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女性的時代：很高興有人可以不用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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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麗貝卡·特雷斯特

翻譯 | 賀夢菲 薛軻

2002年，《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向讀者建議：“請你們聽一聽成功女性如何談論自己未能生育的事，當中充滿了悔恨和遺憾。”言下之意就是女子未能生育便是失敗，這種一概而論的假定在我們陰魂不散的性別身份觀念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有許多成功女性並不這樣認為。

“要是我有孩子，我的孩子一定會怨恨我。”奧普拉·溫弗瑞在不久前接受採訪時說，“他們可能會在另一個類似《奧普拉》的節目上說我如何如何；因為（我的生活中）肯定會有人受罪，而且受罪的很可能就是孩子。”

溫弗瑞似乎理解，並非每個女性都有同樣的做母親的願望。她把自己的人生軌跡和她的好朋友蓋爾·金作了比較。她說蓋爾·金“就像一個七年級的孩子，在家政學課上寫下自己的名字，還有孩子們的名字。在她夢想著生兒育女的時候，我在夢想著如何成為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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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5日訊，美國密歇根，著名主持人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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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美食廣播網明星瑞秋·雷在記者辛西婭·麥克法登問到她“曾經說過很經典的一句話‘忙得沒有時間要孩子’”時解釋說：“我今年40歲了，工作佔據了我大量的時間。”瑞秋和溫弗瑞一樣，認為把工作責任讓位給育兒是不可思議的。“我對待我的狗狗無異於一位好母親，但我無法想象如果這是一個小孩會怎麽樣，而且，我真的不想……我無法想象有人給我三個月或六個月的假去生孩子，這個壓力太大了，我覺得這樣不僅對孩子不公平，對我的同事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很少有人承認，女性可以通過無數的辦法在這個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生育孩子只是其中之一。生兒育女長久以來都是女性生活的首要原則，生育狀態往往被認為是女性身上唯一值得關注的東西，而這掩蓋了她們身上的其他興趣點。伊馮·布裡爾是一位極具開拓精神的火箭科學家，她發明了能使衛星保持在正確軌道運轉的推力機制，但是2013年布裡爾以88歲高齡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是這樣描述她的：“她的俄式優酪乳燉牛肉堪稱一絕，隨著丈夫的工作搬遷，有長達八年的時間，她放棄自己的工作專心照顧三個孩子，她的兒子馬修說‘她是世界上最棒的媽媽’。”這段文字出現在整篇悼文的第一段，接下來才是對她一生科學成就的介紹。

沒有孩子的婦女在接受採訪時，無論是談到孩子還是事業，都經常被問到這些問題，你想要孩子嗎？你打算生孩子嗎？沒有孩子你後悔嗎？2013年《嘉人》雜誌給33歲的女演員佐伊·丹斯切爾做人物專訪，在記者問她是否會優先考慮生孩子時，她回答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是生氣你問這樣的問題，但是我曾經說過，你們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

他們確實不會問男人這樣的問題，即使問了，也沒有人奇怪聽到對方說他們要優先考慮其他事情因此不要孩子，他們肩負各種責任，心懷各種理想和抱負等等，也不會奇怪聽到他們說有了這些就可以心滿意足，沒有孩子又有何妨。但是，難道女性就沒有理想和抱負，女性就不能從孩子以外的地方得到滿足嗎？網上有個帖子叫“多蘿西·海特的女兒們”，發帖者羅賓·考德威爾這樣描述這位剛剛去世的傳奇民權領袖，“多蘿西·海特終生未婚、身後無嗣，對於有些女性來說這可能是奇恥大辱，但是對於我和其他慶幸世界有這樣一位民權活動家、女權運動領袖的人來說，她留下了無數的女兒”。

