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在中國的歷史是非常長的，自唐朝始征以來，基本上每個朝代都收過房產稅。
了解歷史的朋友可能會說，先秦時的“廛布”便是房產稅。什麽叫“廛布”呢？漢代學者鄭玄解釋：“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清代的袁枚說：“廛布者，商賈所居屋稅也。”可見“廛布”嚴格來說是營業稅，而不是房產稅，房產稅是財產稅。
漢代時又有“市肆租稅”，也容易被誤解為房產稅，但這“市肆租稅”也是向商鋪徵收的營業稅，並非房產稅。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出現一種“店舍稅”：“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這種“店舍稅”被納入“稅市”的範圍，顯然也是跟“廛布”差不多的營業稅。
直到唐朝的德宗時代，單純的房產稅才誕生，叫做“間架稅”，徵收的地理範圍是長安城。“間架”，指房屋的計量部門：“凡屋，兩架為一間”。顧名思義，間架稅是按房屋數目徵收的，不過也兼顧房產的市值：“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價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唐政府根據估值，將長安居民的房產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房每間徵收2000文錢，中等房每間徵收1000文錢，下等房每間徵收500文錢。
間架稅開征後，給民間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擾，“衣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當時長安城的沒落貴族，並無多少財產，只是祖上傳下的房產多了一些，一番計算下來，要繳納的稅錢劫輒超過10萬錢，所以不勝其苦。由於反對者眾，間架稅實行不足一年，便廢止了。
但五代時，房產稅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正式稅種，名為“屋稅”。不過我們尚不知道五代時期的屋稅如何徵收、稅率幾何。
趙宋立國後，延續五代的慣例，也是將屋稅定為正稅，從北宋初到南宋末，屋稅一直都是國家正稅，徵收的範圍為“諸州縣寨鎮內”，即全國各個城市、城鎮，換言之，宋朝的房產稅是一種城市稅，隻向市民徵收，農戶不需要繳納。
為什麽房產稅在晚唐的長安行之不通，到了兩宋時期卻能夠施行於全國範圍呢？原因之一，是晚唐的市場與民間財富還無法支撐起間架稅，讓我舉個例子說明：唐德宗年間，由於朝廷長年與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政府決定向長安的商人“借錢”，說是“借”，其實跟搶差不多，“京師囂然，如被盜賊”，哪個不乖乖掏錢，便抓起來拷打，有人因為“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一番搜刮下來，也才“借”到八十萬貫。可見唐代長安的商民並不富有。
宋朝社會的財富量則遠遠超過了唐朝。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北宋慶歷年間，因為與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於財用”，三司預算下來，尚未有數十萬貫的財政缺口，“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政府隻向京師數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內便籌借到數十萬貫錢。唐宋兩朝民間財富儲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王朝，據趙岡等學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佔20.1%，南宋時達到22.4%；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作為城市化發達的標誌，宋代出現了獨立的城市戶口，稱為“坊郭戶”，與“鄉村戶”相對。宋朝的正稅也分為“民田之賦”與“城郭之賦”，“城郭之賦”包括屋稅、地稅、城市契稅、商稅、市舶稅（海外貿易抽解），等等。
歷代，田賦都是國家財稅的大頭，佔政府歲入的70%以上。但在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其他王朝從未有過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業發達、政府善用市場手段調動財富，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財稅結構。
作為城市工商業繁榮的體現，宋朝的房產市場也非常活躍，城市中，滿大街都是房地產中介，叫做“莊宅牙人”。跟今天一樣，宋朝的富人也喜歡投資房產（另一個投資熱點是放貸業）：“兼並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或“佔據官地，起蓋房廊，重賃與人，錢數增多”；“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錢三二十千；及開解庫（放貸業）、店業之人家，計有數十萬緡者，營運本錢動是萬數”。
這些投資房產租賃業、金融業的宋朝“兼並之家”，宛如資本主義興起之時的貪婪的威尼斯商人，跟“貧無他財，獨守故業”的晚唐“衣冠士族”是氣質完全不同的兩個群體。前者是新興的城市商人，中心支撐起一個新的稅種；後者是沒落的貴族，連間架稅都支付不起。
唐朝間架稅推行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稅制設計簡單，按房屋數目計算稅額，施行過程中容易演變成急斂暴征：稅吏“入人之廬舍而計其數”，房屋多者，要繳的稅錢“動數十萬”。
相比之下，宋朝屋稅的徵收制度要複雜得多。我們都知道，建築面積相同的房子，在城市的不同地段，價值與收益（比如租金）是完全不一樣的。衝要地段，“屋每間賃錢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而“後街小巷閑慢房屋，多是下戶些小物業，每間隻賃得三文或五文”。因此，宋政府根據地段的衝要閑慢、房屋的收益估價，將要征稅的房產分為十等（晚唐間架稅隻分為三等），不同等次的房子，需要交納的稅率與稅額也不一樣。
後來，宋政府發現，分十等征稅還是難免“上輕下重不等”，所以，又“於十等內，據緊慢每等各分正、次二等”，這樣，納入征稅範圍的房產被分成二十個等次，相當於將屋稅分為二十個梯度。新稅制在河北東路試行下來，“委是上下輕重均平”，於是北宋政和二年，便推廣於全國。
但宋朝屋稅的稅率如何，我們尚不清楚。有一個數據也許可以參考：熙寧九年（1076），應天府畿內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余戶，……屋稅五千余貫”。我們按20%的城市人口計算，應天府的坊郭戶大概是13400余戶，已知屋稅總額為5000余貫，可以估算出戶均納屋稅大約370文錢（每年）。這個稅負，應該說，是不高的。
宋政府也經常減免房產稅，比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升州發生火災，朝廷即派員“訪民疾苦，被火家悉蠲屋稅”；大中祥符五年，濱州、棣州水災，宋真宗也是下詔：“濱、棣州民，僦官舍及屋稅、鹽錢並減其半，俟水落仍舊”。
總而言之，屋稅作為一個稅種，在宋代是相當成熟的。
宋朝之後，明清兩朝都不怎麽重視包括房產稅在內的“城郭之賦”，而以田賦為本。不過，房產稅還是零星存在，明代京城及個別城市的居民要交“房號錢”，這房號錢便是房產稅；明末財政虛空，朝廷曾計劃在全國範圍徵收房號錢，但受地方士紳阻撓，最終未能收到多少錢。清代前期，江寧等地方也有“房稅”、“廊鈔”、“棚租”等名目的房產稅，但在乾隆時期又基本廢止了，直至清末，迫於財政壓力，各省才仿效租界稅法，開征“房捐”，即房產稅。
從晚唐的間架稅，到兩宋的屋稅，再到明代的房號錢、清代的房捐，房產稅在古代中國少說也存在了上千年。不過，房產稅制的設計是否合理，徵收是否順利，則各個時代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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