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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歸國到圓寂:玄奘晚年的活動和思想

從歸國到圓寂:

唐玄奘晚年活動散論

文 | 葛承雍

唐玄奘是世界佛教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有關他的生平故事和文化功績,已出版了很多著述,或強調他西行求法,或著眼他翻譯佛經,或研討他創立教派。相比之下,對玄奘晚年的活動和思想,學術界的研究卻不多。本文對此集中試論,以更加全面、更為深刻地了解這位歷史人物。

一 正視現實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在印度留學取經達19 年之久的玄奘,載譽回到京城長安。在政府官員的迎接和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齡的接待下,玄奘從都亭驛進入下榻的弘福寺,沿路排成了長達十裡的歡迎隊伍,人們都想爭睹這位歷經千難萬險的傳奇人物的容貌。

唐政府還不失時機地在長安朱雀大街南端,把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520 夾共657 部佛經和150 粒如來肉身舍利以及七軀金、銀或刻檀佛像陳列出來,讓官吏士人瞻仰。右武候大將軍、雍州司馬、長安縣令等官員親自主持大會,京師治安衙司維持秩序,不許隨便燒香、散花和移動,因而這次展覽大會搞得盛況空前。

深知皇權大於神權的玄奘,時年46 歲。他雖然西行19 年,行程15 萬裡,但非常清楚中國的國情,沒有“統禦萬邦”的皇帝肯定、支持和恩惠,傳播、弘揚佛學的前途仍然是不確定的。“天降大任於斯人”,首先要有皇帝的嘉許。早在一年前他到達於闐進入大唐帝國邊境後,就派人跟隨商隊前往長安向朝廷呈上表章,解釋自己違禁偷渡出國的原因和留學求法的經過。八個月後他才接到允許回國的敕令,到達沙州(今甘肅敦煌西)時,為了證實朝廷敕令的確切,他再次呈上表章報告自己的行蹤,聽候朝廷發落,他很擔心政府會懲罰治罪於自己。這時唐太宗正在洛陽準備出師遠征高句麗,接表後敕令他速歸相見。玄奘得到消息後星夜兼程,以期在出征高句麗前見到皇帝。

長安官員的隆重接待,並沒有使玄奘放下心來,他“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安置完畢攜帶的經像佛典,玄奘匆忙趕往洛陽。二月一日,他在洛陽皇宮儀鸞殿拜謁了唐太宗。此後20 天中,玄奘被連續召入內殿密談,從早到晚直至擂鼓關閉宮門,可惜的是這些會晤內容都沒有留下官方記載。從日後玄奘弟子記錄的傳記中,我們知道唐太宗主要了解的是西域中亞諸國和印度五部的情況,因為唐朝正在打擊突厥在西域的霸權。貞觀六年(632),唐朝打垮北突厥,建置西伊州(今新疆哈密);貞觀十四年(640),平定高昌,建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貞觀十八年(644),佔領焉耆,這時正準備征服龜茲(今新疆庫車)。所以,唐太宗對佛教經學並不關心,而是讓玄奘盡快記錄整理出西域各國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風俗、政治文化等真實資料,以為“天可汗”的西域經營服務。

一心想擴展版圖征服周邊的唐太宗,竭力勸玄奘還俗任官輔政,作為自己對付西域諸國的首席外交顧問。但玄奘一再婉言推拒。二月廿二日,唐太宗親率大軍東征高句麗,又“邀請”玄奘同行赴遼。玄奘巧妙地以佛法戒律不得觀看兵戎廝殺為借口,“固辭不去”。他請求唐太宗允許自己去嵩嶽少室山裡的少林寺翻譯佛經,但也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絕,不許他躲避入山,需要他隨時為國家出力。

三月一日,在“頻又固請,乃蒙降許”的情況下,決心獻身於佛教翻譯事業的玄奘才從洛陽返回長安,唐太宗恩準他入居當時長安寺院中條件最好的弘福寺譯經,並給予官方經濟資助和其他便利條件。五月初,譯場組織準備工作一切就緒,在政府的命令與協助下,調集了一批全國富有學識的僧人進行分工合作,玄奘擔任“譯主”總負責,其他高僧學者像靈潤、法祥、辯機、道宣等都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佛學才子,但只能做輔助工作。一些外地高僧甚至在宰相房玄齡的多次命令下,仍“謝病不赴”。

