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訊 放眼當前中國電影市場的中外影片票房榜，《戰狼2》《紅海行動》兩部主旋律影片分別以56.82億、36.50億元的票房成績雄霸榜單前兩名的位置。而《湄公河行動》《智取威虎山》《天將雄師》《戰狼》《中國合夥人》《建軍大業》，以及更早些年的《唐山大地震》《建國大業》《建黨偉業》《風聲》《集結號》等等一大批弘揚主旋律的影片，都在產業化以來的中國電影市場上開疆辟土、披荊斬棘，不斷引領中國電影的創作方向。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路線，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
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發表了綱領性文獻《祝辭》，通篇貫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刻總結了藝術創作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確立了新時期“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藝指導方針的主旋律。
1987 年 2 月，全國劇情片廠長會議上正式提出“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並將“主旋律”定義為弘揚民族精神的、體現時代精神的現實題材、表現黨和軍隊光榮業績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
雖然“主旋律”這一概念正式提出於1987年，但在這一概念明確提出之前，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一批如《大渡河》《西安事變》《四渡赤水》《孫中山》《血戰台兒莊》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
其後，更是湧現出《巍巍昆侖》《開國大典》《百色起義》《開天辟地》《周恩來》《毛澤東和他的兒子》《大決戰》《重慶談判》《開天辟地》《決戰之後》《焦裕祿》《鳳凰琴》《紅櫻桃》《孔繁森》等扛鼎之作，弘揚了主旋律精神，開辟了多樣化格局。
1996年召開的“長沙會議”，鼓勵電影界振奮精神，凝聚力量，整合資源，每年至少創作10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觀眾喜愛的精品力作。
因此誕生了《長征》《大轉折》《離開雷鋒的日子》《紅河谷》《喜蓮》《鴉片戰爭》《那山那人那狗》《橫空出世》《緊急迫降》《國歌》《成吉思汗》《我的1919》《黃河絕戀》《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春天的狂想》《法官媽媽》《男婦女主任》等。
以及新世紀以來的《生死抉擇》《衝出亞馬遜》《驚濤駭浪》《首席執行官》《鄧小平》《張思德》《太行山上》等又一大批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的優秀影片，這些影片謳歌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吸收了類型片的商業元素，努力提高視聽效果，摒棄了平白的說教化和概念化，形成了新的創作高潮。
40年中，主旋律電影經歷了不斷的發展變化。從最初的聚焦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聚焦偉人領袖，逐漸開始轉變故事視角，將目光轉向普通崗位上的平凡人物。從初期的由國營電影製片廠按計劃拍攝逐漸轉變為民營電影公司按照市場規律進行攝製。從偏重宣教功能逐漸轉變為期待觀眾反響與市場表現的雙豐收。從單一風格到開始嘗試多種類型化拍攝手法，進行類型化開拓，並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主旋律商業大片這一電影類型。
40年中，主旋律影片不斷適應時代發展和觀眾需求，技術手段越來越成熟，類型化、風格化越來越突出，票房成績也不斷創造著新的紀錄。關於弘揚主旋律影片的學術界定從“主旋律”到“主流”再到“新主流”，講述方法和概念內涵在不斷演進，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始終是這類影片永恆不變的精神實質。
1978年—1987年 “計劃經濟+小鎮青年”開啟主旋律影片銀幕抒寫
電影的發展離不開所處的時代與當時的經濟環境。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變革逐漸在各行各業展開，電影的改革也是一個逐漸開展的過程，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饒曙光認為1979年到1987年的國產影片基本上仍然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進行拍攝。
在“計劃經濟”的大背景下，當年極為低廉的電影票價和隨處可見的影劇院、職工電影院等放映場地，讓相當一部分“小鎮青年”成為電影的主流觀眾。
中國藝術研究院馬文所副研究員孫佳山從1978年293億人次的觀影數字入手，他認為：“當年單靠‘城裡人’顯然不足以完成這樣一個觀影人次的累積，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背後，露天放映、職工影劇院等聚集了大批今天被我們稱為‘小鎮青年’的觀影人群，而他們曾是中國電影的主要觀眾群體。
包括改革開放初期，貧富差距並不明顯，幾分錢、幾角錢的電影票價讓電影能夠成為老百姓普遍消費得起的一種休閑娛樂方式。在那個周期內的“小鎮青年”，還享有相對均等的文化消費權力，電影也還是差不多全民都可以共享的文化藝術形態，在國營電影院、在露天觀看電影是一種高度普及的群眾文化活動。”
在孫佳山看來，“小鎮青年”並不應該是一個貶義詞，更多用來指代一個文化症候群：“他們一直存在，既是當年計劃經濟時代最主要的觀影人群，也是改革開放之後影視娛樂等文化產業發展所需的巨大增量人群。”
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更多呈現出重宣教的特點，還未開始進入市場融合階段，代表影片有《大渡河》（1980）《西安事變》（1981）《四渡赤水》（1983）等。
