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周作：異教徒的秘密與冤罪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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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作家遠藤周作的長篇小說《沉默》，被美國著名導演馬丁·斯科塞斯搬上銀幕，並在梵蒂岡首映。羅馬教皇方濟各親臨小教堂觀影，並對導演表示：多年前，自己曾經讀過小說原作。

作為好萊塢導演，雖然老馬一向對基督教題材情有獨鍾（其上一部同類題材的影片是《基督最後的誘惑》），但得享梵蒂岡如此高規格的待遇，卻是頭一遭。不僅如此，這也應視為梵蒂岡對原作者——已故天主教徒出身的東洋作家的致敬，足以洗刷作家生前所蒙受的“異教徒”的汙名。

《沉默》是遠藤周作1966年發表的作品（新潮社初版），在日本國內也曾被改編成電影（1971年，東寶），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其實，彼時的周作已出道多年，不僅遍得包括芥川獎在內的各種文學獎項，且與安岡章太郎、吉行淳之介等一道，被稱為戰後文壇“第三代新人”，風頭甚健。作為戰後一代作家，遠藤周作的成長道路非常獨特，堪稱“另類”。

1923年3月27日，出生於東京，三歲時，隨父親移居“滿洲”，父遠藤常久是安田銀行的高管，一家在“滿洲最羅曼蒂克的城市”大連定居。1929年，周作進入大連大廣場小學校，卻並不用功，成績平平。由於父親總愛把功課出色的哥哥正介與周作一起比較，動輒說教，令周作內心厭煩，有種自卑感。母親遠藤鬱畢業於東京音樂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前身）小提琴科，非常勤奮。數九寒冬，身披棉衣，在家中連續數小時練小提琴，直拉到指尖流血仍不輟的一幕，令周作內心受到震動。母親對“滿洲”出身的保姆也很親切。小學四年級時，周作的一篇作文《泥鰍》被當地的日文報紙《大連新聞》採用，得到母親的盛讚。直到晚年，鬱一直保留著那份樣報。

周作的“滿洲”記憶，大概也就這些，似乎並沒有特別溫馨高調的情節，這與家庭的變故有關。1932年前後，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父母開始不睦，終於在周作十歲的時候，協議離婚。數月後，父親與小自己十六歲的女子再婚。周作兄弟隨母親回國，借住在關西的姨母家。鬱在寶塚市小林聖心女子學院擔任音樂教員，周作轉入神戶市的六甲小學校。

一家人受天主教徒姨母的影響，開始參加西宮市夙川教會的宗教活動。隨後，連家也搬到了教會附近。1935年，周作進入關西名門私立學校灘中學校。同一年，鬱和兩個孩子先後受洗，皈依天主教，鬱取聖名瑪利亞，周作叫保羅。1939年，遠藤鬱邂逅德國神父、著名宗教學者彼得·J·赫佐格（Peter J. Herzog，日本名星井嚴），奉為終生的精神導師。但彼時，鬱做夢都沒想到，赫佐格神父竟對自己的命運發生“致命”的影響——此乃後話。

德國宗教家、神父彼得·J·赫佐格（1948年），對遠藤周作家族將發生深刻的影響

周作剛上灘中時，進的是重點班（A班），後成為電影狂、讀書狂、段子狂，學業每況愈下，乃至被編入差班（D班），在183名學生中以第141名的成績勉強畢業。據作家自己說：“出校門即成浪人，且一浪就浪了三年”。其間，雖曾進入私立上智大學德語預科，可不久即退學。父親畢業於東京帝大，母親畢業於東京音樂學校，兄長正介也進入東大法學部，周作內心的壓力可想而知。

灘中一年級（12歲），遠藤周作（左）與母親和哥哥合影

為減輕母親的經濟負擔，在已從東大畢業，進入遞信省工作的正介的斡旋下，1942年，進京（東京）與父親同住，邊努力準備考學。常久給出的同居條件是：考入舊製高校（即舊帝國大學預科）或醫學部預科。後周作照父親的條件，逐一報考，但統統落地，最後只剩下一個選項——慶應義塾大學。周作自知醫學部根本沒戲，偷偷報考了文學部，結果“候補合格”。1945年4月，入慶應文學部法文科。常久得知真相後，大怒，與周作斷絕了父子關係。

