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的狂歡與葬禮的娛樂——以溯灣河村為例

天有際，思無涯。

婚禮的狂歡與葬禮的娛樂

——以溯灣河村為例

朱善傑

在友人幫助下，我來到湖北京山做文化調查。該縣位於湖北省中部，地處鄂中丘陵至江漢平原的過渡帶。

首先來到溯灣河村。該村三面環山，由一些大小不等的灣子構成，水田面積很多，魚塘星羅棋布，住戶散落在山腰和山下。

這裡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上門女婿、土地流轉、外來人口等系列問題都吸引著我，但我最關注的還是與婚禮、葬禮等有關的問題。

婚禮的狂歡化

我住在一個正在辦兒子婚禮的人家裡。整個婚禮過程，從迎新娘到鬧洞房，都在上演著一個“主題曲”：新娘與公公之間的各種“調情”。

公公背媳婦、共飲交杯酒、同吃一蘋果、情歌大對唱等成為了整個婚禮的一個個“亮點”和“包袱”。而公公在背媳婦時還要戴上高高的、看上去非常誇張和滑稽的帽子，臉上用彩筆繪圖並醒目地寫著“色狼”二字。那婆婆呢，則一直陪伴在公公和媳婦的身旁，笑嘻嘻地站著，頭上戴著的是另一種讓人覺得很搞笑、很滑稽的帽子，臉上用彩筆繪著各色大小的“醋”字。

前呼後擁喝彩的是參加婚禮的親朋好友和看熱鬧的鄰居，他們既是來捧場的觀眾，又像來圍觀的看客，持續聚集在拜堂的地方與洞房外，欣賞新娘與公公的表演，並鼓勵演出時間拉長，呼籲劇情更精彩，不願讓公媳二人匆忙謝幕。在婚禮的大舞台上，主角絕對的是新娘和公公，而婆婆則是一個小醜的角色。至於新郎，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落寞配角而已。

婚禮的策劃者是在當地被叫作“支賓先生”的人，也是婚禮的負責人。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就趕往他家。路上，遇到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大爺，他說，該村的婚俗，向來比較保守，公公在新娘面前是端著架子的，新娘在公公面前很拘謹。公公背媳婦的婚俗，在以前，他聽說周圍的一些地方是有過的，但一直沒有在該村見到過。

支賓先生正巧在家。這是一位六十歲出頭的老人，高中畢業，做過初中語文老師和校長。我請他講講該村與婚禮文化有關的情況。他說，“支賓先生”的字面意思就是“招待賓客的人”。村裡無論婚喪嫁娶，都會用得到這樣的人，主要工作是幫事主家招呼客人並負責組織安排整個活動。這角色要求對當地的規矩、禮儀和風俗等要很懂才行，責任也大。

據他回憶，2003年，在該村婚禮上第一次出現公公背媳婦的現象，是他一個老表的兒子結婚，一些年輕人從荊門市和京山縣城“引進”了新婚俗。當時，他老表和新娘都有點難為情，感覺不太適應，但伴郎等年輕人都很想打破以前的婚禮中存在的循規蹈矩和沉悶無聊的狀況，想辦一個熱鬧、好玩和有點兒新意的婚禮。

他當時也是這樣的想法。“我就去做我老表和新娘的工作，請他們給我個面子，並保證舉行婚禮時我全程在場，不讓鬧婚禮的人做出什麽出格的事來。新娘在城裡打工，觀念開放些，也很給我面子，先答應了，這樣我的老表也就不好再說些什麽了。他們很清楚，其實大家就是圖個熱鬧罷了。以前的婚禮只有接新娘、拜天地、傳茶、坐十兄弟等相對嚴肅的婚俗，人們一本正經地坐著，說些吉利話，看熱鬧的人並不多。這種婚俗出現後，一旦誰家辦婚禮，全村人都來看。一家辦完，後面的人家就跟著效仿，我讓其按規矩來。”

