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局勢：崇禎完全可以不上吊，大明也未必會滅亡

崇禎皇帝明明就是亡國之君，但他卻到死也不承認，一再宣稱“朕非亡國之君”，而且讓人不能理解的是，後世大多也持此論，說明實亡於萬歷。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似乎和真實的歷史頗有出入。

如果了解崇禎帝的話，就不難發現他是一個自視極高的帝王，他在位17年，確曾為挽救大明而竭盡全力，光是內閣大學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統治江河日下，兩個對手農民軍和清朝都想置他於死地。

崇禎帝不甘心當亡國之君，氣急敗壞地抱怨大臣無能，說什麽“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就是在煤山上吊前，仍認為“皆諸臣之誤朕也”，把亡國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或許是他以身殉國的原因，連其對手李自成和清朝都給予了他很大的憐憫、同情，這也讓很多人不再指斥他的亡國之責。《明史》中也有“莊烈非亡國之君”的說法，似乎這事已成公論。

歷史有時就是讓人難以琢磨，明朝為什麽沒有亡於怠政而好貨的神宗，也沒有亡於一心鑽研木工而又荒嬉的熹宗，最終卻亡於殫精竭慮的崇禎帝，這的確是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

其實，怠政、荒嬉和殫精竭慮並不能直接和亡國掛鉤，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皇帝代表著最高的皇權，也代表著一種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其他人也可以借用皇帝制度發揮個人的作用。如張居正和魏忠賢，一個利用皇帝行善，一個利用皇帝作惡。

崇禎帝是個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剛愎自用而又狐疑不決，獨斷專行又喜阿諛奉承，結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廢黜，小人則逢迎而得勢。在1644年的時候，崇禎帝的周圍已經不存在讓他信服的人，但明朝並非沒有這樣的人，之前的袁崇煥、盧象升、孫承宗、徐光啟都稱得上是不世之才，最終或死於非命，或無用武之地。

孫傳庭、洪承疇又何嘗不是人才，而他們也是在崇禎的逼迫下，一個喪命於農民軍，一個降於清朝。剩下的就只有像唯唯諾諾的陳演、魏藻德之輩了。造成這樣的局面，完全是崇禎帝咎由自取。

如果仔細分析1644年的局勢，我們可以發現崇禎帝還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可以說大明並非到了非亡的地步。儘管明朝被農民軍和清軍打得丟盔棄甲，體無完膚，但仍然控制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特別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區並沒有被戰爭波及，明朝可以調動的人力、財力比其他兩個對手的總和還要多。

政治上，明朝統治階級中的大小官僚仍然是忠貞不二，仍然同心協力維護封建統治，除了一些將領在戰場上兵敗投降外，明朝內部並沒有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

軍事上，比農民軍戰鬥力更強的八旗奮戰了幾十年，始終未能逾山海關一步，而且連寧遠城也沒能打下來。這除關寧鐵騎戰鬥力較強外，更在於明朝的統治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連根拔起。因此，清軍幾次南下危及京師，最終又退回關外，這也說明滅亡明朝的時機沒有成熟。

經濟上，崇禎末年確實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特別是軍餉問題，但主要原因還是江南財賦無法運到京師。崇禎如果放棄北京，完全可以擺脫軍餉的困難而重振雄風。歷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國祚得以延續，況且明成祖還為他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政府機構。

但面子和虛榮讓崇禎下不了南遷的決心，他甚至還有點瞧不起維持半壁江山的宋高宗。其實崇禎帝內心是想南遷的，但他覺得丟下宗廟南遷又不光彩，於是想讓大學士陳演等人主動提出來，這樣一來就可以把責任推給臣下了。

然而，有了熊廷弼、袁崇煥、陳新甲等人因失地議和被誅殺的血的教訓，百官們誰也不肯再當替罪羊了。事到如今，南遷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由於崇禎的舉棋不定，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機，最終才上演了煤山自縊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