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周作，不得不輾轉在朋友家借宿，邊做家教，打工謀生，狼狽不堪。後經哲學家吉滿義彥的介紹，入住其兼任舍監的天主教學寮白鳩寮，從此打開了一扇窗。在吉滿和寮友的影響下，耽讀法國天主教思想家馬裡旦（Jacques Maritain）的英文著作和裡爾克。後又結識作家堀辰雄。與堀辰雄的交遊，是周作人生的轉機，使他揮別了此前的“劣等生”意識，轉身為一名狂熱的文青。

大學畢業前夕，周作撰寫了關於堀辰雄的評論《諸神與神》，得到前輩批評家神西清的垂青，並推薦到角川書店的文學志《四季》發表，周作遂以評論家的身份登上文壇。1955年，周作把《堀辰雄覺書》和另外幾篇關於堀辰雄的文字結集，出版了《堀辰雄論》，向這位人生和文學的導師致敬。周作先於畢業論文，卻以文學評論嶄露頭角，應了母親“大器晚成”的預言，常久的態度也有所軟化。因白鳩寮已在東京大空襲中焚毀，居無定所的周作又回到了父親位於東京西部經堂的家。

大學畢業後（1948年），周作曾志願松竹大船攝影所的助理導演位置，但錄用考試沒通過，遂在鐮倉作家群創設的出版機構鐮倉文庫做編輯。與此同時，母親鬱提前退休，協助赫佐格神父編輯《天主教文摘》（日文版）雜誌。此前，鬱曾把赫佐格的著作《神的榮光：天主教虔敬的教義基礎》譯成日文出版。

1950年6月，周作赴法留學。彼時，日本尚未走出美軍的佔領，周作是戰後日本最初的留法生。赫佐格神父特意用自己的專車為周作送行。在從橫濱到馬賽三十五天的海上旅程中，周作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未來的出路。按說，出國的目標是明確的——研究法蘭西基督教文學，但在做學者，還是小說家之間，卻搖擺不定。躺在四等艙裡，在太平洋上隨波逐濤的時候，周作做出了一生最重要的決定：與其做法國文學的學徒，不如學寫小說。

周作在法國的留學生涯短暫而濃密。在魯昂的建築師羅賓杜先生家中住了兩個月之後，於1950年9月，正式進入裡昂大學，同時也在裡昂天主教大學注冊了學籍。課業之餘，周作繼續文學評論，並開始了隨筆寫作，戰後歐洲的見聞也是日本媒體關注的熱點。除了母親做編輯的《天主教文摘》之外，也為《群像》等文學志撰稿。

彼時的周作未及而立，長得清臒俊朗，身高183公分，莫說文壇，就是在戰後初期的日本，也屬於鶴立雞群。從美國軍事佔領下的日本來到法國，感覺“連呼吸都自由了不少”。作家歿後，在東京經堂的宅邸中，發現了近70通法文書簡（包括明信片），雖寄自不同的人，但清一色是法國女性。有些通信談論文藝、宗教，基本止乎於上流社會男女間的社交禮儀，但也有些通信確乎有種“滿園春色關不住”的況味。

其中，一位叫瑪雅的女性來信，透出超乎尋常的親昵，直至熾烈的愛情表白。沒人知道周作回信的應對。但對照作家同一時期的日記，他在為自己無法回報瑪雅的愛而自責：“可是，我對瑪雅無論如何也愛不起來。瑪雅，我對不起你……”（1953年1月8日）理由其實簡單而直接——因為，周作已另有所愛。在同月的日記中，周作寫道：“我知道自己愛上了弗蘭索瓦茲。”可也怪了，在作家日記中屢屢登場的弗蘭索瓦茲·帕斯特，卻不見片紙。

遠藤周作前女友、後成為其著作法譯者的弗蘭索瓦茲·帕斯特（1930-1971）

應該說，周作的留法生活夠爽，但偏偏身體出了狀況。大學時代，曾因肋膜炎而逃過了征兵，可這次更凶，被診斷為肺結核，甚至一度吐血。為此，在法國曾兩度住院。後病情惡化，周作不得不放棄了博士論文的寫作，提前回國治病——1953年1月底，乘日本商船“赤城丸”歸國。弗蘭索瓦茲一直陪周作到馬賽，既是送行，也是二人最後的旅行。兩年半的留學生涯不算長，但對周作人生的影響之大，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