他又說，起初，這種婚俗，完全是照搬別處的，村裡沒有供公公婆婆穿戴的滑稽的服裝、道具等，在城裡見過的人就用硬紙模仿著來做。不久，人們發現城裡和鎮上拍攝結婚照的影樓或公司都在出售或出租這種服裝、道具等了，就開始從那裡買來或租來，一下子就方便了。

被移植來的文化

當時提議“移植”這種婚俗的年輕人，有的正在城裡打工，有的在城裡打過工，對城市文化持有一種開放的姿態。同時，他們自身因襲的農村傳統文化的底色逐漸模糊起來。見過這種婚俗的人，多持歡迎態度；沒見過的，也都能接受。可見，正是現代傳媒和人口的流動，促進了“新”的文化的傳播，而大眾文化已提前為其培養了閱聽人。

村裡沒進城工作過的年輕人，數量不多，也經歷了從1990年代開始的社會文化的變遷，通過電影、電視和網絡等接觸到了很多新的文化觀念、內容、樣式和符號，對各種文化現象已見怪不怪了。新婚俗中的狂歡因素，最能讓青年人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愉悅和生活壓力的釋放。

我問支賓先生，聽說這種新的婚俗在被移植來之初，曾遭到一些老年人的反對？他說：“確實如此，他們拒絕看，覺得這是一種傷風敗俗的行為，我當時也受到了一些批評和責罵。”

我問他，為什麽這些老年人後來不再反對了？他解釋說，年輕人勸說了老年人。他仔細回憶，勸說的內容大致圍繞這幾方面：第一，現在是新時代，要打破舊觀念，新的文化要打破舊的文化；第二，傳說這個婚俗曾在該地區或附近地區有著古老的傳統，只是後來不知到了哪個歷史時期卻突然中斷了，因此有一定的歷史淵源；第三，現在全社會都在講要繼承傳統文化，它已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荊門市裡和京山縣城出現了“流行”勢頭；第四，農村要開放，要向城市裡學習新的和先進的東西，城市都在做，為什麽我們農村就不能做；第五，它很有趣味，也逗樂，辦婚禮不就是圖個熱鬧嘛。“出乎意料，不久，反對的老年人也基本接受了這個婚俗。新的風俗形成，舊的觀念也就被打破了。”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都要找到適合它的方式和土壤才能生根發芽，只是進程或緩慢或迅速罷了。這種新的婚禮之所以能在溯灣河村很快地被男女老少都接受，也許或多或少地受到一種自古以來就在與該村接壤的江漢平原一帶存在著的、內嵌在那種古老的另類婚俗中的一種遙遠的集體無意識的影響。

由支賓先生引薦，我順訪了他的三位鄰居，都六十歲的樣子。訪談中得知，老人們之所以能接受新婚俗，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他們聽說這種婚禮是從城裡傳來的，靠他們近三十年來耳熏目染的生活經驗，城市裡的東西往往是先進的、時尚的，他們觀念裡已被“根植”了些許追求先進和時尚的“種子”；另一方面，聽說新的婚俗非常精彩，試著趕過去看看，果然發現很逗樂和熱鬧，衝擊了其先前所固守的傳統道德的一種偏見。

其實，這種新婚俗，是城裡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婚慶公司出於發展生意和謀取利潤的需要，借助提倡重視傳統文化的時代背景，被資本作為眾多婚禮文化之一種而使其率先在城市裡“出現”或“重現”的，接著，作為大眾文化的一分子，通過媒體宣傳和進城打工青年的接受與傳播，借助現代化的光環、魅力和線性力量以及村民對現代化的盲目崇拜，從而在農村輕而易舉地就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實現對男女老少在觀念上的灌輸，然後，形成並重構新的農村文化地形圖。然而，在城市本身，它並未蔚為大觀，只是作為一種亞文化在流行，目前城裡還是以西式婚禮為主。從根本上說，它是資本為農村和小城市量身定做的，因那裡有最適宜其流行的土壤。