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藝術研究院副教授劉思佳將這一階段主旋律電影的特點總結為“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為代表，主要描述國家領袖、英模人物和重大事件，突出宣教功能，為各級政府交給國有電影製片廠的政治任務，風格單一、刻板機械。”
雖然囿於時代的局限，但這一階段的主旋律電影始終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堅持走大眾化的發展路線，生產和創作出許多經受住時代考驗的精品力作，總結和發揚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與觀眾需求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逐漸闖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電影發展之路。
1987年—1995年 國有製片廠主導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初入市場
1987年“主旋律”概念明確提出之後，以國有製片廠為主導的一批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紛紛湧現。饒曙光毫不避諱地說：“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電影也從‘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變成了諸多文化娛樂消費中的一種。同時，市場經濟與商業化影響到了電影的創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電影的走向。”
談到這一時期的主旋律影片的特點，饒曙光總結：“以《重慶談判》《開國大典》等影片為例，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大都由國有製片廠製作，同時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孫佳山在採訪中提到1987年完成的兩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巍巍昆侖》和《彭大將軍》，他認為“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從這兩部影片開始，真正拉開了帷幕。”
這些主旋律電影創作多表現重大戰役、抗日戰爭、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領袖人物等。在創作特點上呈現出國有大製片廠主導、政府參與程度大、敘事巨集大、題材重大、人物偉大的五“大”特點。
1991年《大決戰》三部曲得到了政府和軍方的高度支持與配合，在拍攝過程中不僅調動了解放軍部隊作為群眾演員，還在拍攝資金不足時得到了直接來自於軍費的支援，這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伴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主旋律電影也逐漸開始進入市場，等待接受市場的檢驗。
此階段的主旋律影片創作體現出，要符合不斷解放和發展電影生產力的要求，滿足廣大群眾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形式多元競爭的要求。要持續不斷地推進從內容到形式、從觀念到手法的創新，增強藝術創造力和作品感染力，唯有這樣，才能不斷推進中國電影生生不息，挺立時代潮頭。
1996年—2006年 民營企業試水主旋律的商業化運作
饒曙光梳理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歷程，認為199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1996年出現了一些更多由民營企業市場化運作的主旋律大片，比如像《紅河谷》《黃河絕戀》《離開雷鋒的日子》等，這些影片在當時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
相較於前一個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有一批民營電影公司進入，市場經濟靈活應變的特點在這一時期的主旋律影片創作中同樣得到了充分體現。
這一時期的主旋律影片不僅開始出現商業化的趨勢，同時在創作上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以《紅河谷》《紫日》《黃河絕戀》為代表的一批主旋律影片開始走出巨集大敘事，進入更具藝術性與多元性的商業化探索階段。
同時，主旋律電影逐漸在商業上取得成功，1997年謝晉導演的《鴉片戰爭》以7200多萬票房成為當年的票房亞軍，僅次於《侏羅紀公園》。這是主旋律大片在商業化路線上取得的一個重要成功。
孫佳山認為1997年馮小剛賀歲喜劇《甲方乙方》的上映“奏響內地電影市場的類型化探索序曲”，隨之發生的是，“主旋律電影商業化、類型化運作的腳步也開始加快起來”。
劉思佳列舉了2002年馮小寧導演的《嘎達梅林》、2006年尹力導演的《雲水謠》、2006年高群書導演的《東京審判》等影片，她認為：“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開始與愛情片等多種類型進行融合，開始了類型化的嘗試，逐漸注重市場表現，開始有年輕演員、明星的加入，更關注小人物、小事件和人物情感。”
饒曙光在採訪中重點評價了新世紀以來主旋律影片的發展狀況，他認為：“進入新世紀的中國電影人經過不斷的探索和試水。通過人物塑造的改變和敘事策略的改變，逐漸找到了一條通向大眾的途徑。得到了本土觀眾的這種情感上和價值觀層面的認同，也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民營企業的加入使得主旋律電影的創作變得越發多元並逐漸開始進行類型化、市場化的探索與融合，如劉思佳所說，主旋律開始走向市場，與愛情片等其他類型進行融合，並不斷推進其商業化的進程。
