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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生》讓鍾南山點讚、讓觀眾淚流不止


1905電影網專稿 在剛剛結束的《中國醫生》廣州首映禮上,鍾南山院士盛讚了這部影片,並誇讚它體現了中國醫生的責任,拍得非常真實。


同樣在幾日前的上海首映禮上,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映後說到:


“一直在挑剔這個電影(《中國醫生》)有什麽bug,但是堅持了兩個多小時基本沒有找到。我其實最怕你們在拍醫學電影的時候,沒有揣摩到醫生的精髓,這個精髓很少有人看到,但是,被你們抓到了。”


或許這些評價對於電影《中國醫生》而言,已是最高的褒獎了。電影7月9日上映,對於觀眾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參考。


目前,兩大售票平台均亮出了9.5分的成績,可見,《中國醫生》不負期待。



電影從開拍到定檔,一直就備受關注,它不同於紀錄電影需要強調“在場”的力量,劇情片更需要戲劇性。在2個多小時中,既要有吸引觀眾的角色,又要靠近現實的同時,讓觀眾的記憶共振,《中國醫生》的創作並非易事。


難雖難,但短短1年多的時間裡,導演劉偉強就向觀眾交出了這份答卷。

如今,醫護人員點讚、業內人士落淚,在大家眼裡,《中國醫生》的可能性不再是質量,而是能給當下的電影市場帶來更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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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機會緩衝,沒有時間思考,這是一年多前,絕大部分醫生在面對疫情時的狀態,也是《中國醫生》一開場就給到觀眾的狀態。

當然,這種狀態同樣是導演劉偉強面對《中國醫生》的反應。


去年3月初,於冬找到劉偉強,表明了自己要拍一部疫情題材的故事。當時人在香港的他,便開始了各種的資料翻閱,與此同時,幾乎同步武漢的解封時間,編劇團隊就立馬深入武漢,開始進行一手資料的收集。



《中國醫生》創作的難,並不止在於時間緊,更多是如何讓每個觀眾產生共情,同時能更多了解事件中心。畢竟,在整個疫情事件中,每一個觀眾都是見證者——那段日子裡,每個人都時不時刷新自己的社交軟體,看著實時新聞的報導,用各種方式向武漢助力。

在事件中心,每個中國人不僅僅是監視者,還是參與者。

正如片名展現的,影片將視角聚焦在了醫生身上,用鏡頭展現出他們的平凡而偉大。



在事件中,白衣天使的力量的無窮的。

不僅是武漢本地的醫護人員,而且還有無數的援鄂人員,他們來到武漢,把愛聚集在這座城市。這種群像對於創作者而言,是極具魅力的。畢竟在整個大事件中,“醫生”的形象,可以盡可能地縮小視角,但又能將其進行發散。

他們自身的矛盾,和患者的關係,他們和家人的聯繫,這種從一到無窮的延伸,能更好地全景式表現當時事件風暴中心的壓力。


醫生群像對129分鐘的電影而言,同樣略顯龐大,因此《中國醫生》需要一個中心。

在項目啟動前,團隊考慮過創作鍾南山的故事,但因各種因素沒能成型。最終,在演員張涵予的建議下,劉偉強將鏡頭重點放在了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張定宇院長身上。

張定宇自身的漸凍症,他與援鄂人員的合作和矛盾,以及他忙於工作,卻忽略了妻子的感染……這些元素放在一起,充滿了衝突。


故事原型張定宇和張涵予


即便如此,劉偉強並不是完全就把鏡頭放在他身上。從疫情開始接受病患到收納超負荷的病患,再到解決接受病患問題,迎接援鄂人員……所有的故事線都順著張定宇慢慢發生,他更像是原點,以“點—線—面”的方式,穿針引線形成一張巨大的關係網,串聯起了整個疫情事件。

那一刻,張定宇和金銀潭醫院成為了整個疫情中的縮影。


正如前文所說,《中國醫生》沒有把重點放在一個人身上,而是強調醫生群像。如果說身處行政職務的張定宇更像是提供補給的輔助,那麽袁泉飾演的文婷,則是電影中重要的主攻。

在文婷身上,承載了醫生和病患之間的關係平衡,將每個醫生當年宣誓誓言中的前八個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完美呈現。



