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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治療揭黑事件”背後的癌症診治江湖

腫瘤治療黑幕調查

本刊記者/李明子 杜瑋 霍思伊 彭丹妮

發於2021.5.3總第994期《中國新聞周刊》

4月18日,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腫瘤化療科主治醫師張煜發表了《寫給我摯愛的國家和眾多的腫瘤患者及家屬——請與我一起呼籲,請求國家盡早設立醫療紅線,遏製腫瘤治療中的不良醫療行為》一文。

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陸巍給患者做不必要的NGS基因測序、開不合適化療方案藥物,以及推薦無效、昂貴、不合法的NK治療等一系列行為,致使患者花費增加十倍卻更早死亡。一如張煜在文中所懇求的,這件事很快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4月19日,國家衛健委回應稱,對於有關情況和反映的問題開展調查,相關情況將及時向社會公布。

不到一天時間,“醫生反映腫瘤治療黑幕”的消息已經在網上炸開鍋,“腫瘤治療”這個醫學問題被拿到大眾面前討論。對此,北京一位知名消化腫瘤內科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醫學的專業性,決定了醫患處於信息不對等的兩端,專業醫學問題很難在社會輿論面前解釋清楚。但通過這次事件,應該要討論一種更為科學的監督管理體系或制度。只有先規範醫生的醫療行為,才能保障醫生在超指南治療時的自由度,從而最終來保障患者的權益。

被濫用的NGS檢測,狂飆突進的產業

家住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的馬進倉就是張煜在文中提到的“花費增加十倍卻更早死亡”的患者。他第一次在青海大學附屬醫院就診時,就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同時有肝部繼發性惡性腫瘤、淋巴繼發性惡性腫瘤、高甘油三酯血症、鞘膜積液等。因為已經有轉移癌,消化科醫生建議不用做手術了,直接轉到腫瘤科做化療。

由於不信任當地醫院,馬進倉沒有選擇直接化療,而是轉而先後求助於北京三甲醫院和民間偏方。他們這趟坎坷求醫旅程的最後一站是上海。在馬進倉外甥的推薦下,一家人於2020年7月2日來到了上海新華醫院普外科醫生陸巍的面前。雙方第一次見面的一個實質性結果,就是陸巍讓馬進倉做了NGS基因測序,理由是“為了避免無效治療”。

NGS基因測序即高通量測序,或稱為下一代測序。2014年前後,隨著精準醫學概念的興起,檢測技術的成熟及成本的下降,高通量測序開始被應用於腫瘤治療過程中的診斷,並成為一個增長迅猛的新興產業。據前瞻產業研究院行業報告,2013~2018年,中國基因測序市場規模年均增長率在30%以上。從2014年至2018年,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協作專業委員會年會每年以NGS基因檢測為主題的遠程會議佔比已經由約10%提升至約70%。根據2019年的一份報告,當時預測在五年內,中國腫瘤NGS檢測市場規模可達500億~1000億元。

華大基因腫瘤事業部總經理朱師達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過去的兩種基因測序技術,只能測定單個基因突變,與之相比,高通量測序能同時測定數百個乃至更多基因,為靶向藥物、免疫治療提供更全面的參考信息。用於檢測的樣本主要有腫瘤組織或血液兩種。

馬進倉做的是抽血檢測。他的女兒馬榮對此回憶說,陸巍說,基因檢測是為了更快找到化療藥,“當時他沒說做穿刺,也沒說可以取組織做檢測,我以為只是抽血就能完成”。

這正是張煜文中對陸巍的質疑之一。在張煜看來,相比之下,抽血做的NGS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按常規應將患者診斷時使用的胃鏡病理組織切片檢測更準確。張煜還稱,目前臨床工作中發現NGS測序對於化療藥物敏感性極其不準確,只能用來篩選靶向藥物。尤其對胃癌,抽血進行NGS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在美國國家綜合癌症網絡胃癌臨床實踐指南中,這種“液體活檢”更多在疾病進展而難以取得腫瘤組織樣本患者中使用,在中國臨床腫瘤協會2020版胃癌診療指南中,將其列為第3類、最低水準的證據。

