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藝成為一種生活
俄羅斯人
為什麽愛文學
文 | 劉文飛
我在俄羅斯生活過，我的一個很深切的感受就是這個民族非常愛好文學，甚至可以說，俄羅斯人好像是某種意義上的文學動物。下面我從三個角度、三種現象，來向大家介紹一下俄國人對文學的愛好程度。
俄羅斯人的作家崇拜和文學崇拜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到莫斯科或者俄羅斯的任何一個城市，可以看到到處都是紀念碑，這些紀念碑十有八九是為文學家樹立的。最近幾年我每一次去，幾乎都能“撞上”一座新樹立的文學家的紀念碑。1880年，俄國為文學家樹立了第一座紀念碑。至今這100多年時間裡，僅莫斯科這一座城市就有上千座的詩人、作家紀念碑，這在世界上其他城市是比較罕見的，這就是俄國人愛好文學、崇拜作家和詩人的第一個表現。跟這些鱗次櫛比的紀念碑形成呼應的是作家故居博物館。在俄羅斯，作家和作家生活的遺跡都變成了朝聖的對象，所以我們經常說在俄羅斯有一種作家崇拜現象，一種把文學神聖化的傾向。
俄羅斯街頭的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在俄語中，幾乎可以在每一個大作家的名字前面或者後面加上“崇拜”一詞。比如說從“普希金崇拜”，到“托爾斯泰崇拜”，再到“索爾仁尼琴崇拜”或者是“布羅茨基崇拜”……在每一個大作家名字後面也可以加上一個詞，就是“學”或者“學問”，比如說“普希金學”“高爾基學”“布羅茨基學”等等。我研究過布羅茨基，在俄語中有一個詞翻譯成中文是“布羅茨基學”。當我到美國搜集布羅茨基研究資料的時候，發現如果把俄語的“布羅茨基學”翻譯成英文，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在美國研究俄羅斯文學和布羅茨基的學者，也會笑著告訴我，在英文中並沒有這樣一個對應詞。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對比作家、詩人在一個社會中受崇拜的程度，俄國顯然勝過美國，也勝過其他國家，這是俄國人崇拜文學的第一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是在俄國，很多人夢想自己成為受人崇拜的作家或者詩人。大概從19世紀俄國文學開始發達以後，作家夢就成了很多俄國人心裡揮之不去的理想。在俄國，喜歡讀文學作品、自己嘗試過寫作文學作品的人，在國民中所佔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一位西方的俄國文學研究者甚至把在蘇聯時期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有過文學寫作經歷的現象稱作“全民的書寫狂”，他覺得那一時期俄羅斯人對文學的書寫和表達願望已經進入一種癲狂的狀態，這是俄國人愛好文學的第二個表現。
第三個表現，是文學在俄羅斯人日常生活中的滲透。俄國人走親訪友、互相聚會，客人會帶一本詩集送給主人，送禮的人和收禮的人都非常開心，因為這是很有品位的禮物。在俄國的商店、旅遊景點，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商品和紀念品，比如普希金牌巧克力、普希金牌伏特加酒、印有普希金頭像的T恤衫，也有以其他的作家、頭像做裝飾的紀念冊、筆電、書包、手袋等等，在俄羅斯，作家是一個標簽，文學是商業消費的對象，文學滲透於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俄羅斯人的意識裡，不認為一些文學名著的情節是虛構的，而認為它是一個文學的事實，更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比如說《戰爭與和平》中娜塔莎第一次參加舞會，《罪與罰》中殺人的場面，都是俄國歷史上真正有過的事情，文學在俄羅斯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從這三個方面，我們可以真切體會到俄羅斯是一個愛好文學的民族。
俄羅斯文學的價值、品質和世界影響
我們現在談的俄國文學一般指19世紀和20世紀的俄國文學，當然在這之前還有俄國古代文學，現在有俄國當代文學，但在世界範圍裡影響最大的還是19世紀、20世紀的俄國文學。俄國文學成熟的時間遠比我們想象得要晚。俄國文學的第一個大詩人普希金出生在1799年，也就是18世紀的最後一年。他從十幾歲就開始寫詩，但他的文學生活真正開始於19世紀20年代，到1837年在決鬥中去世，他的文學創作隻持續了20多年。普希金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創作出如此之多、如此有價值的文學作品是一個奇跡，他的創作經歷實際上也是19世紀整個俄國文學的象徵和縮影。俄國文學真正崛起於19世紀30年代，普希金之後，還有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這些大作家生活的19世紀中後期，一般稱作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從普希金出生（1799年）到契訶夫離世（1904年），也就是100年多一點的時間。