2015年，《欲望都市》主演金·凱特羅爾在被問到她沒有孩子的問題時回答說，“我也是一位母親，我指導年輕的演員，我有和自己非常親近的侄子侄女……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無需將自己的名字寫進孩子的出生證也同樣可以為人母。你可以非常清楚、非常明確地表現出母性的一面，很有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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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都市》劇照。右一為金·凱特羅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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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特羅爾和考德威爾並非是最早說出這樣煽情話語的人，在她們之前還有單身君主伊麗莎白一世。1558年這位君主在議會一再要求她結婚時回答說：“我懇請諸位不要責怪我沒有子嗣，因為你們中的每一位，以及英格蘭的每一位子民，都是我的孩子和親人。”“在我過世之後，可能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取代我成為你們的母親，然而沒有人會像我這樣，更願意成為你們所有人的生身母親。”

即使沒有孩子，女性仍然肩負各種責任，包括對其他人的責任、工作上的責任、對同事的責任，以及對別人家庭的責任。

20 世紀70年代，有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未曾在育齡期生育孩子。2010年，這個比例將近達到五分之一。在增加的人數中約有一半是想要孩子卻未能在生物鍾滴答完之前及時找到生育的途徑，另一半則是因為有別的生活模式可供選擇而放棄生育，至少她們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

歷史學家露易絲·奈特曾說，她和她的一些調查對象，創作與寫作的動力大大超過了生育的動力。“有一種真實的情感需要表達出來，那是她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東西，”她談到簡·亞當斯和薩拉·格裡姆凱時說，“我理解對於有些女人來說，那種東西就是當母親的願望。但是我的內心並沒有這種願望，如果有，我也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奈特解釋說：“她的意思並不是說女人有了孩子以後就沒有表現自我的欲望，“而是她們的激情全部放在了孩子身上。”奈特回憶起她7歲的時候，看著她妹妹玩嬰兒車和布娃娃感到非常不解，就想，“為什麽要這樣呢？”她說：“但是單身狀態使我這樣的人獲得了解放，如果不想要孩子就無需假裝渴望有孩子”。

不僅是奈特這樣的未婚人士感到了解放，那些結了婚但不想生育的婦女，也獲得了釋放。互聯網上有無數的網站支持愛侶們主動選擇不要孩子的想法。新聞記者皮珀·霍夫曼是虔誠的猶太教徒，她曾經寫到她和丈夫如何逐漸意識到兩人都不想為了孩子而放棄自己的工作，儘管他們這樣做面臨著來自家人和朋友的巨大壓力，因為他們都虔誠地信奉猶太教。她說發現有這樣的群體後就像解放了一樣，那些人也像她一樣“沒有生育和撫養孩子的動力”，而且都非常幸福。“他們說了沒有孩子的種種好處，我最喜歡的一點就是：和所愛的人過著二人世界，培養忠誠的、有滿足感的伴侶關係”。

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告訴我說，經常有人問她是否後悔沒有孩子，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印度一個貧民區的婦女中心裡，“有人問我說，你不後悔沒有孩子嗎？當時我想這地方的人思想非常傳統，我若是如實回答就會失去這些聽眾，但我又轉念一想，說假話又有什麽意義呢？所以我就如實相告，‘一點也不後悔’，沒想到她們竟然鼓掌了。因為對她們而言，生孩子是迫不得已的事，所以她們很高興有人可以不用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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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麗亞·斯泰納姆，作家、演講家、和女權主義社會活動家。她曾經和湯姆·沃爾夫等一起被列 為“新新聞主義” 的代表人物 。

不用生孩子的自由！這種真切的自由，正在改變著這個世界。羅斯·多賽特在他2012年《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請再多給我們一些孩子》中寫道，“在某種程度上，回避生育是後現代疲勞的一種症狀。這種頹唐的狀態最早出現於西方，目前正在全球的富裕社會中徘徊……這種精神讓人們信奉現代化帶來的安逸與享樂，而忽視最初構成我們文明時所需做出的最基本的犧牲”。

當然，一些人所說的“頹唐”正是另一些人的“個性解放”。令多賽特如此困擾的生養疲勞，也是那些已育有孩子的女性感到的倦意，她們直到最近都還是獨立撫養孩子，正是她們做出了“最基本的犧牲”——犧牲了個人認同，犧牲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犧牲了對公平平等的追求。

