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的“朋友幫”，原來都是大咖

石皓 / 本報記者

畢加索

畢加索的“朋友幫”

約翰·理查德森

1907年1月，畢加索正與費爾南多（Fernande Olivier）生活在一起，這是一位有著褐色頭髮的女子，慵懶而美麗，人們都稱讚她為“la belle Fernande”（美麗的費爾南多）。他們的情事在三年半之前開始，並在1906年夏天達到頂峰。那時，畢加索帶費爾南多去了比利牛斯山脈附近一個偏遠的村莊，將她畫成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女神。但是，在最近的幾個月裡，情形卻發生了改變。費爾南多從她愛人最近的作品中唯一能得出的結論就是蜜月已經結束了，畢加索比以往更加沉迷於藝術創作中，為此他生命中所有的女人都終將被犧牲，因此他不再在她的身上花費更多的心思。現在，畢加索開始創作他革命性的作品——《亞維農少女》，他發現此刻費爾南多的存在只會使自己分心，但佔有欲與猜疑卻使他無法讓她離開。因此儘管他發瘋似的癡迷於創作，費爾南多仍被迫呆在洗衣船雜亂無章的工作室裡，這間位於蒙馬特高地上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的出租屋，不管是正確還是錯誤，被說成是立體主義誕生的地方。當畢加索不畫畫的時候，他就會去好友那裡放鬆片刻，這個聯繫緊密的小團體叫做“畢加索幫”。就像他50年前告訴作家海倫的那樣：“除了我們正在做的事以外我們沒有任何事情……我們隻跟自己內部的人玩而沒有別人。阿波利奈爾、雅各布、薩爾蒙……現在想起來，都是精英啊！”畢加索是對的：他的小團體是獨一無二，居高臨下，就像其他精英組織那樣有著自己的準則。他們從不懷疑自己的命運：“你們聽說過拉封丹、莫裡哀和拉辛吧？”雅各布宣稱，“那麽現在，我們就是他們。”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作為一名優秀的詩人和短篇小說家，無疑是這個團隊中的明星。用美國詩人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話來說，“阿波利奈爾是如此的天賦秉異，無論是什麽事情，不管他之前對此是否熟悉，他都可以迅速理解並用自己的才智和豐富的想象力將其細致地描述出來，比任何了解該事的人還要充分，而且奇怪的是，他的想法總是對的。”

儘管阿波利奈爾已經寫了一些令人難忘的作品（例如《失戀者之歌》和《腐朽的魔術師》），但還不太有名。為了謀生，他除了在銀行打雜外，還編輯和撰寫色情文學：尤其是那本講性虐待和性變態的滑稽書——《一萬一千鞭》。書中的一些內容暗指他們共同的朋友，其顛覆性的性愛描寫也跟《亞維農少女》的野性相同。為了繼續他的事業而不是為了榮譽，阿波利奈爾向一個記者提出進行一次根本不必要的決鬥。他選擇馬克思·雅各布（MaxJacob）這位與他保持著愛恨交織的扭曲關係的朋友作為他的幫手之一。為了使雅各布能給其他更為高貴的見證人留下好印象，畢加索借給他一頂大禮帽。可惜的是，當他將帽子從頭頂脫下來的時候，聚在一起的幫手都能看見帽子裡的大名字——畢加索。不過決鬥並沒有發生。

比起阿波利奈爾，雅各布處境更慘，不過是由另外的惡魔導致的：在他自己看來真可以說是活見鬼。他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這個矮小的禿頂漢——出生在布列塔尼的一個猶太裁縫家庭——在他1901年第一次造訪巴黎的時候就遇見了畢加索，並與他一見鍾情；直到1944年，雅各布懷揣著這份愛（時而是恨）死在了法國的一個集中營裡。他的好友藝妓利亞納寫道，“雅各布頑皮、肮髒、粗俗、刻薄、剛愎自用、狂妄、背信棄義、魯莽，不一而足”，但是他仍然擁有很大的魅力和一點點純樸，這使得他作為俗人修士在聖伯努瓦修道院找到了一絲安寧。