1953年1月，遠藤周作因病不得不中斷留法回國。與法蘭索瓦茲在馬賽告別時留影

回國後，儘管健康狀況仍不盡人意，但周作的個人生活卻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女友岡田順子是慶應法文科的後輩、實業家岡田幸三郎之女，交往兩年後，二人結婚。1953年12月，遠藤鬱因腦溢血而猝死，周作未及告別摯愛的母親，留下終生的傷痛。與此同時，周作的文學道路也開始從批評家向小說家轉型。

作為新晉小說家，周作一出道即被目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1954年出版的短篇集《到亞丁去》，有很強的自傳色彩。翌年發表的小說《白色的人》，居然一舉斬獲第33屆芥川獎，連作家自己都難以置信，畢竟那只是前評論家“重新出發”後的第三篇小說習作。但人的心理很奇怪，芥川獎意味著獎金和碼洋，一旦成為候補，想不介意也難。據作家自己回憶，“公布結果的那天，細雨霏霏，悶熱之極。與其呆在家裡窮琢磨，心不在焉地候到傍晚，不如乾脆做點什麽。於是，約了後來成為老婆的姑娘看電影去了”。

風頭甚健的“第三代新人”作家們。左起吉行淳之介、莊野潤三、安岡章太郎、小沼丹、遠藤周作、三浦朱門、曾野綾子

看了一部法國片，從電影院出來，又去了池袋的一間居酒屋——周作是熟客。池袋與銀座、澀谷等高級俱樂部林立的地界不同，滿街淨是面向上班族、庶民層的酒肆。一進門，老闆娘就對周作說：“剛才收音機裡播到你名字來著。”周作一怔，盯了一句：“大嬸兒，那收音機裡怎說的？”老闆娘估計壓根兒就不知道芥川獎那回事，那麽複雜的音節（akutagawa-shō），也根本記不住，隨口丟了一句“反正提你名兒來著”，就忙著招呼客人了。周作問女友要了幾枚硬幣，出門找了間公用電話亭，撥了家裡的號碼。電話是父親接的，說了句：“趕緊回來。”周作這才踏實了。

授予遠藤周作的芥川獎獎狀和腕表（長崎市遠藤周作文學館藏）

芥川獎作家，大體分兩類：獲獎作即為代表作，甚至巔峰之作的作家和獲獎只是起點的作家——周作無疑屬於後者。繼《白色的人》之後，幾乎每隔一兩年，就會推出一部長篇，中間則穿插以隨筆和歷史小說，產量驚人，不僅遍得日本國內獎項，且不止一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在戰後文學的譜系中，周作如果不是文豪級的話，至少躋身於當代最重要的大作家之列，毫無懸念。

周作文學，可以籠統地用作家於1979年出版的一部隨筆集的書名來概括，即“從異邦人的立場出發”。所謂“異邦人”，在不同的作品和語境下，亦可解讀為“異教徒”，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位東洋作家對基督教文明的切入角度和深度，及從對峙到融入的過程中，作家內心對強大的異文明的警惕、糾結與掙扎。

本文作者藏《沉默》簽名本，限定版303部之46部，新潮社，昭和54年4月版

1966年付梓的《沉默》（新潮社），一向被視為作家的代表作，周作也因之被英國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譽為“二十世紀基督教文學最重要的作家”。甫一問世，便斬獲第二屆谷崎潤一郎獎，後被譯成十三種文字，中文版出版於2009年（南海出版公司）。作品以江戶時代（十七世紀）的禁教歷史為背景，描寫一個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偷渡日本，在東洋民間社會深度潛水，在傳教的同時，秘密調查天主教案，為拯救無辜的信徒，被迫用教踩踏聖像，揭示了人性的弱點。在筆者收藏的新潮社於昭和54年（1980）4月10日出版的《沉默》真皮面限定珍藏本（共發行303部）的扉頁上，周作用毛筆題簽的“那踩踏聖像的腳，也會疼痛”之表達，實際上是對小說中某個情節的複現：

司祭抬起腳，感到腳沉重而疼痛。那並不是形式而已。現在他要踏下去的，是在自己的生涯中認為最美麗的東西，相信是最聖潔的東西，是充滿著人類的理想和美夢的東西！我的腳好疼呀。……就這樣，司祭把腳踩踏到聖像時，黎明來臨，遠處傳來雞鳴。