對此,陸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患者來的時候是胃癌多發肝轉移,還吃了一個月麝香。“應該是腫瘤沒控制住,腹痛厲害,疼痛6~8級,不能進食,影響睡眠”,患者不願意再做胃鏡活檢,他也不能強製。

北京某三甲醫院乳腺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NGS檢查用在偏晚期病人身上合適一些,不同瘤種也有不一樣要求。通常面對患者時,要先取組織做病理,再根據患者經濟條件,決定是否做NGS。NGS對於靶向藥物選取、免疫治療有著更大的價值,“一般在臨床中使用化療藥物時,我們不完全遵循NGS的檢測結果,參考意義比較小”。而在拿不到組織、不適合穿刺時,可以用抽血方式替代,“但要提前和患者說明,抽血準確率不如檢測組織”。

即便通過測序發現基因突變,也未必直接能指導腫瘤救治。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消化腫瘤內科主任沈琳在兩年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表示,她的患者中有80%都會拿著基因檢測報告來就醫,其中有人會帶著好幾本檢測報告,但這些報告在消化道腫瘤領域臨床價值很小。“非小細胞肺癌、淋巴瘤、乳腺癌都有特定的基因突變,但胃腸腫瘤沒有,基因突變導致癌症的相關性還沒有被充分證實,二代測序對於未知腫瘤還在研究階段”。

長期觀察醫療行業發展的醫庫軟體科技董事長塗宏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利益的推動下,中國NGS腫瘤檢測存在嚴重濫用現象。

NGS檢測血和組織的另一大區別還在於費用。據國內某基因檢測公司相關負責人透露,正因血液中腫瘤細胞DNA較少,DNA片段濃度比組織中低,開展測血業務時,需要檢測數據量會更大,採用技術會更複雜,“所以在成本和價格上也會比檢測組織更高。價格會高50%左右”。據《財新》報導稱,在行銷人員動輒以血檢“無痛”等噱頭的推動下,國內腫瘤用藥基因檢測行業中,選擇血檢的患者大約佔到九成。

塗宏鋼說,開展NGS腫瘤檢測業務的前提是具備醫學檢驗資質和具有國家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試劑盒。但除了2015年初,原國家衛計委批複的26家腫瘤診斷與治療NGS技術應用試點部門外,目前,國家層面尚沒有專門針對NGS檢測的準入機制和監管體系,“處於市場充分競爭的時代”,整體準入門檻偏下。近幾年,國內一些醫院和第三方外檢公司形成了共建實驗室模式,即企業給醫院提供技術設備、檢測試劑,醫院負責檢測收費,但整個市場仍以外送為主。

馬進倉接受的NGS檢測就屬於外送,但卻顯得不那麽正規。據馬榮回憶,在與陸巍的第一次見面時,一個自稱“吳經理”的人匆匆趕來,把馬榮叫到樓梯安全出口,站在窗口前拿出POS機,刷走了馬榮18600元。隨後,一個實習護士抽了馬進倉兩管血,被“吳經理”用塑膠袋裝走,送往一家名為上海艾汭得的第三方基因檢測公司。

朱師達指出,各個檢測機構提供的報告解讀都依托於自建數據庫與系統,“基因檢測的分析解讀是一個複雜的判斷過程,依賴於前期數據的積累和技術層面的能力”。這意味著采樣、檢測、分析解讀都可能出現結果偏差。

前述北京乳腺腫瘤內科主任醫師曾將一份樣品送檢兩家基因檢測公司,得出彼此矛盾的結果。2015年起,國家衛健康委臨床檢驗中心每年開展腫瘤診斷與治療NGS室間質評,由實驗室自主報名參加。2019年,全國有146個實驗室參加質評,126家實驗室回報結果,滿分53家,滿分通過率僅為42%。

前述基因檢測公司相關負責人就指出,這一行業企業尚缺乏可持續的盈利模式,一些企業雖營收不斷增高,但虧損連年擴大。燃石醫學的招股書顯示,2017年至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分別淨虧損1.31億元、1.77億元、1.69億元和5257萬元。另一家業內知名的腫瘤基因檢測企業——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招股書則顯示,截至2017年、2018年、2019年末,公司產生的淨虧損分別是4.2億元、4.6億元和6.76億元。塗宏鋼也表示,腫瘤用藥基因檢測行業通常會給醫生30%的回扣。在行業發展初期,因產品同質化嚴重、投入大等因素,普遍處於融資、砸錢、行銷、虧損的惡性循環中,最終代價轉嫁到消費者即患者頭上。

