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病未除，美國新病又生。
彭博社將美國評為所謂“抗疫第一”的同時，美國50個州中，有40多個疫情呈反彈之勢。相比於這個有名無實的“第一”，另一個“第一”，可謂是實至名歸：
最近，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創下13年以來的新高，培根、咖啡、麵包等早餐食品的價格，漲幅甚至超過19%。
對此不滿的，不只是美國人。美國《外交政策》就評論道，美國的經濟政策，正在傷害全世界。
今年以來，黎巴嫩的麵粉價格同比上漲219%，墨西哥的玉米價格上漲60%，尼日利亞消費者在食品上的支出份額高達50%——毫無疑問，在疫情仍未結束的當下，從美國溢出的通脹，正在全球蔓延。
誰來為美國的通脹買單？
美聯儲現任主席鮑威爾，是第一個被寄予厚望的人。在美國，維持價格水準的穩定，同時支持就業政策的機構是美聯儲。
事實上，鮑威爾最近的日子，並不好過。
早在今年2月，市場對於美國通貨膨脹率的預期，就達到了10年來的最高水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給譚主解釋了根本原因：
“美國要刺激經濟，要做大規模的基礎投資建設，這樣的一個市場信號促使大宗產品漲價，此外，美國政府持續撒錢，民眾有了錢，就有了消費能力。可美國還沒有完全控制住疫情，生產力跟不上，所以供給方受到很大約束。供需之間出現了很明顯的缺口，自然會帶動通脹。”
可鮑威爾不這麽認為。4月8日，他甚至專門給擔憂通脹風險的參議員裡克·斯科特寫了一封長達5頁的信，信中再次表示，美聯儲不會做出任何政策調整。
不調整的結果，就是美國通脹率再度刷新歷史紀錄。
終於，當鮑威爾代表美聯儲出席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的聽證會時，他表示美聯儲預計將繼續努力取得“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時，不買账的美國官員直接問道，“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到底會出現在哪天？進一步是哪一步？
面對這樣的詰問，鮑威爾只能模糊解釋，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寬泛的表述，這些數據確實很難精確。
第二天，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鮑威爾也終於說了句實話，他表示，通脹比我的預期要大得多，現在，它已經升至了“令人不安”的高水準。
可美國通脹問題的警笛早就越來越響，美聯儲一直以來到底是在掩耳盜鈴，裝作聽不到，還是另有所圖？
譚主首先在美聯儲4月份的議息會議紀要裡，找到了美聯儲內部口風發生變化的一條線索：
如果美國經濟繼續朝著美聯儲的目標快速發展，那麽在未來某次會議上開始討論調整購債步伐是合適的。
這是美聯儲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首次在會議紀要中公開提到可能討論縮減量化寬鬆政策，釋放了降低通脹預期的信號。
很顯然，美聯儲並非對通脹毫無察覺。
兩個月後，在6月16日的議息會議上，美聯儲再次松口，釋放了可能提前加息的信號。
儘管紀要全文幾乎都圍繞著通脹，但對外，美聯儲仍然強調，通脹不是一個大問題。
只是，紙終究包不住火。
面對令人不安的通脹，美聯儲，還在吵什麽呢？用黃益平的話說，美聯儲其實是在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衡。
美聯儲不可能不清楚，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只不過現在美聯儲不敢輕舉妄動。長期觀察美國經濟的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副會長陳經和譚主說了這樣一句話：
“裡根政府時期，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為了解決通脹問題，一度加息加到20%。現在美聯儲還敢這麽做麽，他不敢。因為加息對實體經濟的正向作用，現在幾乎無用武之地。”
美國實體經濟不斷萎縮，資本市場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所以美聯儲目前不敢加息，否則對資本市場的打擊將是最狠的，尤其是美股。
當然，美聯儲的內部，也有不少理性的聲音。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布拉德就曾表示，美聯儲宣稱為了經濟增長，美國只能承受高通脹，但疫情不會永遠是借口，隨著疫苗接種的行進，經濟就算恢復也藏不住失衡。
潛台詞很明確了，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不是不能增長，而是增長到誰身上。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告訴譚主：