1900年，契訶夫與托爾斯泰在雅爾塔
黃金時代的大作家創作最集中的時間實際上是從19世紀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在短短四五十年的時間裡，俄國文學從一個在歐洲和世界上默默無聞的狀態，一下成為了世界文學的頂峰，這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文學現象。19世紀中後期，俄國文學曾經出現過一個現實主義文學的“大爆炸”。人類文學發展史上，到目前為止出現了三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第二個高峰是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英語文學，第三個高峰就是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到契訶夫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
當黃金時代還沒有完全過去，托爾斯泰和契訶夫還健在的時候，俄國已經開始了另外一個同樣輝煌的文學時代——白銀時代，短短20年時間裡出現了十幾位世界一流的詩人、作家。白銀時代後來因為十月革命終止，有些作家去了世界其他地方，把俄國文學的種子又撒播到世界各地。最可貴的是，白銀時代主要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時代，從俄國白銀時代開始，世界文學進入了一個現代派的時代。比如，白銀時代的幾個詩歌流派——象徵派、阿克梅派和未來派，都改變了世界詩歌的整體面貌。
接下來再說說20世紀。20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我們叫它俄蘇文學也好，叫蘇俄文學也好，叫蘇聯時期的俄國文學也好，或者俄國文學的蘇聯時期也好，總歸說的是20世紀這70多年的文學。這些文學有一段時間過於意識形態化，大家對它的評價不是特別高，但是隨著蘇聯成為歷史中的一個段落，蘇聯文學也成為了一個歷史研究對象，它的特色和價值慢慢開始被重新認識，它跟19世紀的俄國文學是有某種深度關聯的。
下面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一看俄國文學的功能和它對社會所起到的作用。
俄國社會和俄國文化中一直存在著一個現象，後來我們把它歸納成“文學中心主義”，就是說在這個社會中，文學佔據著某種中心位置，作家和詩人是精神的導師、民族的食糧，文學對其他藝術領域，比如繪畫、音樂的影響巨大。在俄國，幾乎每一個大畫家都曾經畫過某一個文學家的肖像或某一部文學作品的插圖，幾乎所有大作曲家都為某一首著名的詩歌譜過曲或者根據某一部文學作品、名著改編過歌劇、舞劇、音樂，文學和作家一直在社會整體文化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引導者角色。不能說在其他國家沒有這種現象，但一定不像在俄國體現得這樣典型，這樣淋漓盡致。
俄羅斯人為什麽愛文學
以上我們從兩個方面：俄國文學自身的品質、世界影響和俄國文學的特質及社會作用來論證文學是俄羅斯這個民族最好的精神產物，下面我想分四點談一談第三個問題，俄國人為什麽如此愛文學：
一是文學對塑造俄羅斯國家正面形象所起的作用
二是文學在俄國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三是俄羅斯民族性格跟俄羅斯文學的關係
最後是俄羅斯民族意識跟俄國文學的關係
文學對塑造俄羅斯國家正面形象所起的作用。文學為俄國人和俄羅斯爭得了足夠的光榮，俄羅斯民族在世界上獲得的好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世界對俄羅斯文學的接受和理解。大約10年前，我請一個俄國朋友到社科院外文所做講座，他是俄國科學院院士、俄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他演講的題目是《西方的俄國》。其中提到一個很新穎的觀點，他認為俄羅斯雖然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後，就已經成為歐洲列強之一，在亞歷山大一世的時候就打敗了拿破侖，解放了整個歐洲，但是歐洲對俄國人的好感是不夠的，實際上看不起俄國人。大概在1880年左右，歐洲對俄國人的看法產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用他的話說就是“從輕視變成了尊重，從誤解變成了好感”，為什麽1880年前後會產生這樣一個突轉呢？