治療不規範與超適應證用藥的一線之隔

馬榮還記得,陸巍在第一次見面時說,你父親的病情挺嚴重,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按照我的方案,活三年沒問題,努努力,把生存期延長到五年,或者六年。但陸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卻表示:“(馬進倉)的病基本上是AFP(甲胎蛋白)陽性胃癌,多發肝轉移,鎖骨上淋巴結轉移,病期非常晚,預期生存期1~3個月。”

去年7月13日,馬進倉的血液版NGS檢測報告出爐,包括807個基因。根據報告,陸巍給馬進倉制定的首個化療方案是“一線治療方案FOLFOX”,即氟尿嘧啶與奧沙利鉑聯合用藥。

這版方案真的需要如此多的基因信息做參考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某大三甲醫院胃腸腫瘤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通常情況下,胃癌一線化療前看三個必檢項目就夠了,即影像學、病理學與HER2基因檢測,單查HER2這一項免疫組費用不高,通常在100元~200元。

馬榮不記得父親是否單獨做過HER2檢測,也看不懂這份長達68頁的檢測報告。就在收到結果兩天后,7月15日,陸巍告訴馬榮,他因馬進倉住院時間太長而被投訴,並介紹他們去一家名為中大腫瘤醫院的民營醫院,進行第一次化療。公開報導顯示,上海中大腫瘤醫院的最終控制人之一遊鳳開或為莆田縣前雲村人。

陸巍表示,前2個周期的治療對症狀控制有效,患者能吃得下、睡得著了。但是血AFP持續升高1萬多(注:正常人血清AFP含量≤25ug/L,肝癌患者AFP會顯著增高。),經過重新評估,陸巍稱,他給患者提供了4個建議:一是繼續原方案,密切觀察;二是放棄化療,回家進行支持治療;三是換指南中的後線方案;第四,採用個體化方案。“當時詳細和一直陪在患者身邊的家屬談了後續治療。家屬表示患者年輕,願意嘗試個體化方案治療。所以才有那個推薦的藥物,參考了這個疾病的中英文文獻和藥物原理,以及NGS結果。”陸巍說。

這份“個體化方案”正是引爆輿論的其中一個爭議點。前述北京一位消化腫瘤內科專家介紹說,AFP陽性胃癌是一種臨床上比較罕見的胃惡性腫瘤,與普通胃癌相比,AFP陽性胃癌的肝轉移率、淋巴結轉移率更高,且預後更差。更為棘手的是,“目前針對甲胎蛋白陽性的晚期胃癌,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可供參考的明確指南。”他說。

前述北京消化腫瘤內科專家說,“醫生內部對這個方案也有比較大的爭議,但他所有用藥,都在文獻中找到了依據。醫學專業方面的問題,還是等待國家衛健委來統一發布。”

國內一家頂級腫瘤專科醫院的一位腫瘤內科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老藥新用、超適應證使用,在臨床中並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處在一個灰色地帶。有些病人如果不是超適應證用藥,可能也活不下來。

在沒有明確指南的情況下,醫生該如何正確開展超適應證治療?前述上海腸胃腫瘤專家指出,不能因AFP陽性胃癌沒有明確的用藥指南,就自己獨創用藥方案,應該以普通胃癌治療指南如《(CSCO)胃癌診療指南2020》、大型臨床研究結果、藥品說明書等作為用藥指導原則。如果醫生想做超適應證用藥的臨床研究,則要有詳細的試驗計劃和方案,事先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反”。

2020年世界肺癌大會主席、廣東省人民醫院終身主任吳一龍接受《醫師報》採訪時表示,衛健委2018年開始牽頭制定了《新型抗腫瘤藥物合理應用的指導原則》,其中明確地規定了抗腫瘤藥物在適應證內用藥和特殊情況下用藥的問題,特殊情況下用藥,不能稱之為超適應證用藥。要堅決反對的超適應證用藥是那些證據級別不強、隻憑動物實驗或Ⅰ期臨床試驗,就給患者應用的情況。