雖然女性可能已將伴侶關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平等，雙方所做的犧牲也更加平等，但是不管從生物學上來說，還是從依然圍繞男人掙錢、女人造人而設計的社會政策來說，女性還是得做大部分的“算術題”：有了孩子之後工資、晉升機會的得失、風險和回報，有沒有病假和休假制度，有沒有泵奶室和兩邊靠窗的辦公室。即便選擇生育孩子，女性還是非常在意這些得失的。

“我們非常清楚自己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失去生育的能力，”安·弗裡德曼這樣寫道，“但是有了孩子之後我們就失去在職場上的權力。”歌手凡妮莎·卡爾頓對記者傑達·袁說起她的人生導師史蒂薇·尼克解釋她在玩搖滾的年輕時代，為什麽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母親。“她說：‘我希望那個舞台上的每一個單身男人都尊重我，如果我半途而廢做了那樣的選擇，一切都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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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在40至44歲沒有孩子的女性中，大約有一半的人並不是自己選擇不要孩子，而是沒法選擇。梅蘭妮·諾特金在她的《生活在他處》一書中講述了她所稱的“條件性不育”，她說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單相思”。對於像諾特金這樣的女性來說，沒有孩子不是自己的決定，也絕不是她們想要的生活。“我們沒有伴侶所以沒有孩子，但總是有人誤解我們，以為我們不要孩子是自己的選擇，這樣的誤解令我們更加傷心。”她這樣寫道。諾特金說，渴望有孩子而自己沒有孩子的女性，她們“有許多孩子”：“我們可以讓自己喜歡的孩子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如我們的侄子侄女，我們朋友的孩子”。

有些女性沒有孩子既不是自己的選擇，也不是因為什麽偶然的原因，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些複雜原因導致她們無法生育。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喜歡別人的孩子並不總能產生滿足感。這些女性並非沒有考慮過單獨要孩子，隨著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不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

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有一個女性朋友，38歲仍然沒有和任何男性交往，心情非常焦慮。艾略特寫到她們之間有過一段對話，“她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結婚建立家庭，但是她算了一下，感覺（一個人撫養一個孩子）絕無可能。她是老師，每個月的收入只夠勉強維生”。艾略特搬到華盛頓離她的兩個侄女更近一些。她說，她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接受了將來自己不會要孩子的事實，從經濟和情感上來說，“我一個人撫養孩子負擔太重了，我並不是那種有了孩子就認為生活完美的人，所以要接受沒有孩子的事實，比接受單身生活更加容易”。

艾略特說在她35歲左右的時候特別想生孩子，後來她就寫了一本書。“我現在不再有那種渴望也是因為我創造了另一樣東西，我的創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滿足。”艾略特在開始寫第二本書了，她說，“也許我的生活本來就該這樣，我非常幸運，在寫作方面有如此廣闊的精神太空”。

多黛·斯特爾特39歲的時候在Jezebel 網站上寫到她在發現自己將終生無子時感到的猶豫、彷徨和恐懼：“隨著朋友和同事一個個結婚生子，有時候感覺我就像晚會上落單的人，別的人都回家了，我還在這裡幹什麽呢？”斯圖爾特寫到娛樂媒體如何向女性發起“生育宣傳”的攻勢，說哪個名人懷孕啦，產後如何減肥啦。她還寫到時下有關女演員詹妮弗·安妮斯頓的空癟子宮的報導。

在報導裡，“（安妮斯頓）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而是故事裡的一個角色，一個笑容滿面、健康快樂的女子，但顯然她在內心深處卻因未婚沒有孩子而暗自傷神”。斯圖爾特說這個故事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如果你沒有遵照預期去配偶、交配和繁殖，那麽你就是不對的，而且你肯定是有問題的”。