2007年至今 主旋律向“新主流”的進階之路
劉思佳認為，2007年馮小剛導演的電影《集結號》可以看作主旋律電影商業大片之路的新起點，“這一階段的主旋律電影用市場化的製作方式、類型化的生產機制，批量化的明星以及視覺奇觀，形成中國特色的主旋律類型電影”。
這一階段的主旋律商業片包括《集結號》《建國大業》《風聲》《十月圍城》《唐山大地震》《建黨偉業》《戰狼2》《紅海行動》等影片。
它們不僅在資金投入上已經找到了遠比前兩個階段更加市場化、產業化的運作模式，在內容製作上也開始在局部大膽調用好萊塢大片的製作手法，試圖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好萊塢大片的本土化“嫁接”。
饒曙光認為這一階段更為標誌性的作品就是《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等幾個系列的作品，“主要是在商業化與行銷方面給我們積累了很多的經驗”。
這一階段的主旋律電影越來越多地呈現出類型化、商業化的特質，尤其是在《建國大業》三部曲和“戰狼”系列，《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影片出現之後，主旋律商業片的製作越來越成熟，且已經逐漸形成一套類型化的創作手法與工業化的製作流程。
孫佳山認為，在這種不斷商業化、類型化的進程中，“尤其是自2016年的《湄公河行動》開始，以《建軍大業》《戰狼Ⅱ》為代表，包括《非凡任務》《空天獵》《紅海行動》等一系列影片的出現，標誌著主旋律電影創作真正實現了市場化、產業化的轉型。”
未來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仍是立足之本
《戰狼2》成為產業化以來中國電影市場的中外影片票房冠軍，這確實代表著主旋律電影或者說演變為“新主流”電影的商業化的成功轉型。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主旋律電影的40年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弘揚包涵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中國精神”是不同時期主旋律電影的共同特點，在這一特點之下，主旋律電影的拍攝手法、表現形式、敘事重點、主要人物等方方面面都在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而提高。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城鎮人口比重隻佔總人口的17.92%，人民受教育水準普遍較低，基於這種情況。主旋律電影以科普、教育、宣傳為重，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87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國有大製片廠充分利用資源、發揮優勢，拍攝出一批大製作、大場面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以史為鑒，映照出當時普通觀眾身處改革浪潮，在改革中奮力前行、勇敢搏擊的精神狀態。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化，香港、澳門相繼回歸，國人普遍認識到改革開放的正確性，並逐漸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紅利，增強了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這一時期的主旋律電影也在不斷深化的改革中，邁出了市場化的堅實腳步，與其他類型影片的雜糅與交融也是主旋律影片滿足不同觀眾不同興趣需求的體現。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民群眾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紅利和文化紅利。在市場經濟不斷深化，文化空前繁榮，國際文化交流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主旋律電影以商業化、類型化的手法滿足了國人空前的國家自豪感與民族自信心。想人民之所想是主旋律電影獲得觀眾喜愛的重要原因。
面對當前的電影市場，孫佳山毫不懷疑“小鎮青年仍然是我國未來電影市場最大的增量”。
他提出“小鎮青年”在文化上的一些特點：“他們既不是細細品味藝術電影的迷影文化主體，也不是消費好萊塢故事的新興中產階級。這一群體呈現出了足夠的複雜性，他們很明確地認同主旋律，支持優秀傳統文化，與主流文化站在一起，愛國主義、優秀傳統文化成了他們中間的最大文化公約數。這一群體不僅沒有多少‘崇洋媚外’的傾向，相反他們還有著更為強烈的文化身份認同訴求。”
孫佳山總結的這些“小鎮青年”的文化訴求，從某種程度上解答了主旋律商業大片票房成功的原因。正是對這些為數眾多的“小鎮青年”的文化訴求的尊重與滿足，造就了主旋律商業大片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而這已經不是主旋律電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所取得的第一次勝利。
面對當前主旋律電影的發現現狀，饒曙光在歡欣鼓舞之餘，也表達了新的期許。
“《戰狼1》《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影片為主旋律大片的發展，特別是贏得觀眾和贏得市場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除了這類軍事動作片和戰爭動作片之外，我們需要開拓更多樣化的主旋律大片。換句話說，我們的主旋律商業大片不能只是軍事動作片或戰爭動作片，我們需要有更多類型的這樣的電影。這也要求我們不斷在總結主旋律商業大片的經驗和歷史的基礎上，尋求更多的創新和突破，找到與大眾、特別是本土觀眾情感交流的通道，更多地贏得觀眾、贏得市場，取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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