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初文意”，知識建構不是空洞的話語遊戲

中國古典語言觀是指滲透在經、史、子、集等文獻中的語言使用方式及其價值觀。常說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其根基就是這種語言觀從先秦到晚清一直在代代接續。福柯是對現代性話語作出深刻批判的西方語言哲學家，其底氣也是部分建立在他對西方古典時代語言觀的比較認識之上（見《詞與物》第二章,本文福柯引文未特別說明均出自該章）。雖然東西方的古典時代沒有可比性，但對反觀當代語言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啟迪。深入梳理中國古典語言觀，對激活和傳承中華文化源流具有重要意義，也對發展扎根中華文化土壤之上的語言學學科有現實意義。

原文 ：《扎根本初文意的中國古典語言觀》

作者 |浙江大學教授 吳宗傑 浙江師范大學 高佳燕

圖片 |網絡

知識建構不是空洞的話語遊戲

語言是認識的基礎。福柯認為，現代知識是由一個個“陳述（statement）”建構起來的話語，是符號內部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純粹話語表征。他在《知識考古學》一書中指出，當人們圍繞某一概念對其進行定義、分類、描述、解釋，追溯它的發展，指出它的多種對應關係，對它進行評判等一系列陳述性活動時，一種“無中生有”的知識概念就被語言建構起來了。

中國古典語言觀裡，這種陳述要麽不存在，要麽根本不重要。宋代《太平禦覽》供帝王資政用，其內容涉及天、地、人、事、物各個方面，但從中卻看不到編者自己給的任何定義、描述或分析。比如，現代人把“堂”定義為“正房”或“高大的房子”。然而在《太平禦覽》中，編者僅僅圍繞“堂”裁剪了經、史文獻中相關的片段，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垂世於今。“堂”的意義要讀者在整個語意源流中自己去釋義。更重要的是，在條目編排背後隱藏著一種福柯所言的對本初意義（primary ground）的追溯、接續和對歷代再釋義的再理解，即打破共時語意束縛，進入語言現象學意義上的遠古意義的闡發。

“堂”的編排前兩條是：“《說文解字》：堂，殿也”和“《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這兩本書雖非先秦古籍，但都是依據當時能得到的最遠古文獻所做的“識古”。許慎關注的是古文漢字作為“象”留下來的結繩痕跡。《釋名》是因聲求古義的聲訓。他們關心的不是給詞語下定義，而是深埋在文字裡的最遠古的“文”意，其意義甚至重於五經，乃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以西方語言為基礎的現代語言學根本關注不到這種東西的存在。

緊接著的四條取自經文，從社會生活不同側面對“堂”進行深度釋義。如《禮記》刻畫堂上的禮儀行為：“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曰將上堂，聲必揚。” “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尚書大傳》關於堂的建築規製：“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三尺也。）”

接下來，由“經”入“史”，編者裁取了《續漢書》《梁書》《後魏書》等與“堂”有關的歷史事件，以說明“堂”在不同時代是如何再釋義的。如梁“高祖五年改閱武堂為德陽堂，改聽訟堂為義賢堂”，體現從法治走向德治的政治轉型。也有反面事件：“《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這說的是漢靈帝賣官聚錢以為私藏，造萬金堂貯。每一個歷史事件都賦予“堂”一個接續過程中的新意，從中看到語言的創新活力，但又不失其本。

因此，縱觀“堂”的整個條目，排在前列的是根據經文對語言本初意義的識古。這個經文就是福柯說的“本初的大寫文本，享有絕對權威”，說其權威不是指思想的權威，而是指語言裡包含曠古爍今的文意，否則知識建構所依賴的語言就沒有了根基。後面列出的每一個歷史片段又都是本初意義的釋放，一種當下的古意實踐。這樣“堂”作為一種知識，不是福柯批判的那種在共時符號系統裡的描述、分類、分析或解釋，而是本初文本與歷史上無數詮釋之間的一次再釋義。

套用福柯的話，知識就是將圍繞“堂”的“一個個語言片段連接起來，恢復偉大的，不可中斷的詞與物”的文脈，並且讓歷史上“每個聲音都說話”。如果這樣一種中國古典語言觀能在當下復活，那麽今天各領域的知識建構首先是在語言上與幾千年傳遞的文意對接，並讓其發出當下回音，否則知識建構就是空洞無物的話語遊戲。