斯圖爾特接著還說，若是在理想世界，“這甚至不是個問題，大家各行其是，各得其所，一切安好……然而這個世界卻充滿了矛盾：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要努力奮鬥，要為社會做出有益的貢獻，而一旦奮鬥成功，你又要被人指責為什麽沒有孩子”。斯圖爾特懷疑，也許我們“不該將自己想象成晚會上落單的人，而是要看得更遠，無需對生育之事小題大做。我們要承認，在藩籬的另一邊，我們有足夠的愛，有美好的時光，我們可以晚睡晚起，可以旅遊購物，可以享受歡愉，可以放縱自己，可以體味成功……即使我最後留在這個晚會上而沒有中途轉場，那也仍然是個晚會；即使我們得不到別人的讚美，我們也可以自己讚美自己”。

的確如此，即使是因沒有孩子而傷心落寞的人，也會收獲其他意外的回報。

電視評論員南希·吉爾斯說，她一直希望自己有一個小小的女兒。38歲那年她母親去世，“我母親過世後，我在街上看到人家母女在一起我就會非常傷心，”她說。她母親去世的時候，她的兩個妹妹都已結婚有了孩子。“孩子是她們的依靠——早上要起來，讓孩子們準備好去上學。她們有家庭需要全心照顧，而我卻是漂浮不定的，我非常孤單。”但是，也因為母親去世了，吉爾斯反倒和她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多了，這是她的姐妹們無法做到的。她和父親之間重新建立了更好的關係，“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成了爸爸的寶貝女兒！”她這樣對治療師說。“和父親重新建立聯繫，感受到他特別的愛，這種感覺太美妙了，只是晚了一些。”

吉爾斯說，她絕對無法想象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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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有許多女性選擇自己一個人要孩子。

帕梅拉是城市學院大四的學生，24歲。她在17歲的時候意外懷孕，“我感到很委屈，”她說，“長輩們都來問我有什麽打算，孩子的父親是誰，我是不是要和他結婚”。她當時確實有個男朋友，許多人都催著她結婚，但是她不覺得婚後會有什麽改變。“即使結了婚我也不會把他綁住，”她說，“所以結不結婚都一樣。”她回過頭來想，很慶幸自己沒有倉促地結婚。帕梅拉認為，女人在決定是否當單身母親的時候，要認真地考慮她留下孩子的理由，不管當時她有沒有伴侶。“不要有了孩子還在經濟上依賴別人，”她說，“你要有維持生活的能力，哪怕那個人跑了，哪怕孩子的父親不能幫你，你也不怕。我並不認為結婚是有時間規定的，也不認為結婚是必須的。”

但是她又說，這個社會譴責女人沒有孩子，然後又為她們設下層層複雜的陷阱。“18歲到22歲，他們說你還不具備生孩子的條件，因為你還在上學，這時候有了孩子日子會非常難過。是的，每一天都非常難過。可是再晚一些吧，我可能就有了事業，我需要全心投入我的事業。那麽，什麽時候才有時間生孩子呢？什麽時候可以生孩子呢？所以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在這個時間框架裡大家都應該設法生孩子。”

單身母親獨立撫養孩子在低收入社區中是個常態，這是因為早婚現象在低收入社區基本上已經消失，而生育孩子可以讓女性找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未婚生育作為一條可選之路對於成功女性來說也日益被接受。那些確定想要孩子，並認為自己有能力要孩子的單身女性，哪怕只是想到自己有可能單獨要孩子，也會感到極大的解放。

在我即將跨入30歲的時候，我已單身多年，身上的纖維瘤也變大了，我將不得不接受切除手術。我知道，從術後到腫瘤複發前我有一個時間視窗可以受孕，也就是說，我有一個有限的懷孕機會，然而我認為可以持久的愛情卻遲遲沒有出現。

於是30歲的我定下一個計劃，決定要將我在三年前離開婦科診所時的那個心情做一個了結：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又能怎麽辦呢？