中科院院士、國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在4月27日的衛健委例行發布會上表示,超適應證的藥物使用和超治療指南的臨床研究,應在臨床藥理機構和倫理委員會的嚴格監督下開展。

還值得指出的是,陸巍並非腫瘤專科醫生,而是普外科醫生。美國並不允許外科醫生進行內科治療,但在國內,由於沒有相關法規,外科醫生做內科治療、外科開展腫瘤化療等現象並不罕見。另有醫生表示,外科醫生不能主導內科治療方案,作為傳統主導腫瘤治療的醫生,外科醫生習慣性手寫一些方案做參考,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終內科方案應由多學科會診決定。

被張煜“點名”的,還有抗腫瘤明星藥物PD-1抑製劑的濫用問題。張煜在文中寫到,有醫生濫用PD-1抑製劑,在胃癌術後、胰腺癌術後、腸癌術後、膽管癌術後的明確不需要進行PD-1抑製劑治療的患者,錯誤的告知患者可以明顯增加療效,從而誘導這些患者進行PD-1抑製劑治療。

PD-1的使用是有禁忌症的。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教授黃岩等人今年3月在《中國醫學論壇報》上發文強調:PD-1單抗不是萬金油,進入了醫保並不意味著可以亂用,它也不是對化療等傳統腫瘤治療的替代,醫生需要根據生物標誌物的檢測情況來為患者選擇用藥,也要根據病人的個體情況製訂精準化治療方案。

張煜還多次發文稱,“有一部分醫生喜歡更改標準治療方案”“造成患者的經濟花費增加、毒副反應增加,甚至死亡率升高”。張煜指出,“很多抗腫瘤藥物本身非常好,卻被一些醫生甚至三甲醫院醫生濫用。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兩方面:一是專業知識不足,一是經濟利益所致。”

“在外地轉診到北京求醫的患者中,治療方案未完全按照指南走的情況,確實很普遍,這是中國醫療水準不均質導致的。”前述北京乳腺腫瘤內科醫生解釋說,北上廣的大型綜合醫院與國際領先醫療水準不相上下,站在這個高度看地方醫院給出的用藥方案,難免會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與當地醫療水準、醫生知識儲備和經驗都有關係。

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血液病腫瘤研究所所長馬軍就在《醫師報》上坦言,“不能完全否定張煜醫生的觀點”,他表示,治療不規範確實是目前中國醫療領域最大的問題,腫瘤領域尤其如此。馬軍建議,從醫療機構來看,腫瘤治療應該分層次進行,建議超適應證和超範圍治療在國內的一些具備科研能力、承擔定向課題的大型醫院才可以開展,而地市級以下醫院應該遵循基本規範化的治療原則。

魏則西死後,細胞療法仍在江湖行走

在馬進倉接受第二版化療方案後,陸巍又跟馬榮說:“一開始,努努力,加一個NK細胞治療,對他來說,恢復更好,更容易產生效果,特別是他自己免疫力不足、對腫瘤消化比較差的時候。”

NK細胞療法,這聽起來很炫很高科技,以至於讓馬榮當時不得不把陸巍打來的電話錄下來,以便自己事後重聽以更好理解,但如果她知道這跟當年魏則西接受的DC-CIK細胞療法原理如出一轍,可能就不會同意接受治療了。

無論是NK還是DC-CIK,都是將健康人或患者自身免疫細胞取出後,經體外擴增回輸至患者體內,以達到激活人體自身免疫系統來抗癌的目的。在眾多的細胞免疫療法中,馬進倉所接受的NK細胞療法並非目前最主流的一種,但的確是“外面宣傳最厲害的”,北京某三甲醫院曾負責細胞治療的醫生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原因在於,NK操作最簡單。”

