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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疫情之下,中美兩國的歷史責任

|陳黎明

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散去,俗稱“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又開始在全球肆虐。最早的研究認為,那一次流感奪去了2100萬生命,後來的研究認為,那次疫情導致的死亡人數高達5000萬至一億。一百年後的今天,COVID-19正在全球範圍加速擴散,根據世衛組織的報告,目前已經有200余個國家和地區報告了COVID-19疫情。

百年前的大流感是悄無聲息的入侵了人類,先是在準備參戰的美軍軍營中傳播,繼而由士兵將病毒帶到了歐洲。受到感染的群體不僅是來自美國、英國、法國計程車兵,也包括了敵對方的德國士兵。上至國王總統、達官顯貴,下至黎民百姓,無歧視、無差異地受到了感染。根據當年所拍的照片,看到人們戴著口罩,病患以各種方式被隔離。時空轉換,感覺就發生在眼前。

防範全球性疫情次生災害

19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端,為了不影響戰時士氣和民眾的支持,參戰國都實施了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因此雖然病毒已經襲擊了軍隊和民眾,但媒體都不予報導。而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由於沒有參戰,也就沒有實施新聞審查制度,因此報紙上充滿了對這次疫情的報導,結果人們將這次流感冠以“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成為汙名化的受害者。這次流感不僅影響到了一戰的進程,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社會同樣都帶來了巨大的衝擊。1919年初,染病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參加27個戰勝國的巴黎和會,在高燒、腹瀉,“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都崩潰”的狀態下,他對其它戰勝國大多數的要求都做出了讓步,其中包括嚴厲製裁德國,也包括日本獲取德國戰前在中國的特權。

一百年後,災難再次降臨,武漢成了最早的震中。突來的疫情,陌生的病毒,不僅僅是一個醫學挑戰,更是對一個國家社會治理能力的檢驗。各國根據各自的情況各自應對,目前尚無法更多評價。但無論采取哪種模式,最終評判的標準應當是疫情奪走了多少生命,使多少人受到感染,畢竟對每一個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次大考中,中國展示出了強大的動員力和執行力。武漢人民所做出的巨大犧牲,以及醫護人員的“逆行”,築起了人類的第一道防線,令人動容,令人油然而生感恩之心。

在疫情結束後,相信有關部門會做充分地複盤,總結經驗,厘清教訓,以科學和透明的態度還原事實真相。關於傳染病直報系統的啟用問題、如何對待吹哨者、為何專家組要三訪才能得出人傳人的結論、一些嚴肅媒體經歷了發帖、刪帖、再發帖的捉迷藏遊戲,這些都是公眾熱切關注並期待答案的話題。

疫情之後,國家應當搭建公共和衛生應急平台,在保護個人信息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來實現位置、軌跡、警示、通知等必要的功能,而不是讓全民裸奔於大庭廣眾之下。現在去許多場所都要登記姓名、手機、身份證號碼、家庭地址等敏感信息,造成個人隱私信息的大曝光,而這不是個案,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由此所產生的長期的、潛在的危害,不容低估。如何在有效防疫的同時,平衡好隱私保護, 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這次疫情不是病毒光顧人類的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厘清這些問題,為的是人類今後不會被同一塊石頭絆倒。

關於病毒的起源,首先是個科學問題,需要遺傳學家、病毒專家、流行病專家通過對病毒毒株的收集、測序、比對,進而得出病毒的演化過程,以及各地不同毒株之間的關係,從而得出病毒的發源地,傳播途徑等,這在科學上是可以實現的。因此,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廣大民眾應當理性地靜待科學結論,而不是通過打嘴仗,情緒化地加害或是汙名任何一方,因為這對解開謎底並無幫助,卻進一步撕裂了本已脆弱的信任關係,對人類共同應對這場挑戰製造了更多的障礙。

1918年的大流感歷時十年才分離出病毒,又經歷了十年才有了疫苗,而病毒起源的問題經歷了多年調查才由科學家得出結論:流感並非源自於西班牙。今天的科學水準同那時相比已經是天壤之別,相信不會等待那麽久的時間。即使將來確定了病毒爆發的原點,依然需要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杜絕國家間、種族間的對立,防止產生更大的全球性社會問題。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種族歧視和族群分裂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不應在一場大疫面前重蹈覆轍。為此世界衛生組織明確了病毒命名方法,並期望各國不要汙名化或歧視任何國家。大疫之後,一定會有各種“餘震”,各國都應對此有所認識和準備,避免或減少“次生災害”。

全球化不會也不應該終止

對於未來,已經有許多的機構、團體、學者等做出了各自的判斷,但可以肯定,我們將迎來一個不同的世界。有學者和團體將疫情甩鍋給全球化,並斷言全球化即將終結。也有觀點認為,由於中國應對得力並且迅速複產,將使世界資金和產業鏈進一步向中國集中。這兩種觀點都有點武斷,過於悲觀或樂觀。

雖然全球化的概念是一個現代的產物,但全球化的過程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典型例子包括絲綢之路、茶葉香料貿易、地理大發現等一系列的歷史事件或過程。工業化之後,全球化速度加快,而冷戰的結束更是為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的地域空間。正是全球化,使得各國,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利益交融,使得爭端通過武力解決的可能性降低,對於穩定世界和平的局面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可見全球化並不是預先設計,振臂一呼,就四處開花的結果,而是一個漫長地從量變到質變的演進過程。

全球所面對的政治議題會因為疫情而加速、維持或暫緩,但不會消失。疫情的傳播更加驗證了病毒無國界、無歧視、無差異地侵害人類,無論是世界第一強國,還是最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無論皇親貴胄,還是黎民百姓;無論是腰纏萬貫,還是身無分文,都有可能感染病毒。地球村風雨同舟,危亡共拯,才能共克時艱。世界還面對著許多更持久、更具挑戰的重大議題,例如氣候變化、水資源短缺、空氣汙染、土壤荒漠化等,這些議題雖不及應對新冠病毒迫切,但長期意義不言而喻,這些都需要通過國際合作才能加以應對。