雅各布與畢加索

畢加索並沒有回報雅各布對他的迷戀，而是吞噬了這份感情。他開始依賴雅各布對法國文學的奇妙洞識和古怪熱情，更不用說他筆下的無情嘲諷和尖酸刻薄以及那些不著邊際的廢話和聳人聽聞而又聲名狼藉的冒險了。當畢加索因緊張的工作而心情黯淡時，雅各布通常都會逗他遠離這種情緒，就像他會惹阿波利奈爾發怒那樣——他們兩人都是極其敏感的。安德烈·薩爾蒙（André Salmon）就冷漠多了。他和其他兩位詩人不是一類，而是一位更偏向於傳統的文人，有些過於精明和殷勤。儘管薩爾蒙很快就離開了洗衣船，他仍和畢加索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後者喜歡將桂冠拿在自己手中，以便更好地相互競爭。

三位詩人都很年輕，他們與畢加索同齡或是稍微年長，貧窮（尤其是雅各布）而不為人知，被迫在自己的作品堆積成山卻無法出版的時候去炮製一些符合大眾口味的粗劣文學作品。他們三人都喝酒，卻從不飲酒無度；雅各布和薩爾蒙更喜歡嗑藥（雅各布喜歡乙醚和莨菪；薩爾蒙喜歡鴉片，這種藥品——連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這樣喜歡美食的人也嘗試過）。他們三人都是單身漢，沒有約束，在性方面可以四處嘗試。雅各布的私生活早已為公眾所熟知：他總是徘徊於街上，乾著最為粗劣的“買賣”。與此同時，多變的阿波利奈爾還沒有從一位英語女家庭教師的拒絕中完全恢復，他接納了一位英俊的比利時精神病患者作為同居的秘書，想碰碰運氣。其後果對畢加索和他本人一樣，都是災難性的。薩爾蒙（阿波利奈爾並沒有十分吃驚，這個故事就是從他那裡來的）突然出櫃了，還與其他的男同性戀廝混在一起。不過這個時期倒也並不長，因為幾個月後，薩爾蒙就與一個跟他一樣抽鴉片煙的人結婚了。這個小團體中的第四位詩人叫作莫裡斯·西威爾（Maurice Chevrier），他蓄著鬍子，光芒四射，也是一位同性戀者。白天，他為農業部工作；在夜裡，他以克雷尼茲（Cremnitz）為筆名寫詩，愉快地跟畢加索和他的朋友呆在一起。另一個也是由阿波利奈爾介紹進洗衣船的古怪文人是他的兒時夥伴——路易斯·德·貢劄格·弗裡克（Louis de Gonzaque Frick）。弗裡克既是詩人，也是散文作家和戲劇愛好者，他住在巴黎的另一端，他稱之為“塞納河最左岸”。弗裡克博學多知，精通文學，他一副世紀末的唯美主義者的派頭。有一身顯眼的裝扮——戴上單片眼鏡、大禮帽，穿上男士大衣，扣眼處佩一支玫瑰，手裡也拿一支。他對阿波利奈爾照顧有加——醫生曾囑咐阿波利奈爾在早飯前要吃一個蘋果，於是弗裡克每天早上都會去商店為他買最新鮮的水果並親自送到詩人手裡。作為回報，阿波利奈爾會讀他的卡片。

洗衣船工作處

洗衣船的常客還包括聰明卻缺乏魅力的莫裡斯·普林斯特（Maurice Princet）：他是數學家和精算師，可能為立體派提供了數學上和理論上的支持（畢加索和布拉克激烈地否定了這一點；可是後來普林斯特的理論在杜尚那裡得到了肯定）。在畢加索安排了他的前妻和德蘭（Derain）私奔之後，這個被戴上綠帽子的精算師便疏遠了這個組織。洗衣船中比較友好的是“男爵”讓·摩勒（Jean Mollet）——阿波利奈爾的費加羅。在阿波利奈爾眼中摩勒是高貴的，他可以為他做任何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介紹給了畢加索。同樣不可跳過的還有思想進步而年輕的批評家莫裡斯·雷納爾（Maurice Raynal），他為立體派寫了大量豐富生動的文章並與這群藝術家保持著一生的友誼；另外還有畫家安德烈·鄧尼可（André Deniker），他是巴黎植物園圖書館館長三個天資聰穎的兒子中的一個。他能讓畢加索在晚上進入動物園，因此畢加索就可以畫他和阿波利奈爾都希望出版的動物寓言集。當然我們還必須提到下面三位藝演員，他們之後不久都成為了明星：查理·杜蘭（Charles Dullin），由街頭藝人變成了法國前衛戲劇的鼓動者；哈裡·鮑爾（Harry Baur）是受歡迎的當紅演員，被畢加索稱為“El Cabot”（蹩腳演員），也是雅各布的“ennemi intime”（親密敵人）；馬塞爾·奧林（Marcel Olin），這位好鬥的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在1916年死於沙場。