當然，當前農村文化自身的問題也為這種婚俗的移植和傳播提供了歷史條件。就溯灣河村來說，問題表現在：傳統的文化在迅速消失；新的本土文化沒有形成。這主要是因為：一、傳統農村文化已不大適應村民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需要。像戲曲、歌舞等，都是一種“慢”文化，是與過去的“慢生產”和“慢生活”相配套的，而當下是一個“快”時代，生產和生活都如此，但與這個“快”相適應的“在地性”的農村文化還沒有真正形成，就被與之“頻率”大致匹配的大眾文化鑽了空子。二、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城打工，村裡常住人口減少了，文化創造的主體弱了，因年輕人是創造主體中最主要和最有力的群體。三、勞動和集體勞動減少了。勞動，是文化生產的源泉。而集體勞動，尤其有利於文化的創造。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外出打工，村裡拋荒和土地流轉現象增多，老年農業和個體化勞動盛行，由此村裡的“總勞動量”減少了，而集體勞動更是基本上已不復出現。

葬禮的娛樂化

原計劃隻向支賓先生訪談婚禮文化的情況，後來自然地聊起了他工作的另一部分，就是幫村民家主辦喪事。

他說，現在老人的葬禮，已大不同於過去，沒有了那種莊嚴感和肅穆感。該村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誰家老人去世了，兒孫輩守孝慟哭，前來吊唁的親朋和近鄰都一臉嚴肅和傷感，樂隊吹出來的是悲曲，鼓手奏起的是穆歌。現在，老人去世了，後人請來歌舞隊、樂隊或演唱團等，吹拉彈唱奏出來的是流行音樂和迪斯科舞曲，有的表演節目還帶著色情成分。據他回憶，這種娛樂化的葬禮文化，是在世紀之交從天門一帶傳來的，慢慢也被村民接受了。

我在山東農村作文化調查時，曾見過葬禮上出現歡歌樂舞、搞笑娛樂、露骨調情甚至略帶色情表演的現象。讓我困惑的是：相隔幾千里的南北兩地，本來地域文化差異很大，為什麽在葬禮文化上卻於近年來出現了趨同之勢？該村出現這種變化的內因是什麽？

不難發現，該村的養老問題比過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奉行的是養兒防老的觀念和模式，已基本失效了。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現在的中年（年齡在四十歲左右）和中偏老年（年齡在五十歲上下）一代，壓力很大。孩子的教育投入像一個在連續擴大“口徑”的“無底洞”，兒子娶親彩禮和女兒陪嫁用品（尤其是前者）的節節攀升，造房的成本不斷增加，買房的價格連年翻番，養老生活成本的逐漸加大，醫療費用的日益高昂等，都讓上有老下有小的這代人感到了困頓、迷茫、無奈和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

面對如此困境，身處代際中間位置的人們，小而言之為了自保，大而言之為了家庭的整體利益，往往采取“單向代際割肉”的辦法：一邊割父母老人的“肉”，少養老甚至拒絕養老，從而用盡各種辦法減輕自身的壓力；一邊割自身的“肉”，對孩子的受教育和婚嫁等做到傾其全部乃至一生之所有。

其次該村的社會環境、風俗習慣、輿論作用及道德倫理的標準和底線都變了。遠的不說，1990年代初，不養老和溺愛孩子的人們，在該村的鄉裡空間中是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的。現在，像完全顛倒了一個世界似的：再怎麽寵愛孩子都不為過，再怎麽不養老也無人責，自家不過問他家的事，村幹部不管村民的私事，輿論不作用於道德，成功隻與金錢有關……

如此以來，失去勞動能力或自理能力的老年人的處境就很慘了。在村裡生活的中年人和中偏老年人，都在拚命地掙錢、攢錢供孩子讀書和為兒子蓋房或買房，但又普遍地收入不高，常覺得沒有余力養老人。進城打工的中年人和中偏老年人，雖然收入比在農村要高，但一年到頭隻回村一兩次而已，根本沒時間贍養老人，更無經濟能力把老人接到城裡，而當老人不能自理時，兒女隻給錢是沒多大用的。