我的計劃是獨立生育孩子。父母說過會幫助我，我自己也會存錢開始準備，在我快到34歲的時候我去做手術，同時留意機會到35歲的時候懷孕，通過精子捐助人，或我的某個男性朋友來幫助我。我還和一位女性朋友討論過是否有可能兩個人搬到相鄰的住處，互相照顧孩子和飲食起居，彼此有個照應。

一旦有了這個打算我心裡就感到無比的輕鬆。並不是說我很想這樣，相反，我非常希望不要發生這種情形，非常希望到了約定的時間那個對的人就會出現在我的生活裡。現在我非常開心，因為我無需被動地等待這個可以和我共建家庭的人的出現。尋找伴侶和生育孩子可以單獨考慮，哪怕只是想想也會讓人感到輕鬆。

我這個單身人士所訂的計劃表，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而伴侶的出現則在我意料之外。我32歲的時候戀愛了，33歲接受了兩次大的手術，35歲生下第一個孩子，39歲生下了第二個。不管從時機上還是從情感上來說，我都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幸運之神眷顧，我的生活會變成怎樣。我並不自誇我有做單身母親所需的勇氣，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當單身母親的想法，才使我在前進的路上充滿能量，充滿樂觀。

35歲的克里斯蒂娜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也有和我同樣的想法。她的父親給她推薦了一篇關於生育並非一定要結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勵下，她拋棄結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最近她在俾斯麥重新找了一名婦科醫生。“我很害怕，我都35歲了，我非常想要孩子。”克里斯蒂娜身上的節育環將會在她40歲不到的時候失去效用，醫生說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環，言下之意就是說，她40歲不到就沒有生育能力了，聽完醫生的話她緊張極了。

但是令她吃驚的是，這位北達科他州的醫生說：“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里斯蒂娜！”沒想到這位醫生是在上學、仍然單身的時候要了她的第一個孩子。克里斯蒂娜說現在她的新年計劃是“為36歲的到來做好準備，我要照顧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產前維生素，現在我的指甲、頭髮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麗夏·威廉姆斯曾經有過一段情感關係，當時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鍾生下孩子，但是什麽也沒發生”。40 歲的時候他們分手了，她說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問自己：我要放棄生育孩子的想法嗎？”但是她說幸運的是，她“有成功的事業，有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結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認為，家庭和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基石，但體外受精的高昂費用讓她望而卻步，而且對於“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觀念，她也總是謹慎看待。同時威廉姆斯還關注“非傳統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養家庭模式、親緣模式；即我們現在這種非常計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說，就在她40 歲生日到來之際，“大部分人都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我並不這樣認為，但我確實是在分手的那會兒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撫養孩子”。

後來威廉姆斯領養了一個兒子。

她感覺自從領養了兒子，人們對她的看法立刻就改變了。她說，在這之前“我被認為是一個強大的黑人女子，事業上奮進，是黑人族裔的榜樣”。一旦領養了孩子“我就成了單身黑人媽媽”。她說起在兒子只有五周的時候，她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基督教聯盟的拉爾夫·裡德分在一個討論小組，裡德對她進行了發難。威廉姆斯難過地說：“我為什麽不可以單獨領養孩子，不只是拉爾夫·裡德，我家裡也有人這樣想”。威廉姆斯說，在紐約私立學校的體制裡，“就因為我是單身母親，人們就斷定我是誰的保姆，是東家慷慨解囊供我兒子上學的”。

她說，還有別的說法是，“我是特雷莎嬤嬤，這個孩子今後難有出息，這比單身黑人媽媽之類的話更讓我討厭。我討厭有人說他是個被遺棄的靈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我討厭人家說什麽要感恩，因為我把他從貧民窟裡撿回來。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學生，但人們就認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當上單身母親往往不是一個人有意識計劃和考慮的結果。蕾蒂莎·馬雷羅35歲的時候，和異地男友在分手之際的最後一次風流後懷孕了。“那個時候，我更想成為一名母親，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說，“那是我人生的目標。懷孕以後，我之前的憂鬱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煙消雲散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麽，我從未像懷孕這段時間那樣愛我自己。我是自然分娩的，因為我知道以後我不大有機會再次自然分娩，我還想盡可能延長母乳餵養的時間。”