醫生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仍是平凡人,在面對大公無私救人時,他們會有無奈,有的抉擇中,不是他們不願意救,而是在他們面前,每一條生命都是可貴的。

這種抉擇在疫情中心更顯力量。尤其是當她在疫情高發時刻,毅然決然要為感染的孕婦進行剖腹產時,有醫生猶豫了,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處理不好,就會造成悲劇。兩種結果的考量,在單一空間下提供了絕對的緊迫感。



劉偉強在這段戲中,借著演員的嘴,拋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台詞,“如果不救,發生意外只是多了一例病例;如果救了,發生意外,那這個‘鍋’就是我們的了?”這句看似荒唐的台詞,卻極具震撼力。救死扶傷是醫生的職責,醫生不會因為要面對責任而選擇退縮。


醫生群像中,張定宇和文婷並不能絕對代表所有。

在特殊關口,所有醫護人員都要迎難而上,要克服的不僅是病毒,還是自己的成長和脆弱。編劇團隊把這條完整的成長線賦予在了易烊千璽飾演的“新人醫生”楊小羊身上。



援鄂人員作為“外來者”,自身還有著對抗和適應環境的矛盾感,這又恰好能加強戲劇本身衝突,同時給醫生群像帶來更大廣度的覆蓋。

這種矛盾在朱亞文飾演的陶峻身上尤為突出。面對插管拔管的嘗試、面對楊小羊的害怕、面對醫院停電的突發……他所爆發的狀態同樣是這群醫生人性的另一面。



所有角色的脾氣性格都不是單面的,都在這場疫情中,慢慢對本身職責和能力,有了新的認知和探究。

劉偉強在創作上並沒有把鏡頭單一對準醫院,畢竟醫生的多面同樣體現在了家庭關係中。電影裡幾處對醫生家人的描寫,雖筆墨不多,也沒有讓他們有過多直接的互動,卻在他們人物的坐標軸中,以此作為最佳參照物投射出了所有。



當然,劉偉強對整個事件對描寫並不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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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立起來之後,《中國醫生》更需要故事去推進。

在故事上,《中國醫生》的題材有極強的優勢,甚至單純把事件擺在台面上,觀眾都會不自覺地流淚。但劉偉強並沒有去把煽情推到極致,而是將細節盡可能放大,有時候只是一個鏡頭,就把當時武漢的困難展現了出來。



在以小見大的環境下,故事承擔著從武漢封城到解封的時間線裡,如何讓觀眾觀看過程中,同步感受到城市的呼吸顯得尤為重要。

在剪輯方面保持了極強的節奏,又在恰到好處的時候,融入武漢的空鏡。在那個時候,武漢就是一位病人,街道上少了大家過早的熱氣,馬路上少了瘋狂的公交,這座最多大學生的城市少了動力。鏡頭之下,從漢口到武昌,停擺的時間,和病患的呼吸機是聯動的。


當政府開始有序組織病患的收納,全市人員的健康檢查時,城市也慢慢有了變好的跡象。此時,《中國醫生》開始把更多鏡頭加入到了醫生在醫院外的互動——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以及方艙醫院的建設,城市裡志願者的生活線……雖苦,但都是正在為這座城市的復甦注入活力。



這種狀態是真實的,面對疫情,我們無法忽略它曾經有過“不美好”,但好在《中國醫生》在表述的時候,口吻始終是克制和平和的,它沒有放大其中的好與遺憾,而是選擇正視它發生過的所有事情。

正如劉偉強自己所說,從決定拍這個故事開始,就把《中國醫生》的定位是“半紀實”。很顯然,從目前的成片來看,導演完成了自己的創作初衷。



如今,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多,電影院也即將迎來復工一周年。回頭看2020年,我們每個人都是參與家,也都是抗疫多一員,因為大家的相信,讓這個國家以最快的速度復甦。

電影裡,外國友人有這麽一句台詞,“你們是怎麽說服一千萬人待在家裡的?”電影沒有非常直白的把答案說出來,因為答案就是電影的本身。這份勝利是因為我們相信中國醫生,相信身邊的人,相信自己。

或許在電影之後,我們並不是要沉浸在過往的悲傷中,而是把眼光放向未來,只要過好每一天,才真正不負他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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