它的操作流程是:從患者體內抽血,在實驗室培養擴增,14天后將更多的NK細胞回輸進人體。聽起來,這是一個堪稱完美的“大招”,但到目前,細胞免疫療法仍然只是一種輔助療法。這是因為,隨著癌症的發展,NK細胞在體內增殖的能力和持久性是有限的。而且,NK細胞存在於人體的外周血中,幾乎難以到達腫瘤產生的部位,這也是細胞免疫療法當下的普遍困境,多年來都沒有解決。

儘管陸巍究竟有沒有向患者一家推薦NK療法,雙方目前仍各執一詞,但為馬進倉打NK針的公司上海嘉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以兵,已經成為這次事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身影。

工商資料顯示,陸巍在2015年之前曾是嘉慷的股東之一,但陸巍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和徐以兵一開始在校友聚會時認識,後來和他的公司在CTC(循環腫瘤細胞)檢測上有過一段時間的合作,先後兩次轉過徐以兵1萬元,但這是科研合約款。《中國新聞周刊》就此事以電話和郵件的形式聯繫徐以兵,均未成功。

前述細胞治療醫生解釋說,NK細胞治療的效果有很強的個體差異性,就比如,對馬進倉毫無效果,但對和他患有同一種罕見AFP陽性胃癌的姐姐,卻有一定的效果。在臨床治療中,她觀察到,NK對於肺小細胞瘤和一些肺癌晚期患者有不錯的效果,對血液瘤的效果不好,對其他實體瘤的效果更差,對胃癌患者也並不推薦。

事實上,連徐以兵自己也在2019年5月發表的一篇論文《基於自然殺傷細胞的癌症免疫治療:當前的進展和新的機會》中也承認,已經在一系列臨床試驗中去測試自體NK細胞在體外擴增後用於治療淋巴瘤,結腸癌,乳腺癌和肺癌等癌症患者的效果,但僅觀察到非常有限的抗腫瘤作用。

但在上海嘉慷提供給馬進倉的NK療法介紹中寫到:接受NK免疫治療的患者通常病情趨於穩定,生存期延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

2020年10月底,經歷了第二版化療方案與NK療法的馬進倉,已經瘦到脫相。年底,馬榮“趁老人活著接回了老家”。當年12月24日,馬進倉在家中妻子的懷裡離開人世。今年3月,馬進倉姐姐病逝。

“NK治療到底合不合法?打過NK針後真的會像陸巍醫生說的那樣有效嗎?如果不合法、無效,作為大醫院的醫生為什麽要對患者說這樣的話?出於對大醫院的信任,我們才從青海大老遠跑到上海治療。我只希望這件事調查清楚,不要冤枉一個好醫生,也不要放過一個壞醫生。”馬榮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是她最後的訴求。

綜合工商資料與媒體公開報導,2006年,徐以兵在美國楊白翰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此後先後落腳於公司、醫院與大學醫學院。此間,他最重要的一項成果,就是一種NK細胞體外定向擴增技術。

2008年,通過房地產起家的浙江中贏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忠福,從中科院一位教授那裡聽說了徐以兵的NK細胞擴增技術,認為背後隱藏著巨大商機,於是立刻赴美,與徐詳談,最終決心把這項技術帶回國,從實驗室推向市場。

2013年11月,徐以兵正式回國,被浙江大學聘為轉化醫學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據官方公開信息介紹:徐以兵博士是國際NK免疫治療領域,特別是NK細胞擴增技術方面的領軍人物之一。

2012年,吳忠福在參加央視《創業天使》節目時說,從2008年開始,已經在NK療法上投入了將近2個億。在節目現場,擁有美國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與多家藥企工作經驗的達晨創投合夥人傅秋實表示,我個人的意見您一定要踩踩刹車,畢竟這個東西在國外做了多少年,還在臨床階段,並不是說它不好,而是說我們應該嚴格地科學地去做臨床,用數據來說話,目前在國內的臨床也剛開始,所以我個人認為市場是很大的,我看好。但不要太快。

對此,吳忠福回答說:“我們企業一定要搶佔先機,就是盡量把這個案例做開,等到國家法律法規出來以後,我們再去做什麽東西會遲一步。”

2016年2月,即在魏則西事件不久前,徐以兵在接受《杭州日報》採訪時說,中贏生命方舟已經聯合解放軍117醫院、301醫院、浙醫二院等國內知名三甲醫院以NK細胞免疫療法共同治療了2萬多名癌症患者,癌症的治療有效率大概在40%。