蕾蒂莎懷孕期間是《明星》雜誌的文字編輯，產假期間她拿平時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產假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現實的問題迎面襲來—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伴侶，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寶寶。於是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後來又因為無法協調育兒和工作的時間，先後失去了三四個工作機會。孩子的父親並沒有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紐約，一年只能過來看望她們幾次，而且，他的經濟也不寬裕。蕾蒂莎數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個比一個便宜，社區條件一個不如一個，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弗吉尼亞州。

經歷了這一切後，蕾蒂莎說：“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為了這個小女孩能過上好的生活。她從來不知道我的銀行存款是35美元還是3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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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現象，讓無論持有哪種意識形態的批評人士都感到恐慌。有些人說，女人怎麽可以不結婚生孩子！怎麽可以不生孩子！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單身和晚婚對女性自身、對國家造成危害：專欄作家也好，一國總統也好，都將婚姻模式的改變歸咎於她們，而長期以來束縛了她們自由的，也正是這些傳統的婚姻模式。女性繼而覺得相夫教子沒那麽有意思了。

隨著女性傾向於晚婚和不婚，加之結婚的女性除了為人妻母還要為其他事情分心，美國的出生率出現了下降趨勢。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歷史最低，每千名育齡婦女僅產下了62.5 名嬰兒，差不多只有1957年的一半。1957年是嬰兒潮時期的高峰，每千名婦女產下了近123 名嬰兒。儘管嬰兒潮時期的奇高數字，並不能作為我們衡量美國生育水準是否正常的常規標準，但是心存顧慮者仍舊不乏其人。

喬納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2013年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麽》一書以“美國即將來臨的人口危機”作為副標題。拉斯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低生育率的報導，重複了西奧多·羅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論，他在文中稱，“造成我們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雖然和工資滯漲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為所致。“開始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疇，不再只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了”。最後他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聯合起來打破了性別、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係”。雖然拉斯特謹慎地指出有些方面是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會發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他還說，受過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認為是“中產階級的傑出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生育率只有1.6，說明“美國有其獨特的獨生子女政策，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保守派專欄作家梅根? 麥卡錫對此也表示了憂慮，她警告說，那些不重視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臘，看看“當一個國家未來不可避免地出現比過去更嚴重的貧窮時，會是怎樣的情形，那是社會崩潰、政治崩潰和經濟癱瘓”。

不只是保守人士，我們的民主黨總統對此也表示了關切。雖然總統並沒有擔心人口數量下降，但是他對單親家庭的不幸公開表示了擔憂。在2008年的父親節演講中，奧巴馬譴責了不在兒女身邊的父親——特別是黑人父親——說他們是“擅離職守計程車兵”和“失蹤的戰士”，他認為缺席的父親要為黑人兒童的糟糕處境，要為輟學率、入獄率和青少年懷孕率的上升承擔部分的責任。

奧巴馬謹慎地讚揚了“英勇偉大”的單身媽媽，並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們要為那些靠自己撫養孩子的母親提供幫助……她們需要幫助，”但是最後總結說她們所需的幫助是“孩子的父親在家裡”，因為“唯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牢固的根基”。在演講中，奧巴馬——這位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總統——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確的家庭模式、社會基礎和幫助方式只有一個，他還強調，伴侶同居的雙親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麗莎·哈裡斯寫到奧巴馬對待單親家庭的態度時說，“奧巴馬總統是對的，他說有愛、顧家、在經濟上負責的男人，對於孩子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社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進兒童發展的必要因素時卻缺乏想象力……這有點奇怪，因為這些因素在他個人經歷中是非常顯著的”。哈裡斯– 佩裡指出，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優質的教育、旅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認為單身母親不利於孩子成長的不只是奧巴馬一人。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9%的美國人認為單身母親現象的增多是“社會的不幸”，61%的人認為孩子的快樂成長父母親缺一不可。其他比較開明的批評人士，包括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則擔心，不僅僅是單親家庭，將單身母親也看成是新的常態，可能會產生令人擔憂的影響。“讓孩子看到男人也會愛護孩子、照顧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納姆說，“他們不一定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看到男人關愛孩子、照顧孩子，我們就會回到過去的性別角色關係中，認定只有女人才能照顧孩子。”

