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要素自由流動，要素配置由市場交易決定，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所有的要素都應當有價值表達，經濟處在一個完全競爭性的體系之中，居民收入和消費不受政府乾預，以滿足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環境。實際上，這些條件就是衡量一個經濟體是否達到市場經濟標準的要求。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勞動力流動受到戶籍等一系列體制扭曲的阻礙，中國同樣發展水準時的非市民人口比率和農業就業比率與同樣發展水準國家和地區相比偏差太大；資本在不同所有製企業間的配置受到非競爭性體制的影響，宏觀稅費水準比與我們同樣發展水準的國家和地區高，國民收入在政府支出與企業資本間因高稅費而錯配；大量的城鄉土地要素根本就不能通過市場交易配置，沒有價值表達；由於對人口、市民化、土地交易和資本化的乾預，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受到影響，居民收入和消費佔GDP比重與同樣發展水準的經濟體比較過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能購買平衡已經形成的工業產能。說明要素投入和供需環境等許多重要方面，都與索洛模型要求的市場經濟假設條件不相符合。這是簡單套用索洛模型計算發生較大誤差的根本原因。

　　需要深刻認識的是，索洛模型嚴格的市場經濟條件，實際就是體制；不符合這些條件，實際也就是體制扭曲和經濟偏差。忽略體制差異而簡單地將中國國民經濟的數據輸入索洛模型計算，既不能夠真實地描述中國的經濟運行和增長，也發現不了有關體制存在的問題。

　　出於這樣一種理解，可以用“應該有，但沒有；應該有多少，但沒有那麽多”的思路，以假設條件和實際偏差還原和反實事的邏輯，還是基於索洛模型建立一套倒算的數理分析框架進行研究，可能會發現影響中國TFP和投入產出及經濟增長的體制扭曲的根源，進而制定以推進各項改革來實現未來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實現和可操作方案。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