因為1880年前後相繼發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普希金紀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建立，這是全俄國第一座為詩人樹立的紀念碑。
莫斯科普希金廣場上的普希金紀念碑，紀念碑基座上刻有普希金的一首詩。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受邀出席揭幕典禮，他們當時的關係非常緊張，會議主辦者怕他們在會上打起來，特意安排兩人不在同一天發表演講。結果沒想到這兩位作家演講的內容空前一致，他們說，我們俄國人有了第一座詩人的紀念碑，有了這座紀念碑我們就能意識到普希金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是我們俄羅斯民族文化天賦的象徵，我們在文學、文化上找到一個突破口，俄國從此就變成了一個文明的國家，再也不是西歐人心目中野蠻的國家，我們達到了歐洲文明最新的高度。
紀念碑樹立前後，托爾斯泰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問世以後，歐洲人已經對托爾斯泰刮目相看，當然也對俄國文學刮目相看，但他們依然覺得《戰爭與和平》不是一個歐洲意義上的小說，也就是說，俄國人還寫不出一流的家庭小說、愛情小說、悲劇小說。當托爾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拿出來之後，所有歐洲作家真正心服口服。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創辦的雜誌《作家日記》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開頭敘述他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岡察洛夫，他問自己有沒有讀過《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當然讀過，對方特別激動，用手指著西邊的天空說了一句話，“他們肯定寫不出這樣的小說”，“他們”指的就是西歐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這部小說就像大海裡面的一滴水，它能折射出一個俄國人天賦的陽光，俄國人寫的像西歐人一樣好，甚至還超過西歐人，也可以在精神創作領域裡創造出比西歐人更優秀的精神文化遺產。
俄國人在文化上的自卑從這個時候開始蕩然無存。通過普希金的紀念碑、托爾斯泰的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離世，使整個西歐、整個世界開始意識到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文學的民族、文明的民族，俄國是一個具有強大文學創造力的國度。整個歐洲和西方對俄國人看法的改變實際上是從俄國文學開始的，這就是俄國人愛上文學的原因。
文學在俄國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俄羅斯的農奴製存在過相當長時間，專製政體延續的時間長，統治強度大，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相對薄弱。19世紀俄羅斯作家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他們往往都成為自己階級的叛逆者，變成了所謂“懺悔的貴族”。他們為老百姓說話請命，在文學中提倡人道主義，文學變成與專製制度對峙的聲音，為大多數人說出了他們說不出來和不敢說的話，鼓吹弘揚社會正義、社會平等，這樣的文學當然受到普通大眾發自心底的尊重。
俄羅斯民族性格跟俄羅斯文學的關係。從俄羅斯民族性格角度來看，俄國人和文學天然接近。俄國有個哲學家叫貝爾加耶夫，他說俄國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矛盾性的民族。比如說俄國人是最具有反叛精神、最具有無政府精神的民族，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人又是最效忠專製制度、最有奴性的民族；再比如俄國人最陽光，善於打仗，很尚武，但又多愁善感，非常願意體味痛苦。如果說，矛盾性對維持政治穩定不利的話，對文學和藝術則是最好的，所以就俄國人這種民族性格來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藝術家。
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第二個表現，就是俄國人經常會有意無意地混淆文學和生活、藝術和現實兩者之間的關係，他們經常會把文學生活化，把生活文學化。生活中喜愛文學，就是文學的生活化；生活的文學化，就是他們把現實生活也看成是文學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我覺得在俄國人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種審美的烏托邦傾向，他們會把現實看成是一種美學理想的載體。