畢加索通常將他的西班牙朋友放在首位——只要他們是加泰羅尼亞人。畢加索尤其歡迎來自巴塞隆納“四隻貓咖啡館”那幫人的到訪，他跟他們第一次嘗到了勝利滋味。畢加索在巴黎最親密的西班牙朋友當屬拉蒙·皮喬特（Ramon Pichot），他來自一個富有的家庭，畢加索在巴塞隆納貧困潦倒的時候，便寄身在他那裡。在皮喬特第一次造訪巴黎時，畢加索就把他介紹給了熱爾曼（Germaine），後者雖然並不知情，卻導致了畢加索的朋友卡薩吉馬斯（Carles Casagemas）自殺。熱爾曼就和皮喬特後來結婚了，並把他們離洗衣船非常近的房子玫瑰之家（La maison rose）變成了一個餐館。畢加索還喜歡三位加泰羅尼亞雕塑家。其中的兩位是加爾加略（Gargallo）和卡薩諾瓦斯（Casanovas），為了與畢加索保持接觸，他們在巴塞隆納和巴黎之間奔波。但是畢加索最珍惜的還是其中的第三位——馬諾羅（Manolo），他為了逃脫服兵役而定居巴黎。畢加索喜歡馬諾羅的放蕩不羈，跟他彬彬有禮的馬約爾式的雕塑迥然不同。馬諾羅在1910年搬去比利牛斯山腳下的塞雷小鎮，他（和畢加索）的藝術讚助人哈維蘭（Frank BurtyHaviland）在那裡定居。對此畢加索感到非常惋惜。哈維蘭的經濟狀況在所有這些人當中是最好的一個，他非常崇拜畢加索。但是，在他力勸他的偶像畢加索去塞雷度過1911年和1913年的夏天之後，他發現畢加索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以至於他不得不強迫自己去清除腦海中殘留的那些畢加索作品的印象，就像驅魔那樣。

畢加索

畢加索的“tertulia”（西班牙語中的茶話會，就是一群志向相投的人每天見見面，聊天）包括了討人喜歡而又感覺敏銳的意大利畫家兼作家阿爾登格·索菲奇（Ardengo Soffici）和一些各式各樣的德國人。這些德國人屬於一個德國先鋒藝術文學組織“圓頂派（D?miers）”：這個雙關語在德語中指“大教堂”，也指他們的聚集地圓頂咖啡館（café du d?me）。當然，還指畫家杜米埃（Daumier）。以前，如果一個德國人用理論對他狂轟亂炸，畢加索會恨不得拔出手槍，而現在，由於看到圓頂派對現代主義有著比法國人更好的理解，於是畢加索非常歡迎其中有進取心和好學的人來他的工作室——威廉·伍德（Wilhelm Uhde）、理查德·戈茲（Richard Goetz）以及他的來自杜塞爾多夫的朋友弗萊希特海姆（Flechtheim）。他們三人都是從收藏現代藝術品開始，後來都從事這些現代藝術品的交易。伍德目光敏銳，有一個普魯士人的頭腦，他能理解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並引以為傲。儘管有的時候會花費一些時間，但是最後他總是能夠把握最新發展的要點，並使他自己或建議年輕的收藏家中的一個又買上一幅繪畫。伍德是一個同性戀者，就像圓頂派中的幾個人那樣。畢加索就是通過他遇見了長相俊美，吸毒成癮的畫家卡爾·海因茲·維格爾（Karl-HeinzWiegels）。在安排維格爾搬進洗衣船後，畢加索就非常喜歡他，所以當維格爾1908 年自殺後一度感到悲痛欲絕。維格爾是伍德帶去洗衣船（也帶他去斯泰因的沙龍）的一連串年輕漂亮的德國人中的一個，並教導他對畢加索產生熱情。維格爾自殺之後，一位更加嚴肅的德國藝術家將他的工作室搬進了洗衣船，他就是奧托·弗倫德裡希（Otto Freundlich）。關於畢加索與這位富有鬥爭精神的現代主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我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大體跟蒙德裡安同時在探索抽象藝術。但是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弗倫德裡希在二戰時死於集中營，他的死深深地影響了畢加索。