除了經濟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在加速。在新的科技、商品流通、人員交流的推波助瀾下,人們的觀念、行為方式、衣食住行都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均質化現象——世界各地看同樣的新聞、使用同樣的科技、開同樣品牌的車、看同樣的電影、聽同樣的音樂、吃同樣的食物。但是我們也看到,作為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日本並沒有因此而喪失自己文化的獨特性,英國和美國兩個本源上最接近的國家也沒有失去各自的獨特性。或許有很多人接受了漢堡和可樂,但這絕不會意味著麻婆豆腐、北京烤鴨會退出中國人的餐桌,飲食文化有其發展的淵源,更有未來延伸的空間。

經濟全球化也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世界範圍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商品、技術、信息、服務、管理、資金等要素的跨國流動。

中國的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不會消失

正是看到了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才使得跨國公司最早通過貿易將商品賣到中國,這是一個為中國製造的過程;隨著市場不斷地擴大,為了進一步優化生產效率、滿足市場需求、降低經營成本,跨國公司又開始在中國設廠,建立生產基地,從而將技術、資金、管理等帶到中國,進而進入到在中國製造的過程;隨著市場不斷成熟、本土科技水準提升、本土人才更加充沛,本地化、特性化的需求在加強,許多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進入到了與中國同創的階段。

許多跨國公司進入到中國都有上百年或近百年歷史,比如西門子1872年就和中國有了業務往來、拜耳公司的染料1882年就銷到中國、通用電氣1906年就開始同中國貿易、奔馳汽車1913年就在青島設立第一家在華經銷商、IBM1934年就在協和醫院安裝了在中國的第一套系統。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是市場選擇的過程,是在比較優勢中確立的,這和中國的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原輔材料供應、產業集群、產業鏈的完整性、熟練工人可獲取性、勞動生產率等因素indivisible。隨著中國實施新的勞動法,人工成本提升,一些跨國公司的確將一部分產能轉移到其他國家,比如越南、印尼、印度等,但轉移之後,這些公司面臨產業鏈不完備的製約。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國的全球供應鏈中心地位也不是一天確立的,也不會因為一場疫情消失。

此外,龐大的中國市場依然是跨國公司難以捨棄的。簡單的把跨國公司歸類為美國公司、英國公司、德國公司、瑞典公司等是偏頗的、甚至是無知的。跨國公司往往全球配置資源,雇傭當地員工,在當地開發生產,服務於當地客戶。

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常常有人臆想跨國公司斷供了怎麽辦,會不會帶來供應安全的問題。實際上,如果由於某個國家的法規或是行政命令導致一時斷供,著急的不僅是中國公司,供貨的跨國公司也同樣著急,因為斷供所導致的信譽損傷對於他們來說不僅限於中國,還會波及全球,是難以用金錢估量的。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在臆想中做出錯誤判斷。

中美兩國的歷史責任

新冠病毒疫情暴發後,中國以雷霆之勢,打響了防疫阻擊戰,同時經濟活動驟停,成績斐然的同時,也讓一些企業突然意識到,產業鏈集中在中國也會帶來風險。雖然中國抗疫迅速見效,企業進入到復工複產的階段,短期內可能出現更多訂單,尤其是和抗疫相關的物資訂單。但從長期來看,出於規避風險的原因,預期部分跨國公司會慎重考慮其產能布局,在疫情之後適度調整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因此,斷言全球供應鏈會繼續向中國匯集恐怕有點一廂情願。

中國疫情暴發後,出現過雲南截留重慶防疫物資的事件,兩個月後,在歐洲也出現了國與國之間截留防疫物資的事件。一些國家頒布出口限制,讓另一些仰賴全球採購鏈的國家手足無措,面臨巨大風險。一位在美國的朋友跟我說,美國防疫物資短缺說明了這些產業需要回歸美國,我覺得這恐怕也難以實現。很難想象美國能回歸口罩、防護服、橡膠手套這些低端製造產業,一時的短缺不足以支撐一個企業做出長期投資決策。這些低端產品完全可以通過戰略儲備加以解決,或是臨時增加產能予以應對。但一些高端產能並非沒有重新布局的空間,如藥品、精密設備等,過於集中的產能有可能在疫情之後因為避險而分散到更多的國家或是企業。一些企業或許會反思長久以來的零庫存策略。

中國在防疫取得階段性成果後,立刻開始對外施以援手,派出專家,支援防疫物資,這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是過去幾十年世界將中國遴選為“世界工廠”所得到的回報。如果中國能幫助世界度過難關,那世界就會進一步增強對中國製造的信心。

當此疫情高漲之時,中美兩國應當發揮各自優勢、同舟共濟、共克時艱,這不僅是自身利益的需要,更是全人類的福祉所在。摒棄紛爭,避免將疫情問題政治化,避免沒有科學依據的口舌之爭,同心領導全球抗疫大業,早日恢復全球社會和經濟秩序,方為利己利人的大國格局,更是中美兩國的歷史責任。

IBM積極參與了全球抗疫。IBM推出的世界上運算速度最快的Summit超級計算機正在協助科研人員尋找治療COVID-19的方法,僅在數日之內,便能夠模擬出8000種化合物,找出其中的77種小分子化合物,這些小分子化合物有可能削弱COVID-19感染宿主細胞的能力。最近,IBM正在和其他公司和機構共組“運算聯盟”,為全球科研提供超級算力,以加快疫苗、藥物的研發速度。

作者為IBM大中華區董事長,編輯: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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