惟其作家本人是少時受洗的基督徒，對那種被踐踏的心痛，更感同身受，溢於言表。一方面，作為虔敬的信者，作家表現了基督的仁慈。但同時，在得知恩師和信主的百姓被幕府統治者殘酷打壓，甚至慘遭穴吊酷刑而殉教的事實後，對原本應“無所不在”的“主的缺席”，深感悲哀，並發出了深刻的質問：

連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說什麽。只是，對茂吉和一藏為了主的榮光呻吟、痛苦，以致以身相殉的今天，海仍然發出陰沉而單調的聲音啃蝕著海灘，我無法忍受。我在海可怕的寂靜背後，感受到的是神的沉默——神對人們的悲歎聲仍然無動於衷……

如此質問，無疑是“異教徒”式的。也因此，難以為天主教正宗所容，乃至《沉默》出版後很長一段時期，被日本國內和歐美的一些天主教會列為禁書。

比起《沉默》，筆者個人更看重周作另外兩部作品——《深河》（1993）和《我遺棄的女人》（1964）。在我看來，這兩部作品的“異教徒”氣質越發濃烈，且都有一種超越宗教、直抵人性的力量。

兩部作品的舞台背景各異，但主題是一個，即人性的救贖：前往印度的東洋旅行團，成員各懷心思，但都抱著療傷治愈的打算。一群中產男女們有一搭無一搭地相互應酬，偶爾一起散步，或夜晚喝一杯威士忌什麽的。每個人都彬彬有禮，淡淡的，彼此保持有效距離，並不僭越，哪怕酒精和氛圍使然，間或上床，也絕不深入對方的內心。但當他們來到聖城瓦拉納西，看到恆河岸上亡人被火化，骨灰被倒入聖河，隨波流走，特別是見到東洋天主教神甫，背負著年邁體弱的異教徒賤民，步履蹣跚地走向恆河的時候，所有人都受到震懾，靈魂被拷問，諸如生命、神聖、永恆等平時泛泛而談，卻從未認真思考過真意的價值被重新定義。

《我遺棄的女人》是一部痛切的人生懺悔。因小兒麻痹症而先天跛足的大學生吉岡，為證明自身的“價值”，誘惑並佔有了從鄉下進京的姑娘森田美津，後又將她拋棄。大學畢業後，吉岡成了一名循規蹈矩的上班族，成功融入主流社會。深愛著吉岡的森田則一直在社會底層打拚，可人生的路卻越走越窄，終於進入備受社會歧視的麻風病院。後來，儘管麻風病的診斷結果被證明是誤診，但森田卻拒絕出院，而作為一名義工，為麻風病患的病友者們服務，直到死於一場交通事故。森田死後，麻風病院的修女嬤嬤給吉岡寫了一封長信，告知了關於森田的一切……

在周作的小說中，多有這樣一類人物：他們資質平平，缺乏幽默感，不解風情，甚至有些蠢笨、滑稽，在社交場中成為眾人嘲弄的對象。可他們心地純良，哀而不怨，雖墮入不幸卻從不放棄自我拯救的努力，虔敬到偏執的程度，如《深河》中的大津神甫，如《我遺棄的女人》中的森田美津。但這種虔敬，雖說是對神的虔敬，但卻未必是對特定的一神教之神的虔敬。用大津的話說，“即使我想放棄神，神也不會放棄我”。

本文作者藏《耶穌的生涯》簽名本，昭和49年7月，限定版1000部

在周作看來（借大津口），虔敬與否，是神性的表征。甚至與虔敬者的身份無關，大津雖然是受過洗並畢業於教會大學的天主教神甫，但森田並不是教徒。一個人身上有無神性，歸根結蒂是與神的距離問題。正如所謂“諸神平等，殊途同歸”（大津語）一樣，皈依與否，是“組織”問題，但從來不是神性的標準。竊以為，如此闡釋和人物設定，關乎兩點：一是作者的東洋“神國”文化背景，即泛神論（Pantheism）；二與周作青春期在家庭中的劣等感有關。不過，包括這些問題在內，我們恐怕永遠都無法從作家那裡得到答案，而這並不僅僅是由於作家已經故世的緣故。

遠藤周作是一位公認的“複雜作家”，不僅是文本語義上的，而且是個人經歷和性格上的，當然也表現在其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東洋異教徒面對天主教（基督教）文化時的糾結與掙扎。他在隨筆《父親的宗教·母親的宗教——關於瑪利亞觀音》中曾如此寫道：