“拜登上台後，一直在強調中產階級，號稱美國要采取力度更大的財政刺激，給中低收入階層更多的支持。”
但在美聯儲的“支持”下，中低收入人群，卻成為被拋下的那一個。鍾正生給譚主分享了這樣一個數據：目前，美國大概還有900萬的失業人口。
受到傷害的，還是美國普通民眾。別忘了，物價上漲，可不會影響華爾街的精英。
而為美聯儲買單的，可不止美國民眾。黃益平給譚主打了這樣一個比方：
“過去一直在說，美國一感冒，我們就跟著吃藥，這次，美國得了更嚴重的感冒，其他各國就要準備更多的藥。”
也就是說，美國寬鬆的貨幣政策維持的時間越長，對那些經濟比較脆弱的國家風險就更大。這個坎，美國可以“兩害相權”就過去了。
但有些國家，可能就過不去了。
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曾自豪地說道，我們的貨幣就是世界的貨幣。眾所周知，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這讓美聯儲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全球的“央行”。
這也意味著，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影響，遠遠超出本國範圍。
中國央行前行長周小川就曾提到，美元增發引起的通脹，感受最深、影響最大的卻不是美國本身。
鄰國墨西哥，就深受美國通脹之害。
墨西哥的大部分主糧——玉米，都要從美國進口。如果以比索計價，墨西哥玉米價格較疫情前上漲近60%，導致該國玉米餅價格一度上漲了52%，這使得墨西哥貧困人口的生活負擔加重，因為他們不得不將微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購買食品。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給譚主解釋了其中的傳導效應：
“全球很多大宗商品都是用美元定價的，美元擴張使得國際市場上流動的貨幣變多了，但全球可供購買的商品卻是有限的，再加上生產與供應受疫情影響尚且動力不足，如此一來，需求大於供應，就導致當下全球關鍵大宗商品的價格出現歷史性上漲，尤其是食品。”
正如《外交政策》中提到過的一句話，在拜登經濟議程影響下的全球食品通脹，將對世界上的窮人造成最嚴重的打擊。
而美國通脹帶給不同國家的難題遠不止這一個。
張斌用了個很生動的形容：
“一陣大風吹過來了，有些國家吹吹就算了，沒什麽感覺，但對於有些國家而言，這股風會把他吹倒，甚至還要翻幾個跟頭。”
張斌提到的“有些國家”，是那些工業化程度低的國家，製造業能力也較弱，相比製成品出口，更依賴能源材料的出口。而美國政策變化對大宗商品價格帶來的影響，又將限制這些商品的出口。
可即便作為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經濟體，南非也受到了美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在5月生產價格指數（PPI）一度飆升至7.4%，南非儲備銀行行長卡尼亞戈認為，南非的財務實力本應該足以應對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但前提是美聯儲比預期更加早地加息。
而當美聯儲要實施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時，這些國家，還要再面臨一次危機。黃益平用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譚主講了這背後的原理：
“當年，美國采取了所謂“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簡單地說，就是零利率加上量化寬鬆。這樣的政策意味著，世界各國尤其是那些經濟相對較好的國家，會有大量的資本流入。這會導致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帶動資產價格上漲。”
畢竟，全世界的錢變多了，總要有個去處。但，終究有一天，美國的政策是會調整的，當美聯儲開始收縮貨幣政策時，對這些國家而言，就要面臨著相反的變化，貨幣會貶值，資產價格會下降。而美聯儲采取寬鬆政策時間越久，也就意味著，這個貶值的過程會越劇烈。
換而言之，全球經濟復甦的機遇，都被迫綁在美國通脹這顆“定時炸彈”上。
譚主想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面對國際對美國輸出通脹的指責，時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稱，這是為了穩定美國經濟和金融，美國好了，世界也就好了。
國家雖然有大小之別，但不應該有先後等級之差，美國的好不應該成為世界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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