在方舟系之外,徐以兵在2014年和2017年先後成立了上海博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上海嘉慷。工商信息顯示,這兩家實為同一家企業,地址相同,都在上海市長寧區臨新路268弄4棟301室,兩家企業的產品都是提供NK針。目前,徐以兵名下實際控股的企業共有7家,其中一家美容公司名叫上海嘉英醫療美容診所有限公司,地址就在嘉慷隔壁的302室。

馬榮的媽媽曾和她說,覺得打針的地方不正規,因為“那個地方就是一個美容院”。“我問她怎知道是美容院,她說牆上有照片掛著,是美容的照片。當時經理還給她介紹,有錢的來打那個針,說可以把臉上的皺紋去掉,把臉上的斑去掉。”

魏則西事件之後,2016年5月,原國家衛計委叫停了所有的細胞治療臨床應用,只允許醫院以臨床研究的名義開展,不允許收費。但根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政策雖然叫停了,更多原本和醫院合作的企業轉入地下,形成一條龐大的灰色產業鏈。

一位曾管理某三甲醫院細胞治療業務的內部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現在,各地開展細胞治療的機構很多,只要有實驗室,有懂細胞治療的醫生,就敢去做。以NK療法為例,技術門檻不高,很容易開展,“一個剛畢業的實驗員培訓一段時間就可以做”。

一位三甲醫院的工作人員透露說,他曾介紹自己的親屬去醫院進行細胞治療,收到了大約1%的回扣,就有3000元,而他只是處於這個回扣鏈條的最下端,在他之上,還有護士和醫生。有時候,醫生之上還有上線。

NK細胞療法還被一些體檢機構、企業包裝成一種保健產品,聲稱其既可以提升人體免疫,還可以預防癌症、延緩衰老,有美容和保健的雙重功能。一位業內人士所在的體檢機構就可以為亞健康人群提供NK針,但價格很貴,要先充值近50萬成為會員,一年可以打3-4次NK針,每一次打的時候再交3萬多元。

輔助用藥亂象

“(升白針)是非常好的預防化療引起嚴重粒細胞下降的藥物,保衛了患者生命安全。”張煜撰文說,但是,“有些醫生給予患者使用長效升白針的指征有些過於寬泛了。”

升白針的身影在腫瘤治療領域廣泛存在。李晴的父親今年58歲,六年前確診肺癌,術後一年半複發後,在廣州做化療。李晴回憶,當時化療住院期間,有另一位非主治醫生,每次查房都建議她父親打升白針,但當時李晴父親的白細胞數量都在正常水準,因此基本都被他們拒絕了。

“有一次我媽沒陪他去化療,那個醫生又讓我爸打升白針,說不打升白針會腎衰竭、肝衰竭,嚇得我爸當場就打了。”李晴回憶說。

所謂“升白針”,主要是指提升體內白細胞(主要是中性粒細胞)的數量,用來防治腫瘤放化療引起的中性粒細胞減少症。升白針是一種輔助用藥,其定義是有助於增加主要治療藥物的作用,或通過影響主要治療藥物的吸收、作用機制、代謝以增加其療效的藥物。

(4月24日,離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不遠的一個小區內,錄音機循環播放著招待所的招租信息。攝影/羅帕)

升白針分“長效”和“短效”兩種,短效升白針上市時間久,價格相對便宜,目前每針100元左右,但使用頻率高,每天一針,通常要連用5~7天。一針劑量為3mg的長效升白針價格不到2000元,6mg劑量裝的每針要3000多塊,“藥效”長達14天,甚至21天。

國產首個長效升白針於2011年獲批上市。“隨著國產長效升白針的上市,使用範圍更容易擴大化,因為長效升白針主要用於預防,不過在這之前,只有短效升白針時,主要用於治療,也存在使用過於寬泛的問題,其中有醫生的原因,也有患者的原因。”上述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乳腺腫瘤內科主任醫師說。