玄奘自然清楚能在短短兩個月裡組織起這樣規模空前的第一流“譯場”,沒有皇帝的特殊恩惠和政府的財力資助,憑他本人的力量絕不可能辦到。玄奘更清楚他自己要正視現實,皇帝重視他是因為急需開邊拓疆的外交人才,並不是靠他的才華見識去弘揚佛教,只有依附皇帝的保護,才能集中各方力量翻譯“真經”。

因此,在開始翻譯佛經工作的同時,他日以繼夜地撰寫親身經歷和傳聞得知的中亞、南亞諸國真實情況,在最有才華的辯機協助下,用了一年零二個月的時間,完成了12 卷、10 萬多字的《大唐西域記》。這部後來馳名中外的著作,書名突出的是“大唐”,而不是什麽“玄奘西行求法記”,並寫上了“奉詔撰述”幾個字。

貞觀二十年(646)七月十三日,玄奘將《大唐西域記》和新譯成的五部佛經一起呈獻唐太宗,還上了一份表文,請求唐太宗為所譯的經論作序,但唐太宗開始沒有答應,玄奘“再求,始蒙允許”。唐太宗為什麽不答應作序呢?原因是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剛剛派使者來長安向唐請婚,唐太宗提出要他們割出龜茲、於闐、疏勒、朱俱波、蔥嶺等五國為聘禮。唐太宗不作序的意圖很明顯,還是期望玄奘還俗從政,擔負起經營西域的重任。

這時唐朝正處在解決西北、東北以及北部邊疆威脅的時期,爭奪東亞地區的霸主地位。李世打垮了薛延陀,鐵勒各部遣使入貢;郭孝恪等率軍進攻龜茲,與西突厥發生大戰;王玄策等出使中印度摩揭陀國結成聯盟,李義表等到達東印度迦摩縷波國,該國要求交流道教文化;其他中亞小國不斷派遣使者到長安朝貢聯絡。唐太宗覺得像玄奘這樣精通外語又熟悉各國情況的人才,不擔任官職為朝廷效勞,實在是太可惜了。

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緊急命令玄奘會同道士蔡晃、成英等組成一個30 多人的譯經班子,將老子《道德經》翻譯成梵文,玄奘反對以佛教理論比附道教本義,與譯經道士發生爭論,但唐太宗的敕令迫使玄奘不得不“奉詔”譯完,並很快由王玄策第二次出使中印度帶走。玄奘還被迫將一本來路不明又與自己的法相宗對立的《大乘起信論》由漢語翻譯為梵語,也帶到印度。

由此可見,玄奘回國後三年儘管受到皇帝的恩惠,但他還是違心或是積極地完成了朝廷交給的一些任務,如果他不正視這種現實,他就無法在唐朝立足。

二 應付現實

出身官宦世家、從小受過儒家入世思想訓練的玄奘,很了解官場、佛事、人世之間的關係,他呈上《大唐西域記》的同時,也呈上新譯五部佛經請皇帝作序題跋,就是要借唐太宗的威名為自己開辟新的“東天樂土”世界。在不願放棄前半生歷經艱險留學取經求法的前提下,他只能從正視現實進一步轉向應付現實。

唐太宗50 歲以前從未誠心獎掖過佛教,雖然他早年東征洛陽時用過少林寺僧人,招募過長安寺院一千多名壯僧,也不時利用佛教或法師為聖朝開明做些點綴,但他所修功德都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比如他在太極宮設齋道場是憂慮五穀不能豐收;為父親建造龍田寺和為母親修造巨集福寺是追念父母養育之恩,為死亡將士在戰場上修寺設齋是安慰人心。

