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趙建
詞語破碎處，沒有存在。
—海德格爾
對無法言說之事，要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
在每個社會，話語的生產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這些程序的作用在於消除話語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
—福柯
新常態不是一個筐子，不要什麽都往裡面裝。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高質量發展，要求高質量的政策決策和宏觀管理機制，防止陷入“文牘空轉”和“一刀切”的兩個極端，或者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現在的經濟金融政策界存在著某些奇怪的“語言學現象”，一個詞幾乎用不了幾年，就被“汙染”成非中性的貶義詞，莫名其妙的進入了文字材料的“黑名單”。而在另外一些領域，每年下發大量的治理文件，但落實效果甚微，出現“文字通脹”和“話語泡沫”的問題，消耗著政策的權威和信用。
去年到一個地方政府調研，我們談到特色小鎮的時候，某位領導表情複雜的說，現在最好別再談這個詞了，上面的領導不愛聽。後來一個秘書跟我說，這個詞已經進入了當地政府“文字材料”的黑名單。
原因語焉不詳，一半求證一半猜測，大體上是因為高層提出特色小鎮的概念後，各級政府蜂蛹而上，賣地、發債、建房，各種上項目，最後留下了“一地雞毛”：所謂的特色小鎮不僅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還留下了一堆歷史包袱。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換屆後，新任領導不會再為前任做嫁衣裳和擦屁股，當然要在政績上進行切割，首先就要在詞匯和話語權上進行切割。畢竟，政府的行政系統就是一套公文和案牘系統。官員的身家性命往往寄托於一紙公文之上。那些代表前任政績，現任“爛攤子”的專項名詞，當然連同這些項目，成為成本和風險暴露的重點。
最近五六年，和這個詞匯一樣命運的還有不少。單就經濟領域，一個政策術語往往用不了三年，就從“當紅詞語”，或者享有壟斷話語權的詞語，很快墮落為某些場合內的禁語，或者在官方場合集體失聲。比如五六年前還當紅的“互聯網金融”，從成為政府、學界和業界的明星詞匯，到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被汙染和損害的詞，也不過是三年時間。遙想馬雲當年，餘額寶橫空出世，“銀行不改變自己我們就改變銀行”的豪言壯語似乎猶在耳邊；2013年所謂的互聯網金融元年，各種xx寶、P2P、網貸、互聯網理財等如雨後春筍，作為“21世紀恐龍”的商業銀行也在積極的謀求互聯網金融的轉型創新，集體陷入“軍備競賽”，各種電商平台、直銷銀行、智慧網點等紛紛出現，一副熱火朝天的鏡像。那時，銀行如果不談互聯網金融，就像被整個時代淘汰一樣。
然而不到三年時間，劇情陡然變化，互聯網金融監管元年開始了，P2P詐騙、跑路事件頻發。互聯網金融、p2p這幾個詞也被打入地獄，成為“騙人血汗錢”、詐騙、跑路、洗錢等種種罪惡的代名詞。從此，這幾個詞匯從銀行和地方政府的“座上賓”，搖身變為“階下囚”。原來招商引資的重點項目，作為多層金融體系建設的新興業態，轉眼間變為人人喊打、談之色變的“過街老鼠”。有些地方的金融管理部門，無論青紅皂白，下死命令規定轄區內的P2P限期搬走；很多銀行也對p2p的存管账戶下達了“逐客令”，限期內必須銷戶，導致許多原本健康合法經營的網貸公司也瞬間陷入絕境，並產生連鎖反應。筆者甚至聽說過，有個地方只要聽到是p2p公司，就直接先報刑偵機關立案審查再說，以至於出現過警察立案調查後某公司並無違紀，但由於造成巨大聲譽風險而投資人“擠兌”破產的現象。在地方金融管理機構眼裡，只要是p2p就一定製造風險，完全忽略了p2p、互聯網金融是一個中性的技術性概念，是互聯網信息技術與金融結合的創新模式；也忘記了三年前在他們的金融發展規劃裡，“互聯網金融”還是個炙手可熱的名詞。
還有前幾年政學研各界熱捧的詞匯“新常態”，成為當時各個學術文章、財經評論和各級課題的熱門詞匯和學術話語，文化新常態、旅遊新常態、城市管理新常態等各類“新常態”紛紛出現。仿佛普通的詞語，加上“新常態”後就像穿上了“黃馬褂”，擁有了統治一切的話語權。筆者僅在官方學術網站進行關鍵詞搜索，就有上萬篇權威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更不用提當時各級政府的新聞稿、官方文件和領導講話稿等。原本，“新常態”這個詞匯的創造，有著深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現實語境，本質上是希望社會各界從過去的要素推動型高速度發展模式轉變為創新驅動型高質量發展模式，“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可以看成是中國經濟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的一次大中型程度的“軟著陸”，先從普遍的社會心態和敘事語境中進行“軟著陸”。然而，由於各類學者和官員的熱捧和過度解讀，導致該詞匯很快被“降溫處理”。當學者和官員們敏銳的察覺到高層發出“新常態不是一個筐，不要什麽都往裡面裝”的調子後，就趕緊放棄了對這個詞匯的熱捧。一個充滿深刻內涵的政策語境就這樣被一窩蜂的過度濫用，以至於導致出現“文字通脹”甚至曲解本義的“語言腐敗”問題，對科學和長期的宏觀預期管理造成了較大的擾動。