從1990年代起，該村老年人自殺的現象特別多，讓人觸目驚心。自殺的老人基本上都是服毒而亡，因病死亡的人是少之又少，至於自然衰老到死的目前更是無一例。

該村一個有34口人的村民小組，住在同一個灣子裡。調查發現：在2001到2004年死亡的老人有8位，無一例外的都是選擇了自殺方式。

其中，黃姓家裡的兩位老人，夫妻關係不好，有兩個兒子，老頭跟小兒子過，老太太跟大兒子過，但大兒子不孝順。她有時會進城擺地攤補鞋，後來婆媳關係鬧出了矛盾，她就一個人帶著農藥，在村外的一個溝渠裡服毒自殺了，被人發現已是兩個月之後的事了，屍體已高度腐爛了，死時年僅五十五歲。

另有一位熊姓老太太，六十六歲，自己單過，兩個兒子都對她不管不問，後來因與二兒子產生了一點小矛盾，就到後山服毒而亡了。

還有一位老頭，也是有兩個兒子，老太太跟在城裡打工的小兒子過，他跟在家務農的大兒子過，與大兒子沒有啥矛盾，但後來，因獨居時間長了，一個人想不開，覺得活著也沒勁，就乾脆服毒死了。

對服毒自殺的老人，如死者年齡在六十歲以下，大多就不辦葬禮了。而對年齡在七十歲上下的老人，後人基本上都是給辦隆重的葬禮的。上述三位自殺的老人，只有這位老頭，死時年齡在七十歲，後人給大操大辦了葬禮。

村長剛六十歲，他說，由於老人都是非正常死亡，兒女也沒在膝前床邊盡孝心，伺候到終老。因此，後代對老人的感情相對淡漠，不像他這一代人對待自己的父母那樣都是要養老送終的。

在我看來，代際間情感的分化和親情的異化，是構成該村葬禮文化娛樂化的第三個內因。

無處不在的大眾文化

下面，簡單說一下第一個困惑。

首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一個“白喜事”的傳統，也有一種“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超然與灑脫地對待死亡的方式。無疑，人的生老病死本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高壽而終，就被視為“白喜事”。只是，在日漸充滿了浮躁之氣、生活之重、功利之勢和冷漠之情的社會環境中，有些農村地區，已不自覺地悄悄把“白喜事”中逝者的年齡給“提速”或縮短了，比如以前逝者到八十歲，其葬禮才稱得上是白喜事，現已下降到七十歲了。這一做法與現代社會中人的平均壽命在延長的情況恰恰成反比。

其次，當前農村，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忽視文化建設，農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創造出來的豐富多樣的傳統文化娛樂活動——戲曲、歌舞、大鼓、評書等——在不斷萎縮和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有電視和光碟等，可它們一方面無法全部覆蓋傳統文化所曾經佔據的“舊戰場”，另一方面也沒完全替代傳統文化所曾肩負的多重社會功能。它們具有同質性，不具備集體性和狂歡效應，也沒有舞台參與性與互動性。

而日益緊張的生活節奏和不斷增加的生存壓力，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人們對文化娛樂活動所具有的狂歡、釋放情感等的需要和訴求。當越來越忙的人們沒有時間與空間的餘裕和主體性的創造去生產多樣的娛樂文化時，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身邊存在的適合自身感覺經驗的文化活動無限地去擴大其娛樂功能了。

由此，葬禮就與婚禮一樣，作為村莊社會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在現實中遭遇了一種被娛樂化的處境。在村莊的公共空間裡，能讓人們感覺到熟悉、有認同感、現場感和接地氣的文化活動，似乎只剩下它倆了。這正是相隔幾千里的南北兩地在葬禮文化上卻於近年來出現了趨同之勢的第二個原因。