儘管畢加索還是會拜訪他主要的經紀人，安布魯瓦茲·沃拉爾（Ambroise Vollard）和丹尼爾·亨利·坎魏勒（Daniel-HenryKahnweiler），而且畢加索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巴黎，但是毫無疑問他們都沒有加入他的茶話會。原因有二：其一他們倆既不是詩人也不是畫家，他們是藝術品經紀人；其二，畢加索在早期曾被一些經紀人粗魯地對待過，因此他很難把經紀人當朋友對待，除了像伍德和戈茲那樣的業餘收藏家。另外，沃拉爾太過傲慢而坎魏勒和他的夫人太過傳統而無法忍受相互嘲弄、故意傷害、汙穢不堪的洗衣船生活。因為同樣的原因，畢加索早期的讚助人利奧（Leo）和格特魯德·斯泰因也沒有加入“畢加索幫”。利奧變得越來越吝嗇。但是畢加索卻十分依賴他預支的費用，也很想爭取到他對《亞維農少女》的讚助。但他失敗了：利奧看待現代藝術那雙獨特的眼睛再也沒有從他所說的“可怕的混亂”中恢復過來。格特魯德雖然不如利奧有眼光，但是她卻比他更像一個現代主義者。畢加索與這位可敬的女人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就像他與她的愛人艾利斯·托克勒斯（Alice Toklas）那樣。托克勒斯於1907年9月從舊金山來。畢加索喜歡他在蒙馬特的地盤，而斯泰因一家人更喜歡他們在巴黎另一邊的房子，格特魯德在那兒曾有過她自己的沙龍。斯泰因在每個星期六晚舉辦的聚會對於畢加索來說簡直是一個噩夢，因為他的法語還很不流利，但不去又不行。他們的牆壁曾是畢加索作品最好的廣告牌，格特魯德總是不遺余力地勸說來賓去買這些作品。

格特魯德在她的回憶錄中低估和誤解了畢加索的茶話會，這對小團體不夠公平，也使她自己顯得不那麽可信。確實，滔滔不絕地談到阿波利奈爾，但卻把阿波利奈爾描繪為一個聰明有趣的人——“如此平易近人，以至於你都說不出來他在做些什麽”——卻不是一個詩人，更不用說一個大詩人了。馬克思· 雅各布的情形也一樣。在格特魯德的回憶錄裡他就是一個輕浮的小醜而不是那個時代中的一個敏感而有預見性的詩人。至於薩爾蒙，他一直耿耿於懷，因為格特魯德將他貶低成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她看待布拉克也同樣的苛刻，布拉克後來聯合馬蒂斯譴責格特魯德以天才自詡。如果格特魯德學會說純正的法語，或許這種針對她共同的反感會不那麽強烈。據布拉克（Braque）說，她無法理解他和他的朋友們在說什麽，而他們也不知道她寫的是什麽。

亨利·馬蒂斯

亨利·馬蒂斯和妻子及女兒瑪格麗特在科利烏爾，1907年夏（下）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這個人在畢加索的一生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他明顯缺席了畢加索的茶話會，他就是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這兩位藝術家對彼此的作品都有強烈的興趣，而且，正如他們的作品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會定期去拜訪對方的工作室。然而，他們的驕傲、對對方的不信任（隨著相互關注的加重而越發強烈）以及爭強好勝都使他們的關係極為微妙。尤其是當馬蒂斯的兩位最有天賦的追隨者——德蘭和布拉克與畢加索結成同盟後，他們的關係更難和諧。布拉克和德蘭的改變對洗衣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詩人的集結地變成了畫家的集結地，茶話會更加雄壯。有人高馬大的布拉克和德蘭伴隨左右，畢加索看上去就像拿破侖帶著他的元帥——“每一英寸都是重要的”，格特魯德·斯泰因說道。