扎根本初文意，為現代語言注入活力

在古典語言觀的支配下，中國古代的知識創新和社會變革，莫不是通過對“本初大寫文本”（即類似《詩》《書》《禮》《易》《春秋》這樣的遠古經典文本）的再釋義實現的。

348卷宋元時代的《文獻通考》就是這樣一本書。它把傳承“文”作為資政當下的智慧來源。馬端臨解釋：“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而各種歷代評述僅作為“獻”與“文”互征。“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這本書在民國初年，還在指導著浙江省第一任省長湯壽潛治國理政。

在醫學界，《黃帝內經》也是一本“本初的大寫文本”，享有醫學闡發的絕對權威，“其文義高古淵微，與日月並”，在語言層面上蘊含著遠古重要的文義。後世醫學著新，大多是以《黃帝內經》為初始文本進行再釋義。比如明張景嶽獨創性地將《內經》中的《靈樞》《素問》兩卷經書合二為一，“以《靈樞》啟《素問》之微，以《素問》發《靈樞》之秘，相為表裡”，著成中醫界劃時代的著作《類經》。因此我們可以說，中醫發展應該是經典文本與各種解讀之間的再釋義，是經文蘊義的再闡發。

然而，五四以後，隨著西方現代話語體系佔據中國人的言說方式，陳述成為支配現代話語活動的主要方式。今天對經典的闡發與翻譯大多基於能指與所指的共時差異系統，而非扎根到本初的文意。《黃帝內經》中有“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一句，古代學者都在接續中闡發新意。如唐朝王冰在《黃帝內經素問》注曰：“任治於物，故為君主之官。清靜棲靈，故曰神明出焉。” 清代張志聰則解釋為：“位居南面，靈應萬機，故為君主之官。清靜虛靈而主記憶體神，故神明出焉。”我們發現，從唐朝到清朝，歷代對《黃帝內經》這句話的注釋，其意義都是連貫的，注重心的“清靜無為”，“抱元守一”。

然而到了現代，“心”不再是指向本初經典文義，而是轉化為科學界定的一個器官。一項現代權威的翻譯是：The heart is the organ [similar to] a monarch and is responsible for Shenming (mental activity or thinking)。“神明”不再是“清靜虛靈”心理狀態，而是忙於思考的精神活動。這樣，無論是中醫翻譯，還是中醫研究，都在忙於對人體的觀察和不斷的論證，《黃帝內經》從遠古流淌過來的文意便被割斷了。“本初的大寫文本”的再闡發還可以在跨文化語境中展開。Ted J. Kaptchuk是哈佛大學安慰劑療法（placebo）的先驅。他有關中醫的經典之作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 Understanding Chinese Medicine被認為是西方學者把中醫介紹給世界的最成功著作之一。他對心之神明的一種解讀是“帶一位老人去購物的想法要在購物之前更有效，而不是購物以後。”他開創的將藥物和心理療法結為一體的整體醫學，在某種意義上是《黃帝內經》“心”在西方語境下的再釋義。

“文”的金文字形

對共時語言觀的質疑，絕非要回到索緒爾界定的歷時語言學，去關心所謂的語言的變遷史。中國古典語言觀關心的是如何保證遠古本初意義可以持續流淌，不斷為當下語言活動注入新的生命力。這一生命力就是語言裡的“文”，也滲透在歷朝歷代接續過程中的釋義裡。它是語言不能離開的靈魂。《說文解字》序曰：“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就是說，日月、鳥獸、人事留下來的形跡叫做文，其後在“文”的基礎上滋生出形聲相益的“字”。簡言之，“文”與“字”是母子關係，“文”是現象學世界或初生意義，是道，是文章的義理。《文字析義》曰，“文”的金文字形從心，“以心表美德”。字則是符號，是共時系統，是交流工具。《釋名》曰：“文者，合集眾字，以成詞義。”

中國古典語言觀對經典中本初意義的傳疏，保證“文”能持續滋養“語言”。中國當代語言學的各個分支，有必要以“文”為導向，將接續文意作為使命，給現代語言生活注入“文”的種子。這樣才能發展出中華氣質的語言學學科。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6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