無論什麽人，無論是什麽樣的作家，只要他是人，都會有一些“寧死也不會說出的秘密”隱藏在晦暗的意識的背後。你越是刻意不去考慮，不去回憶，那些秘密越是會帶著一如過去的毒氣，在你的心中復活。但即使是作家，也不會去寫那些秘密——不是不寫，是不能寫。因為他知道寫出來是多麽恐怖的事情。

後在母校慶應義塾大學成立125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周作曾做過一場演講，重申了上述觀點：“有一種秘密，與其被人知道，還不如去死。這種秘密多為人的無意識給鎖住。而我個人認為，對這種個體無意識，神佛是起作用的。”對周作來說，“神不是存在，而是一種功效”。而作為感知這種“功效”的契機，則是深潛於無意識之中的“秘密”的存在。如此，“秘密”被客觀化、合理化，甚至神聖化。

那麽，周作不為外人道的“秘密”，究竟是什麽呢？從作家生前到歿後，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文學界。據明治大學法文學者久松健一的研究，那些作家生前念茲在茲、卻從不吐露真相，死後帶進墳墓中的“秘密”，有些是作家本人有意的“作為”（甚至是刻意“作偽”），還有一些是作家自己也被蒙在鼓裡，但謎底揭開後，卻受到某種神秘力的震懾，無從談論，也無法談論，於是只有選擇緘默。

前者相對單純，只是一個時間關係，卻關涉作家履歷及其相關陳述的真實性問題。一是本文前述的所謂“三浪”說——此系《遠藤周作自作年譜》中的表述，即從中學畢業到進大學預科（慶應文學部預科）之前，經歷了“浪人生活三年”。但其實，周作從灘中畢業後，1941年4月，曾進入上智大學預科（德文科），是年十八歲。在籍十個月後，翌年2月退學。在學期間，曾於大學校刊《上智》上，發表過論文《形而上的神，宗教的神》——此系周作嚴格意義上的處女作。但在作家“欽定”的年譜中，周作對上智大學的學歷連同這篇處女作一並做了曖昧化處理，而以上慶應大學後寫作的堀辰雄論《諸神與神》作為自己的“處女作”而名世。作家歿後，刊登其論文的上智大學校刊被發現，“履歷作偽”說浮出水面。

本文作者藏遠藤周作“處女作”《堀辰雄論》簽名本，限定版500部之288部，山梨シルクセンター出版部，1972年8月版

儘管在作家生前，無論是在代表作之一《深河》中，對男女主人公的出身校——位於東京四谷的私立天主教會學校的描述，還是與赫佐格神父（時任上智大學教授）的交往，也都令人聯想到那所私立大學。但或許是悔其少作、嫌烏及屋吧，作家生前對論文連同文字發表的平台均矢口不提，確是一個事實。

二是受洗的時間問題。按說，作為一位天主教徒作家，受洗皈依是一件極其重大的議程，在年譜資料中單獨立項才順理成章，但周作卻同樣做了曖昧化處理——基本都是在談到其它經歷時，順便提及，且始終回避交代具體時間，乃至學界對這位日本最重要的天主（基督）教作家的受洗年齡，存在N種版本：“九歲說”，“十一歲說”和“十二歲說”。不僅回避交代具體時間，且作家生前在各種回憶、隨筆和採訪中，每每強調當初受洗是母命難違的“受動行為”，是“幼兒洗禮”，天主教是被母親給披在身上的一件“鬆鬆垮垮的外套”，等等。

在夙川教會，後第二排左端為遠藤周作（1937年）。在周作看來，“幼兒受洗”是被母親給披在身上的“一件鬆鬆垮垮的外套”

那麽，作家為什麽要刻意以這種貌似“消極”的姿態，來面對世人和讀者呢？這一方面確乎與他內心的“異教徒”情結有關：“在日本的精神風土（泛神論）上，基督教（一神教）能否扎根”，幾乎是作家糾結了一生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不失為作家獨有的“處世術”。如明治大學準教授久松健一認為，這是一種“弱者的論理”：即從一種表面上“受動”的、“弱者”立場出發，凝視基督信仰，“與生俱來的柔弱易碎，在信仰的基礎上，被淬煉，得以純化，從負面轉為強勢”——其作為宗教作家的卡裡斯瑪反而得以強化。不過，如此推論不無誅心之嫌——聊備一說。