唐太宗多次對大臣們說,自己崇尚儒教文治,認為佛僧和塔廟過多會浪費國庫錢財,況且佛法要驗福於未來,並不能為眼前治平天下帶來功益。他經常從政治出發舉例說明梁朝武帝父子熱衷佛教導致國破身亡的鑒戒,貞觀二十年,他還手詔訓斥要出家為僧的宰相蕭瑀過於迷信“弊俗虛術”的佛教。相反,唐太宗經常以老子李耳為祖先,多次排列先道後佛的次序,他雖不喜歡虛無縹緲的神仙空名,但很欣賞道家長生的方術煉丹,是一個典型的現實功利主義者。同樣,唐太宗開始禮重玄奘,也不是慕其高僧名聲,而是考慮他精通西域諸國地理等學問,有益於遠交近攻抗擊其他民族,急需玄奘提供相關的真實情報。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宜君鳳凰谷的玉華宮建成,病魔纏身的唐太宗到此休養。恰逢王玄策出使印度歸來,還帶了帝那伏國(今印度比哈爾邦北部)一萬多俘虜,其中一個自稱醫術高明的術士那羅邇娑婆寐被送進玉華宮,讓他為唐太宗造延年之藥。或許是語言不通需要翻譯,或許是要了解印度的具體情況,六月十一日,玄奘在唐太宗緊急敕令下趕到玉華宮。雙方見面氣氛緊張,唐太宗再次“勸逼”玄奘還俗從政,讓玄奘輔佐自己“理朝政書”“翊讚功業”,但遭到玄奘“掬誠堅辭”,死不答應。幸虧宰相褚遂良在旁打圓場,唐太宗才息怒轉緩,表示願意繼續資助他翻譯佛經,並詢問了玄奘正翻譯的《瑜伽師地論》。這大概是太宗先威嚇後收買的手段,玄奘也以柔克剛地講述了此經大意,並派人取來請皇帝親自詳覽。

不知是瑜伽宗講究的調息靜坐還是其禪心定身的修行功夫與方士清虛無為的道術相通,唐太宗看完經卷竟連聲稱讚“佛教廣大”,並認為以前對佛教的批評全是誣說妄談,下令秘書省把玄奘新譯的經論複抄九本流通全國,讓國人百姓知道。長孫無忌等重臣也乘機替玄奘說好話,使唐太宗愈發重視玄奘,賜給他一領價值百金的珍貴袈裟。

至此,玄奘心裡松了口氣,他再次懇請唐太宗寫作經序。唐太宗於是撰寫了781 字的《大唐三藏聖教序》,下敕令列為所有經卷之首。皇太子又寫了《述聖記》。宰相褚遂良用楷書寫了這兩篇序文,分別刻在同州官廳和長安大寺,弘福寺懷仁和尚匯集了唐太宗喜愛的王羲之字,鐫刻在寺院門口石碑上,既可以傳世萬代,又可以討太宗高興。九月一日,朝廷詔令京城和全國各州度僧,每寺5 人,弘福寺受到特別優待允許度僧50 人。全國總計有寺院3716 所,度僧尼18500 人;唐初以來受壓抑的佛教,竟因玄奘的努力周旋,有了柳暗花明的轉機。

此後,玄奘連續上表啟謝皇帝與太子的恩惠,據《廣弘明集》載,他曾給太宗上《請經出流行啟》,又上太子李治所寫《六門陀羅尼經》及題《菩薩藏經》等。他在玉華宮弘法台一邊翻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邊向唐太宗評論舊譯佛經的失誤。回到長安後,玄奘居住在皇宮紫微殿弘法院, 白天與皇帝交談, 夜晚回寺院翻經, 兩無猜忌, 親密無間。長安晉昌坊大慈恩寺修成後,玄奘擔任“ 上座”,皇帝、太子妃等在安福門樓親自執香爐臨送。為了表示對佛教的寵信,唐太宗還下詔焚毀了道教《三皇經》。

貞觀二十三年(649)四月,唐太宗的身體每況愈下。玄奘扔下手頭翻譯的經卷,陪同唐太宗到終南山上的翠微宮休養,他既說印度五部的見聞,也講佛法的神通,給病重的皇帝以很大寬慰。五月初,唐太宗病危,玄奘一邊陪伴,一邊在喜安殿翻譯經卷。直到皇帝逝於含風殿,玄奘才隨著送葬靈柩回到長安寺院。