在溯灣河村，中年人和支賓先生一道，努力發掘葬禮文化中的娛樂可能，正如年輕人和他一起，最大程度地擴大婚禮文化中的狂歡功能一樣。否則，村民會選擇在家裡看電視。而出去觀看婚禮或葬禮的人少了，事主家就顯得人氣不足，會遭到鄰居乃至全村人的嘲笑，自家也會擔心遭到輿論的鄙視，比如不捨得花錢，小氣，不如別人家辦得好等。在攀比之風日益盛行的村莊公共空間裡，這些可能的議論，也許是對個人價值和家庭地位的最大打擊、詆毀和汙蔑了。

所以，無正當理由，誰家也不敢婚事小辦，喪事從簡。相反，而是互相攀比，爭先恐後，抓住人生中僅有的婚喪嫁娶的機會來讓家庭亮相。結果，這些年，村裡婚禮和葬禮也就越辦越大，越辦越熱鬧，甚至越辦越離譜，偏離和違背了它們的應有之義。當然，錢也花得就越來越多，似乎花錢多的就是辦得好的。

可見，當下都市中盛行的消費主義，已通過大眾傳媒、經濟活動、商業行銷和人的流動，深刻地波及並影響到了農村的婚喪嫁娶活動，且與農村中固有的“面子文化”有機結合起來並把其綁架了。

然而，婚禮的鋪張和葬禮的浪費，與因不養老而導致的老人無奈和悲慘自殺的現象，不正形成了強烈的反諷效果和巨大的荒誕效應嗎？

放眼看來，不僅在溯灣河村，而且在更廣袤的農村，近二十年來，經濟、文化、消費方式、日常生活等方面都在盲目地模仿著城市，而從城市裡傳播過來的以大眾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新的娛樂文化，有的並不完全適合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與現實需要，就像一個人買了一雙很新但不合腳的鞋一樣。當然，目前其還沉浸在得到“新鞋”的歡欣雀躍中，儼然沒意識到其中隱藏的一些水土不服、不接地氣的悖論性問題。而農村本身，還沒有在新時代和新環境中用本土原料生產出屬於自己的合腳的“新鞋”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當下農村文化，在直面城市文化尤其是其大眾文化和流行文化時，已失去了一定的自信力，更談不上保守與對抗了。一方面，農民不斷放棄、嫌棄自己的傳統文化、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他們對城市文化持有一種羨慕心態和幾乎全面投降的姿態，不僅不反抗，還張開臂膀歡迎。這就造成城市文化對農村文化的長驅直入。婚禮、葬禮文化是這樣，廣場舞也是如此。甚至，農村業已散落或斷裂的傳統文化要想在當下農村被重新激活或利用，都難免要借助城市文化尤其是大眾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元素、符號、方式和途徑，才成為可能。

在當代農村，如抽離受城市文化影響的部分，其主體文化就會嚴重地縮水。問題是，城市文化中那些有關文明習慣和平等觀念的方面，要麽是沒有傳播到農村，要麽是傳播到了但未產生明顯影響。這就造成了一個特別的局面：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單向度”強有力地傳播到農村，另一方面是大眾文化在農村嫁接得頗為一枝獨秀，越是在經濟狀況好的區域，越是如此。原因在於：一、城市中大眾文化的力量最為強大，遮蔽了其他文化；二、文化傳播要借助合適的載體，大眾文化有最富話語權的大眾傳媒的支持，優勢是任何其他文化都無法比的；三、由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媒介和技術等構成的當代文化生產機制，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至少在目前看來，都為且只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最適宜的溫度、土壤等環境條件。

因此，除了一些被保護得不錯的古村，一般意義上的村莊，不少都在逐漸失去傳統和本土的文化元素和特色，也將慢慢失去文化自信力。這樣的農村，又如何能捍衛和重建自身的主體性呢？

也許，多年以後，面對由一座座居民樓，或土地流轉形成的廣袤農田，人們尋找或描述它曾經的文化時，處處看到的是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影子，沒有了自身的文化靈魂，甚至連一點兒碎片都撿不到，最後，只能到城市的檔案館裡去查尋——像現在為了看上海的石庫門要到“新天地”去才能“重遊”那樣。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國家，如真是如此，那真將是連根拔起的節奏了。

朱善傑，學者，現居上海。曾在本刊發表《漫談“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