除了單純時間關係的問題，涉及人的問題更複雜，當事者的說明、解釋幾乎付諸闕如，有些只能從作家的文本中去發現、索隱。其一是作家的法國前女友弗蘭索瓦茲·帕斯特。1980年，周作留法日記（《作家的日記》）由作品社出版，但書的後半部分，有相當多的內容被刪除。直到作家歿後第三年（1999），刪除的部分才以《魯昂之丘》的書名複原，封面的腰封上煽情地寫著：竟然有過如此水靈靈的青春……

同一年，慶應大學的文學季刊《三田文學》（1999年秋季號）上發表了一篇相當具有衝擊力的文章《我的妹妹弗蘭索瓦茲與遠藤周作》，作者是弗蘭索瓦茲的胞姐朱芙碧艾娃·帕斯特。姐姐也是學者，文字老辣，娓娓敘事，理性而節製，雖顧及作家夫人遠藤順子的立場，卻還是曝光了妹妹與遠藤作家曾有過婚約，在病逝前想見周作一面而終未實現的“八卦”：

遠藤最終也沒有現身，而弗蘭索瓦茲卻死了。只要一念尚存——想見愛著的那個人——的話（這裡僅指戀愛上的信念），所有都是可能的，連山亦可撼動。可是，掙扎於病痛中的妹妹，明擺著已經是最後的時間，卻被人遺棄了。

不過，作家到底是少年受洗的天主教徒，與弗蘭索瓦茲的恩怨離合，無論如何會在周作的罪感意識中投下一抹陰影。他在《沉默》中曾寫道：“罪，其實並非像人們通常所想的那樣，是偷盜，或者撒謊什麽的。所謂罪，是一個人打另一個人的人生之上穿過，而他卻忘記了自己所留下的痕跡。”而朱芙碧艾娃則認為，周作的長篇《我遺棄的女人》與妹妹弗蘭索瓦茲不無關係，不僅是標題，也包括人物原形。小說結尾處，當男主人公吉岡終於讀完了麻風病院修女嬤嬤關於森田美津的苦難命運的長信，無力地靠在屋頂的欄杆上，望著下面黃昏的街景：

灰色的暗雲下面，是無數的樓宇和家屋，樓與家屋之間，有無數條道路。巴士在行使，小汽車的車流在湧動，行人步履匆匆。其中，有數不清的生活與人生。而在那些數不清的人生之中，我對美津所做下的事情，也許是男人——無論誰都會經歷過一次的事，應該並不僅僅限於我自己。可是，這種寂寥感，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如果說美津曾經教給過我什麽的話，難道不是有什麽東西哪怕只有一次橫穿過我們的人生，也會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這件事麽？我內心的寂寞，難道不正是來自那種痕跡麽？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捧讀小說的時候，讀到這兒，內心有種萬難抑製的情感湧動。

與周作的命運發生深度交錯者，還有一個人，即著名神學家、天主教神父彼得·J·赫佐格。這位神父對周作人生信仰的影響，大到難以估量——在正面和負面兩種意義上。對周作來說，赫佐格神父具有神、人雙重品格。作為神格者，他不僅是聲名顯赫的神學家、日本天主教的領袖之一，簡直就是主的使者。而作為人格者，他是遠藤家親子兩代人的摯交，尤其是對因父母離異，幾乎等於少年失怙的周作來說，是如父般的存在。

周作雖然自幼受洗，但在很長一段時期，骨子裡仍受製於東洋文化風土，難脫泛神論的思維定勢，對耶穌基督這件被母親“強加”的“鬆鬆垮垮的外套”，是持懷疑論的。而對這位少年“異教徒”的牧養、規訓者，正是赫佐格神父。周作能在戰後初期即公費赴法留學，也是利用了天主教徒的身份，研究目標是西方天主教文學，背後自然少不了神父的種種斡旋與推動。

而周作的母親遠藤鬱更是赫佐格神父的深度腦殘粉，自從1939年，在兵庫縣西宮市的天主教會邂逅神父之後，便深深被其神-人格魅力所吸引，從此一心追隨，可以說至死未渝。1944年，把神父的神學著作譯成日文出版；1948年，不惜從擔任音樂教員的小林聖心女子學院提前退休，進京到神父身邊工作，協助其編輯天主教學術刊物《天主教文摘》，開始更加專注、虔誠地奉獻於主。