還有一個表現，比如剛才說的19世紀俄國文學，甚至是20世紀俄國文學，都在批判現實，號召人與現實的存在保持對峙關係，但是俄國的普通讀者對俄國作家、文學的崇拜，往往和他們反專製的社會政治態度形成反差，在文學領域，崇拜偶像，甚至跪拜偶像。這三個表現都可以讓我們感覺到俄羅斯民族性格有某種特別的氣質，使之與文學、藝術特別接近，這是俄國人愛上文學的第三個原因。
俄羅斯文學和俄羅斯民族意識的關係。俄國文學最發達的時期可能就是俄國民族意識高漲的時期。1812年打敗拿破侖以後，俄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高漲；1861年廢除奴隸製以後，俄羅斯的民族意識也空前高漲，而19世紀中期到後期正好是俄國文學的成熟時期。19世紀俄羅斯文學追尋的最終目的是俄國的強大和俄羅斯民族的強盛。在俄國文學中，民族意識是一個主旋律。俄羅斯文學一直在俄羅斯大帝國的範疇裡維持俄羅斯性，俄羅斯擴張以後怎麽用文化來填補這個擴張後的空間？更通俗地講，俄國文學往往是把俄國境內其他的非俄羅斯民族俄羅斯化，俄國文學和作為文學工具的俄羅斯語言是非常強大的工具。對於自身身份的認同、對於國家道路的認識，俄羅斯民族想象的共同體更多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文學想象的共同體。
從上述四個方面我們解釋了俄國人為什麽那麽喜歡文學，最後我想談一談當下俄國文學的情況。
談到當下的俄國文學，我們也許可以給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有可能是從19世紀中後期俄國文學在世界範圍興起以來歷史的最低谷。現在俄國作家的地位一落千丈，文學的社會影響力也急劇萎縮，以前所有的作家組織，現在差不多都名存實亡了，變成真正的同仁間小的團體。我當然指的是嚴肅文學作家，不是暢銷小說家。現在很少有作家靠寫作來維持生計，有的文學雜誌居然辦不下去了。俄國文學當下地位下降，水準下降，我覺得有這麽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蘇聯解體。俄國文學非常入世，面對現實。俄國現在的社會政體比較自由，文學的生活教科書角色，作家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在蘇聯解體以後基本喪失，很難再起到聚攏人心的作用，也就是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消減了以後，最以意識形態功能為特色的俄國文學當然面臨空前的危機。
第二個原因是蘇聯解體前後，俄國文學自身也走了一些彎路。葉利欽改革的時候，提出的口號是讓俄國回到歐洲去。相應的，文學創作模仿歐洲作家的寫法：歐洲人寫現代派他們也寫現代派，歐洲人寫後現代他們也寫後現代，結果使俄國文學自身特性喪失。蘇聯解體前後，也產生了一大批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雖然很有文學史價值，但是俄國絕大部分作家越來越感覺到，後現代的文學好像不是俄國文學最強大的傳統，俄國文學最強大的傳統可能還是現實主義傳統。俄國文學在左右搖擺中、在西方文學和俄國文學自身傳統這兩者之間舉棋不定，這影響了俄國文學最近二十年的發展。
最後一個原因，不僅僅是俄國文學遇到的，也是世界文學都遇到的商業大潮衝擊和傳媒的影響。現在的閱讀越來越碎片化，很少有人抱著紙質的長篇小說去讀好幾天了，手機、遊戲、影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傳統文學所發揮的功能，所以文學的衰落不僅發生在當代的俄國，在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都是同樣的。
這三個因素交織起來，使得俄國文學在當下遇到了一種困境。我不是說俄國文學會消亡，雖然俄國文學的影響日薄西山，但當代的俄國文學實際上在努力回歸自身，回歸它的文學性，回歸它的文學屬性和審美本性。前不久，在莫斯科機場，我看到了一個新樹立的普希金紀念碑——根據“偉大的俄國姓氏”全民投票結果，莫斯科最大的國際機場現在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改名叫普希金機場，這反映出現在俄羅斯官方的一種文化態度，也就是說，要借助詩歌、文學、普希金的名字，來彰顯國家的文化實力。機場是一個硬體，普希金的名字是一個軟體，這個國家直到現在依舊重視文學的力量。
（整理：馬媛慧 ）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9年7月29日5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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