這位乳腺腫瘤內科醫生介紹,根據患者化療後白細胞下降水準,可劃分為四個程度,其中一度和二度可保持觀察,當降到三度及以下時,需要治療。“在可打可不打的時候,有的醫生就給用了。也有的時候,患者白細胞還沒低到三度以下,這時用升白針無法報銷,患者主動要求打,自費也要打,醫生也要尊重患者意願”。

張煜還提到另一款輔助用藥“日達仙”被濫用的現象,文中寫道,“日達仙本身是不錯的藥物,但是確實不適合用於經濟不寬裕的患者,性價比太低。”

日達仙,是由美國賽生藥業公司出品的一種胸腺肽製劑,主要用於增強免疫力。這款藥物在中國批準的適應證是治療慢性乙型肝炎和免疫損害病者的疫苗增強劑,並不包括“抗腫瘤治療”。

2010年,英國醫學期刊《科克倫系統評論數據庫》發表了一篇研究,通過對26項臨床試驗、涉及超過2700名患者的綜合分析後發現,目前尚未發現胸腺肽可以降低腫瘤死亡或者進展風險的證據,也沒有證據表明胸腺肽能顯著提高抗腫瘤治療反應率。不過,初步證據表明,胸腺肽降低了接受化療或放療的患者發生嚴重感染併發症的風險。

這款美國原研藥在中國締造了銷售神話。美國賽生藥業在其官網介紹,日達仙目前在全球30多個國家均有銷售,但直到1996年在中國獲批上市,日達仙才逐漸成為該公司的主要發展動力。賽生醫藥IPO招股書顯示,僅2020年前九個月,日達仙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3.26億元,中國市場佔據了93.8%。

在美國,日達仙隻獲得了孤兒藥認證,用以治療罕見病,即美國患病人數低於20萬的病。“只有少數肝炎和黑色素瘤治療中會用到,其他腫瘤治療不會使用日達仙。即便有患者主動提出,美國醫生也不會答應,因為在指南和臨床研究中是沒有相關數據支持。”出國醫療服務機構盛諾一家高級醫學顧問莊時利和表示。

一直以來,中國的醫療監管更多以醫院內部的自查為主,這種“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方式顯然難以有效發現問題。此外,上級行政部門對醫院監管主要采取的是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多是事後監管,也難以發現問題。

張煜就在文中懇請國家通過各種方式設立紅線並嚴格監督執行:任何明確違規且損傷患者生命權益的不良醫療行為,必須從重從快處罰。並且建立不良醫療行為登記制度,一經發現,終身登記,可以制定一些細則,例如,發生三次,則直接暫停醫生執業資格,或永久吊銷執照。

對於不良醫療行為登記制度,張煜並非第一個呼籲。但在具體的醫療事件中,如何界定不良醫療行為,一直是一個難題,尤其在腫瘤領域,判斷更加複雜。在美國,會將醫療不良事件定義為由醫療導致的傷害,其範圍比中國要寬泛,相當於同時包括了中國醫療語境下的“醫療事故”和“非事故的醫療損害”。比如,因延長了病人的住院時間而造成傷害也算醫療不良事件,且處理很透明,有一套嚴密的公開流程。

目前在國內,安徽、山東、上海、甘肅等省市頒布了對醫療機構和醫生的積分監管辦法但約束性並不強。2021年2月,國家衛健委發布了《2021年國家醫療質量安全改進目標》,其中一條,就提到要建立及完善醫療機構醫療不良事件的報告、監測及評價機制。

4月27日,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局長焦雅輝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家衛健委組織了國家癌症中心、國內相關領域的權威專家,對病例整個治療過程進行了專家和同行評議,認為青海患者於上海某醫院在整個治療過程當中,治療的原則基本上都是符合規範的。

她還表示,“至於在其中反映的個別問題,比如基因檢測的問題,包括癌細胞治療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否有不當的利益交換,我們也已經請上海市衛健委再進行調查,現在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我們也要求上海市衛健委在調查過程當中,如果發現有利益交換和利益輸送等違法違規情況,絕不護短,絕不回避,要依法依規予以嚴肅處理。”

對於這個初步調查結論,從4月18號之後一直保持沉默的北醫三院腫瘤內科醫生張煜對媒體表示:“我很失望,我反對這個‘符合規範’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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