但是，1955年發生的一件事，使遠藤家族與赫佐格神父的友誼蒙上了一層陰影。是年9月，周作與慶應大學法文科的學妹岡田順子結婚，婚禮嚴格按照天主教的儀規舉行，由赫佐格神父主持。此時的周作，已是芥川獎得主的新銳小說家，被目為“第三代新人”的代表，婚禮自然也受到媒體的關注。

因順子不是天主教徒，出於對主的虔敬和對神父個人的尊敬，從婚禮前一兩年開始，周作便讓未婚妻去赫佐格神父那裡學習公教要理（Catechism），計劃是每周一次。起初，順子心氣很高。可一旦面對那位精通六國語言的著名神父，其高貴的身份、儒雅的儀表和淵博的學識卻不免令順子感到神經緊張，但好在有日本女秘書——周作表兄弟的媳婦在場，侍奉左右，多少緩和了氣氛。可幾次下來，順子竟變得消極起來，動輒借故“頭痛”、“嗓子痛”等開始頻繁翹課。未婚妻學習態度的變化引起作家的警覺，遂問其緣由。順子深知周作對神父的深情，便抱著“從清水寺的舞台跳下去”的覺悟，據實說：“我覺得那倆人的關係非同尋常，我是沒法再去上課了。”周作聽罷震怒：

對那位人格高潔的神父，你這該死的家夥居然做出如此肮髒的想象。你這樣的人，根本就沒有讓神父教授公教要理的資格！如果早知你抱有這等下流想法的話，我原本就不該拜託神父對你進行指導。由於你自己心靈的汙穢，我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機會眼睜睜地泡了湯……

尚在婚前，未婚夫就光火至此，順子也受到莫大的震懾。不久，又一樁突發事件襲來，讓周作變得無語：1953年12月9日，圍繞《天主教文摘》（日文版）的停刊事宜，在編輯部，遠藤鬱與赫佐格神父發生爭執，鬱被激怒，情緒亢奮，猝發腦溢血，當場撲倒。周作甚至未及與摯愛的母親訣別，其心痛可想而知。然而，更令人震驚的事態還在後面。

1957年6月，時任上智大學學監兼修道院長的赫佐格神父，突然從任上失蹤。旋即，上智大學宣布將其除名。三個月後，赫佐格神父聲明退出耶穌會，還俗並與日本女性結婚，改日本名星井嚴。而新婚妻子，正是其前私人秘書——周作的前表嫂。從少年時代起即奉為精神教父的人，竟然瀆神至此，簡直比棄教更背信，且連自己也被卷入醜聞的漩渦……唯一能見證作家內心動搖的，是遠藤順子於作家歿後出版的回憶錄：

我丈夫簡直像是他自個被宣判了死刑似的。H神父的女人居然是自己表兄弟的老婆——這成了雙重的重負。從德意志波濤萬裡，跨海而來，作為傳教士贏得了眾多信眾的尊敬。到頭來，卻落得被逐出教門的下場，縱說是“上帝的安排”，也未免過於殘酷了吧。茲事體大，按理說，在我這種非信徒面前，是斷不會輕易觸碰的，可他居然也幾次走嘴……就在這種千頭萬緒的複雜心境中，他好幾個月才緩過勁兒來。

但對外，周作始終三緘其口，未置一詞。不過，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作家心底的冤罪殺機感。此後，對上智大學諱莫如深——不僅是徹底切割，乃至把履歷連同處女作都統統抹殺，也證明了這一點。

1996年9月28日，在第五次大手術之後，遠藤周作於慶應義塾大學病院辭世，享年七十三歲。10月2日，作家的葬禮在東京市中心麴町的聖依納爵（Ignatius）教會舉行。逾四千名文藝界人士和市民趕來為這位戰後的偉大作家送行，告別的隊伍一直排到麴町的大街上。作家的遺骨安葬於東京府中市天主教墓園中的遠藤家族墓，安眠於母親遠藤鬱和兄長遠藤正介之間。

那些生前為作家糾結不已的“秘密”，終於被帶進了墳墓。而隨之一起被帶進棺中的，是作家的兩部泣血之作：《沉默》和《深河》。

哈利路亞——Paul Endo（遠藤周作的天主教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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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藝術評論者 劉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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