除了費爾南多，在畢加索幫中活躍的幾位女子中還有瑪麗·洛朗森（Marie Laurencin）。1907年初，畢加索把她介紹給了阿波利奈爾，說為他找到了未婚妻。不久，洛朗森就抱怨畢加索幫太不懷好意和頹廢。因為畢加索、費爾南多和其他成員也是這樣看待她的，所以對這個抱怨就不需要太認真。但也無可否認，在這個男子中心的群體中，女人們不得不與一群自以為是、野蠻粗魯的大老爺們競爭。傳統上，女性被排除在茶話會之外，所以她們在畢加索那兒也隻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但要指望一個出身在19世紀末男性社會的男人做點其他什麽，也是不現實的。在畢加索的童年時期，他擁有一個賢惠又溺愛他的來自安達盧西亞的母親，他當然就變得如此任性而有控制欲。但是，每一個熟悉他的人都可以證實，他厭惡女性的另一面，是富有同情心、慷慨而有愛心的。對於他的朋友來說，畢加索擁有著不可言喻的坦蕩和聰慧。沒有人能夠在描寫畢加索時忽略這個矛盾。很多以“道德家”自居的人，用現在的時髦調子來判斷這位出生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文化的藝術家，對他進行攻擊。正如我希望本書能夠展示的那樣，這位藝術家，至少在本書所涉及的早年尚不致於如此十惡不赦。

《亞維農少女》

在賞析《亞維農少女》之前，讓我們簡單了解一下在這件作品前後畢加索都在著手準備些什麽。畢加索喜歡用一幅表明著他在工作和生活上變化的畫來標記一個重要的周年紀念日。在他25歲生日（1906年10月19日）前後，他創作了一組油畫和素描自畫像，在這組自畫像正如我們在本書上一卷的結尾看到的那樣，展示的是一個全新的畢加索：一個穿著汗衫布滿曬斑剪成平頭的狄奧尼索斯（Dionysos，希臘神話中的酒神），這是在挑戰和顛覆著歐洲的藝術傳統，也包括塞尚，儘管該畫的靈感部分源於塞尚的那幅有調色板的自畫像。在他開始啟動那救世主式的任務之前，這位藝術家看上去是如此清爽精練。

幾個月後（1907年2 月或3月），畢加索拍的一張更為生硬的照片——穿著一件臃腫的人字粗呢冬大衣，看上去十分冷。據薩爾蒙說，畢加索變成了一位隱士；他實際上放下了油畫，忙著在速寫本上畫，為《亞維農少女》作準備。描繪這些妓女對畢加索造成的身體和心靈上的緊張都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中。從他的一張照片來判斷（該畫是對照片的反彈而不是順應），畢加索是盡可能地使他的作品更有火藥味。正如波德萊爾（Baudelaire）寫的那樣，“只有強者才沉迷於恐懼”。

這張肖像（現藏於布拉格國家美術館）的靈感並不來自於畢加索之前任何一位大師——格列柯、塞尚、高更——而是來自凡· 高和一個全新的靈感源：電影。畢加索曾是一個自我戲劇化的大師，從他臉上顯出威脅，至少有部分來自於默片中程式化的特寫鏡頭，藝術家是一個默片粉絲：特寫中的眼睛，非常突出，處在黑暗中，代替了沉默的雙唇述說著英雄的鎮定自若、罪犯的肆意狂歡，以及畫家瘋狂的決心。這件作品屬於典型的安達盧西亞mirada fuerte（強烈目光），畢加索將目光轉向了他試圖去征服、去誘惑、去佔有，以及，去震驚的那些人。所以，現在輪到《亞維農少女》了……

作者:[英] 約翰·理查德森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

原作名:A Life of Picasso (1880-1906)

譯者:孟憲平

出版年:2016-12

這是一本畢加索生前就資助的畢加索傳記，擬出版四卷，其中前三卷英文版已經出版，本書為中文版第一卷。

作為畢加索的密友，理查德森不僅獲得了第一手材料，包括畢加索的日記、畢加索的論文，畢加索工作室也前所未有地對他開放，以及畢加索本人對關鍵事件的評論，而且還得到了畢加索的遺孀傑奎琳的幫助。他將嚴謹的治學和精彩的敘事訴求出色地結合在一起，得出對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深刻理解。

本書中含有800張圖片，彌足珍貴。卷一揭示了畢加索的創新、困擾和影響，揭示了他的藝術和生活是如何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它探討了他的西班牙根源：他深刻的安達盧西亞的天性，他在科倫納和馬德裡的青少年時期，他對巴塞隆納的熱情，在那裡他成為加泰羅尼亞現代主義的英雄。它記載了他早年在巴黎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馬科斯?雅各布和格特魯德?斯坦在藍調時期和玫瑰時期的複雜關係。在本書結尾，我們看到26歲的畢加索已然準備投身成為現代藝術的救世主，發展成第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