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繳納生育金實際是對不生二孩家庭的變相罰款

　　設生育基金：不生二孩，就得變相“被罰款”？| 新京報快評

　　40歲之前要繳納生育基金，不生二孩不能領取，這其實就是要為其他人生二孩交社會撫養費，問題是——別人生孩子關自己什麽事？

　　文 | 熊丙奇

　　指出“在未來二三年內，隨著我國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齡婦女逐漸退出育齡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效應釋放結束，我國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臨斷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提高生育率應成為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任務”；建議“設立生育基金制度，盡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可規定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账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生育補貼，用於補償婦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斷勞動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損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戶資金則待退休時再行取出”……

　　這兩天，一篇關注生育的文章引發廣泛關注，吸睛的點不僅在於“立刻全面放開生育”的呼籲，更在於“設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議。

　　以前生二孩，要交社會撫養費，這筆費用用到哪裡並不清楚，長期被質疑為“收得爽快，用得糊塗”，但好歹可以說是二孩家庭自己承擔自己的社會撫養費。

　　現在該專家建議，40歲之前要繳納生育基金，不生二孩，不能領取，這其實就是要為其他人生二孩交社會撫養費，問題是——別人生孩子關自己什麽事？

　　要鼓勵生育，不要指望想著法子由民眾自己承擔生育成本，甚至巧立名目的增加生育成本，而必須由國家承擔生育成本。

　　換句話說，與其考慮設生育基金制度，不如在國家層面要考慮建立國家兒童監護制度，由國家承擔未成年孩子出生後到成年的部分教育、醫療費用，甚至基本的生活費用。

　　在放開二孩政策後，我國出生人口並沒有如有關專家預測的那樣井噴。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翟振武教授與其學生合寫的一篇發表於2014年的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預測全面放開二胎後，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峰值會達到4995萬。可2017年，我國新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的出生人口1786萬減少了63萬人，與4995萬相差太多。

　　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社會的傳統生育觀“多子多福”、“養兒防老”，已經變了。包括以前寧願罰款也要超生、多生的農村，也隨著年輕人進城務工而改變了生育觀。

▲圖/新京報網

　　而生育觀的轉變，與生育成本有直接關係，現在無論是城市家庭還是農村家庭，都感受到巨大的生育成本壓力——生孩子不是隻把孩子生出來，還必須養育，讓孩子吃飽穿暖，送孩子讀書，給孩子營造健康的成長環境。媒體曾調查一個城市的育兒成本，北京的育兒成本平均高達276萬元。與這麽高的育兒成本相比，生育獎勵、補貼都是毛毛雨。

　　我國一些專家提出的提高適齡夫妻生育意願的建議，是非獎即罰，繳納生育金，實際是對不生二孩的家庭的變相“罰款”。

　　要鼓勵適齡夫妻生育孩子，我國需要考慮減輕家庭的生育成本，而由國家承擔生育成本。在發達國家，具體的制度就是國家兒童監護制度，在加拿大，孩子一出生，就會領取政府每月300加幣的牛奶金，孩子成年之前的所有教育費用、醫療費用由國家承擔。

　　國家兒童監護制度不但減輕家庭生育成本，而且切實保障未成年人的權利。如父母作為監護人沒有履行監護職責，將剝奪監護人資格，由於兒童的生活費、教育費和醫療費均由國家承擔，所以剝奪不合格父母的監護人資格、委託其他人監護不存在什麽障礙。我國針對未成年人被父母體罰、虐待傷害問題，也提出要撤銷不合格父母的監護人資格，但具體落實特別困難，因為這需要父母提供生活費用，才能委託其他人（機構）監護。

　　從我國現實國情出發，要一步到位實施國家兒童監護制度，困難的確不小。但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做法，減輕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和醫療費用支出負擔，並對農村地區的孩子率先實行生活補貼。尤其是教育方面，要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考慮將一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要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緩解擇校熱；要在全國探索免費高中教育制度（這方面已有地方邁出了步子）。

　　要而言之，國家和社會多考慮為家庭生育分憂，承擔責任，才是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正道。

　　□熊丙奇（教育學者）

責任編輯：李彥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