珍惜寸陰時間的玄奘放下翻譯工作去陪伴皇帝,還有一個直接原因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辯機,因與唐太宗女兒高陽公主(後改合浦公主)通奸淫亂被殺,朝廷派禦史拿著高陽公主送給辯機的金寶神枕到寺院追查,又殺了另外兩名和尚和兩名道士。這使玄奘非常害怕,擔心牽連整個“譯場”,損壞佛門聲譽,不得已重新選擇了一批譯經助手和門徒弟子,以此好向皇帝交代,避禍求全。

玄奘要應付現實,就不得不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是翻譯佛經的大師,一方面則是依附皇權的效身者。處在這樣自相矛盾、左右為難的境地,玄奘的身心憔悴可想而知。

三 超脫現實

唐高宗李治繼承帝位後,對玄奘恩寵不減,批準他在慈恩寺西院營建佛塔,安置佛經、佛像及舍利,以防火災。高宗原擬建高30 丈的石塔,後因費用太多而改用磚造,仿照印度窣堵波式設計塔形,每層中心藏存舍利。塔建成後,在南面刊刻褚遂良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兩碑,作為皇家支持佛教的護身符。玄奘擔任慈恩寺“上座”,這座由高宗李治為紀念其母長孫皇后建造的大寺有幾十個院落,1899 間房屋。寺院內僧人各種事務都要請玄奘來往谘稟,平常各寺院印經、造像等事也都要請他最後定奪,皇宮內還不停有宦官來請他做功德,每天忙忙碌碌應付雜事,使他無法專心致力於翻譯事業,開始有了超脫現實的打算。但他的一切開銷包括造塔、譯經、塑像,都少不了皇帝和王公大臣的資助,這就使他又不能脫離現實。

右:長安薦福寺小雁塔

永徽二年(651)正月,瀛州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谷州刺史杜正倫、恆州刺史蕭銳等官員進京朝集。公事之暇他們專門請玄奘為其授菩薩戒,玄奘還為他們廣說菩薩行法,他的譯經助手高僧道信病死,也請這些官員為其撰寫碑文,往來應酬不斷。

當時來長安的印度僧人也很多,攜帶禮品、書信問候頻繁,再加上日本、新羅等國的僧人也來向玄奘問學取法,他獨樹一幟的法相宗成為長安各寺院中最榮耀的一支。

永徽六年(655)五月,玄奘翻譯的印度邏輯學專著《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由於門徒弟子競造文疏,各申己見,當時的學者呂才抓住神泰、靖邁、明覺法師三家義疏的矛盾,提出40 余條疑問,雙方展開了大辯論。這場學術官司打到皇帝跟前,唐高宗敕令群臣學士等人去慈恩寺,由玄奘與呂才當面定對,結果據佛教徒的記載說,呂才“詞屈謝而退焉”,但可能實際上是不了了之,因為呂才的原作已經遺佚。

玄奘依附皇帝得到的恩榮越多,聲名與地位自然也就越高,這勢必引起其他教派僧人的嫉妒與不滿。玄奘積極讚揚自己對經論的新譯,不許別人講舊譯經典,新舊兩派之外加上大乘的“空”“有”兩宗的相互排斥,門戶宗派之間的鬥爭益烈不休,都想在皇帝面前爭寵受恩。

據《續高僧傳》卷四《那提傳》記載,永徽六年,印度高僧布如烏伐邪曾攜帶經典500 余夾,共1500 余部抵達長安,但由於受玄奘排擠壓抑,他灰溜溜地離開了長安。現代崇拜玄奘的學者一般不承認這件事,認為此事有損於玄奘的形象,是當時佛教舊派反對玄奘的中傷。

不管是否事實,玄奘早已認識到要在中國“弘揚佛法”,必須得到帝王和朝廷的支持,尤其是翻譯因明論與呂才的是非紛爭,使他切身體會到不依靠朝廷便不能震懾其他宗派。剛好唐高宗立李弘為皇太子,要在慈恩寺設五千僧齋,派遣朝臣們去行香。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來到慈恩寺拜訪了玄奘,詢間弘法與譯經事,玄奘乘機請他們轉奏高宗,按以往成例由朝廷派官員監閱、管理翻譯事務。有了官方的欽定和皇帝的禦批,其他宗派就無法攻擊。玄奘又請高宗撰寫慈恩寺碑文,以示恩寵。