當然，社會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適應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當女性從傳統預期中解放出來，很難馬上有新的方法來應對或重新構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做出調整，做出改變。凱瑟琳·埃丁繼《我信守的承諾》之後，於2013年推出了一本關於單身父親的書——和蒂姆西? 尼爾森合著的《盡我所能》。為了寫這本書，她專門和居住在舊城區裡、生活條件貧困的男人相處。這些男人，相比於上一代“缺席”的父親，有更大的決心建立親子關係並承擔撫養義務。人類總是在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且會為了適應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變，我們不能只是環顧四周就妄下結論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會改變。

然而對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這些悲觀人士又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觀點，並且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的社會學家發現，雙親家庭的孩子成年後比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蘇珊·布朗曾在書中指出，現在約有半數兒童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裡，布朗列舉的一些調查顯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其教育結果、社會結果、認知結果和行為結果，平均來看都超過其他兒童”。但是，又由於低收入的單親群體愈加普遍，我們很難區分哪些結果受到父母親一方缺席的影響，哪些受到生活條件貧困的影響。布朗這樣寫道，“在決定育兒方面的事務和面對育兒方面的壓力時，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因為缺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共同商量的伴侶，往往會減少對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但是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利處境混同”。

正如布朗所寫，單是婚姻或是生物學一方面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家庭結構給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長結果，“我們未來的研究任務是提出更加周密的理論，提取更加詳實的數據，來破解導致這些差異形成的機制”。那樣的理論和數據部分取決於人們對新的家庭結構、新的男女角色認同，以及這些新角色是否能夠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結為夫妻的社會政策的支持。我們要做的就是承認世界已經不同，我們要試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性化，以適應不同個體、伴侶和兒童的要求。

凱蒂·羅菲是一位社論作家和辯論高手，她在不到30 歲的時候描寫過她那些長期單身的朋友如何一邊享受性的自由，一邊追求事業，但同時她也不掩蓋自己對簡·奧斯丁時代的婚姻關係心存渴望。然而過了40 歲，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兩個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羅菲現在定期寫一些有關單身母親話題的文章，其觀點令人信服。她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裡說到她自己享有的經濟和教育特權，承認她雖然可能並不是“典型的單身母親……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親一樣，當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單身母親”。羅菲認為，正是一直以來認為未婚媽媽是非正常現象的想法，“使得人們無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態度來理解豐富多樣的家庭模式”。

羅菲援引了薩拉·麥克拉納漢正在進行的“弱勢家庭”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單身母親狀態的主要風險並非簡單地來自於未婚生育，而是根植於貧困，其次是頻繁更換戀人（這也可能是貧困加重的結果，因為這些戀人處於抑鬱、無業狀態、有暴力傾向，或導致家庭經濟更加拮據的可能性更大）。事實上，羅菲從“弱勢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論，“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緊張、存在衝突的雙親家庭，較之於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係不緊張、沒有衝突的單親家庭，對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番道德說教中沒有提及的是，”羅菲這樣寫道，“家庭形式多種多樣”，“沒有一種家庭結構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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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麗貝卡·特雷斯特 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 完 ——

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新聞記者，時尚雜誌ELLE特約編輯，擅長分析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表現，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Vogue等多家雜誌撰稿，著有《女孩別哭》（Big Girls Don’t Cry），即將出版《重塑美國的女性憤怒》（Good and Mad: How Women’s Anger is Reshaping America）。

文中圖片除劇照外，均來自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