同此命運的詞匯還有不少，比如PPP、分級基金、同業負債等，原先重要的政策專用詞語，很快因為現實的不良後果而被汙染。政策詞匯和話語權的頻繁更迭，出現詞匯汙染、文字通脹和語言腐敗現象的背後根源是什麽？是中央-地方層級管理體系下文牘治理的先天弊病，還是執行過程中“一刀切”等基層落實中出現的“放亂-管死”循環在文字和語言層面的映射？此時此刻，我們需要重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海德格爾的語言存在主義和福柯的話語權政治學，在語言和存在、話語和現實、語境與認知中，尋找政策傳導和落地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的深層次原因。畢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府的管理本質上是“案牘治國”，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案牘傳統的國家。
通俗的說，語言與存在之間，可以類比為金融（貨幣）與實體之間，如果相對於現實，語言文字過多、過大，充滿冗余並發生低效和扭曲表達的問題，那麽就會發生語言上的“通脹”和信用濫用。畢竟，對於一個大國經濟金融政策的頒布，應該像發行貨幣一樣慎之又慎，構建堅實的政策頒布的價值之錨，也就是政策頒布前的科學論證和頒布後的符合文件內在精神的執行過程，需要盡量精確精煉表達經濟的內在要求，需要擲地有聲保持權威和連續性，切忌朝令夕改、相機隨意和浮於表面，這對複雜的現代經濟社會的預期和輿論管理極為不利，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自媒體時代。
借鑒貨幣發行和通脹及泡沫治理，如果要不發生“文字通脹和語言泡沫”，保持政策話語的權威性價值，政策文件的頒布要符合內生性要求，即要有來自社會自下而上的制度性需求，政策的頒布要有足夠的市場內在要求。當然，我們支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以規避市場失靈下的“宏觀加總佯謬”，但政策科學是一個系統性的實踐科學，不是形式邏輯和思想實驗。歷史早已經證明，在理性邏輯和公共道德上都沒問題的政策，執行和實施過程中往往會付出巨大的試錯成本。這是政策“烏托邦”的一個巨大教訓。
話語權的壟斷可能是一種原因。黨的十八大提出提高政策決策的科學性、透明度與民主化程度，鼓勵建立新型智庫，以收集來自社會各界的聲音，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政策制定的不切實際和執行過程中的扭曲，畢竟中國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簡單的經濟體，國土大，各地區域特色千差萬別，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社會各界深刻領會並形成共識，否則就會出現或者政策三令五申卻執行不動，或者基層部門僅為了完成交代的任務，忽視政策的精神本意而隻選擇簡單易行的入手。比如在金融去杠杆和環保治理過程中，執行部門往往選擇弱勢的民企和中小企業入手，而對具有權力強勢和利益糾葛複雜的國企和平台卻無從下手，事實上他們才是杠杆和汙染大戶。在話語被壟斷，沒有充分的意見和思想競爭的情況下，信息和知識不會充分生產出來，最終導致看上去很好的政策付出了較大的社會成本。
話語解釋權的投機可能是另一種原因。每當中央有新的的政策頒布，那些承載新政策的詞匯就成為學界和政界競相追捧的對象，有些甚至出現了由於過度解讀和研究產生的“高級黑”和“低級紅”現象。從學界來說，有些學者為了獲取學術聲譽和課題經費，不惜犧牲學術的獨立性而對某些政策術語過度解讀，尤其是忽視執行過程中的現實問題，甚至選擇性忽略一些常識性理念和工具，把提問題和意見表達看做是負能量，把粉飾太平看做是理性表達。對於基層公共執行部門，為了避重就輕、棄難從易，更是為了在上級面前表現政績，會更多的選擇在文字材料上下功夫，反正評價自己工作成績的是上級，反正評價的方式主要是看材料匯報，那就多在語言和文字上下功夫，不惜對領導提出的詞匯進行濫用。前面提到的“新常態”被濫用的現象就是例子之一。這些現象在某種程度上都代表著懶政惰政的投機主義。
由執著於詞匯、文字和話語權的表面功夫而形成的“形式主義”，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基層執行部門最容易出現文字遠高於現實的形式主義，這就是文字通脹的問題。文字通脹會造成較大的政策權威損耗和政策資源浪費。更長期的不良後果是導致呈現文字材料和實際行動的兩層皮，語言與現實的二元割裂，這嚴重不符合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模式的內在要求。在一個仍然需要政策主導的經濟社會裡，如果沒有一個高質量的政策決策和落實體系，又何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其實這是一個結構性矛盾。一方面，一些臨時的政策性話語過於強勢並被濫用，造成巨大的無效冗余和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法律等基礎性強勢話語體系建設相對不足，生產精神產品的詞匯和語言元素因為思想市場的管制而無法充分表達，這就造成了短期政策話語的濫用和長期價值語境建設的匱乏。在現代經濟體的宏觀管理過程中，法治體系的完善，通過法律文本形成普遍的話語共識和行動規則，並在行使司法和立法的過程中完善法律文本背後的現實解釋，才能保證政策話語權的內在信用和權威價值，並在詞匯、文字和語言的嚴肅精準表達和執行落地中，在語言與現實的融合和自洽中，重塑新時代的政策語境，為高質量的宏觀管理科學提供高質量的話語體系。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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