朝廷同意了玄奘的奏請,組織以左仆射於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與杜正倫等宰相高官為核心的班子,看閱經論,潤色譯文;又準許禦製慈恩寺碑文,玄奘高興地率領門徒弟子詣朝堂奉表陳謝。玄奘這時積極活躍於皇宮內外,他赴鶴林寺為唐高祖李淵的婕妤薛夫人落發授戒,同時出家的宮女有50 多人,隨即又為德業寺尼姑數百人授菩薩戒。他又上表二次請高宗親筆禦書碑石,當唐高宗所作慈恩寺碑文送到寺院後,他不僅帶寺僧到朝廷進表陳謝,還設二千僧齋和九部樂於佛殿表示謝恩,並舉行了盛大的迎送會,影響之大足以使其他宗派與其無法分庭抗禮。武則天生男孩滿月,敕令玄奘進宮為皇子剃度,賜名佛光王。武則天為此賞施給玄奘衲袈裟。

唐高宗對玄奘的效力也倍加恩惠,派太醫為他治病,請他入皇宮凝陰殿西閣休養,去洛陽要他陪從,到明德宮避暑邀請他同住,至於平常賞賜的金銀財物更是不計其數。長安西明寺竣工後,玄奘又被優禮迎入新居。光宗耀祖的玄奘在洛陽時還就近回鄉,為父母掃墓,看望了姐姐,迎送威儀全由公家資給,觀看的人有一萬多。但帝王從根本上說是把佛教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唐高宗在籠絡之下把玄奘也是作為文學侍從之臣或開明治國的點綴。當玄奘進一步爭取佛教社會地位與特權,請求“先佛後道”和廢止“僧尼犯法依俗科罪”的詔令時,唐高宗就不同意了,僅允許“其同俗敕即遣停廢”而已。玄奘陪從皇帝出入京洛,更是浪費了他翻譯經卷的時間,但當他提出要去少林寺“靜修禪觀,並專譯功”時,引起唐高宗的反感,斷然拒絕,嚇得玄奘從此“不敢更言”。

有趣的是,玄奘剛回鄉省親完,朝廷就下詔:“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制。”這種依附寄生於皇權不得不放棄自尊自負的生活,使玄奘漸漸“積氣成疾”。顯慶三年(658),他隨高宗返回長安後,又與朝廷史官們一起編撰了《西域圖志》,朝廷還經常派人向他谘詢西域、印度的問題,把他作為政府的專家對待,這都打斷或影響了他的譯經工作。特別是要新譯、重譯的經卷還很浩繁,住在京城無法專心譯經,他身體也衰老病侵,因而再次上表,措辭堅決,終於獲得唐高宗許可,率領弟子於顯慶四年(659)十月到曾經的玉華宮此時已名為玉華寺翻譯經卷,這年他已經整整60 歲了。

玄奘在玉華寺生活了四年零二個月,雖然他不分晝夜地辛勤譯經,但也隻譯了從印度帶回經卷的11%,即75 部1335 卷。龍朔三年(663),玄奘疾病纏綿。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65 歲的玄奘圓寂於玉華寺肅成院,他不但超脫了現實,也超脫了世界。

從玄奘回國後19 年中的種種活動,我們看到他正視現實、應付現實、超脫現實的全部歷程。他雖然堅持不入仕做官,但也得依附皇權、效身朝廷;他想遠避政治專心譯經,但又不得不喪失自我交結王公大臣,依靠皇帝的權威來顯赫於佛門;他想看破紅塵把自己禁錮在佛教學術中,但又無法離開委身的帝王朝廷,還得委婉圓潤,隱忍求全,否則就會財斷人散。即使最後到玉華寺一心譯經,還得靠皇帝恩準與朝廷接濟。直至臨終前,玄奘還惦念著讓唐高宗再寫篇序言。一個人要完全脫離紅塵、斷絕六根雜念,似乎永遠不太可能。依照這個角度說,玄奘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神般的人物,而是一個地地道道東方專製社會裡棲身處世的佛學知識分子。

文章節選自《大唐之國》(葛承雍 著 三聯書店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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