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漂泊的日本遺孤：在中國被喊“日本鬼子”，回日本後仍思念中國

文/本刊記者劉璐明發自哈爾濱實習記者郭婉盈編輯/黃劍

76歲的孫玉琴常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聽著鍾表“哢吧哢吧”的走動聲，一坐就是一下午。她向來客一遍又一遍地講述有關她出生的故事，但近兩年，大約是上了年紀，細節漸漸模糊。

伴隨著記憶老去的，還有孫玉琴腿上的那道疤。如今，在爬滿褶皺的皮膚上，要經過仔細辨認才能找到那道白色的傷痕。

孫玉琴是一名日本遺孤。76年前，親生父母生下她10天后，用小刀在她腿上劃了個記號，把她托付給了一戶東北人家。幾天后，他們便死在了松花江畔的山腳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蘇聯紅軍乘勝追擊，成千上萬遺留在東北地區的日本人開啟了一場大逃亡。一路上，有人病死餓死，也有自相殘殺或集體自殺在荒郊曠野的。像孫玉琴一樣幸運活下來並被中國人撫養長大的“日本遺孤”，據《日本遺孤調查研究》統計，這個群體人數在4000以上，其中90%以上集中在東北三省和內蒙古自治區。

他們是在戰爭中被拋棄的孤兒，是時代悲劇裡“敵人的孩子”。因為養父母之恩，他們對中國有著難以割捨的情感。在中國度過了漫長的40年甚至更久之後，多數遺孤輾轉半生，最終回到日本。

但在日本，他們很快發現自己依舊處在社會邊緣，難以融入。他們被日本人當成中國人，就像當初在中國被嘲笑為“日本鬼子”一樣。他們雖然有兩個家鄉，但好像哪邊都不是真正的故土，始終如同一條在海上漂泊的船。

3月19日，鵬飛導演、賈樟柯監製的電影《又見奈良》上映，借助影像再一次向人們呈現這段歷史。

逃亡、自殺

後來，人們回憶起日本戰敗投降後難民逃亡的日子，總會提起那場連續下了10天的陰雨。

5歲的芝田桂子跟著父母、哥哥及兩歲的弟弟和一群日本人開始了逃難之路，雨沒日沒夜地下。母親準備的飯團吃光了，他們就挖土豆、野菜吃。

起初還能聽到人群中絕望的哭聲，隨著饑餓寒冷和混雜在空氣中的血腥味籠罩過來，人們已經開始變得麻木而呆滯。“因為怕遇上蘇聯兵，我們白天不敢動，只有在晚上才能走。”芝田桂子向本刊記者回憶，他們不敢走大路，只能穿過樹林翻山越嶺。

“在城外苞米地裡，我媽媽走的時候，就不要兩歲的弟弟了。”芝田桂子清楚地記得，土匪殺死她的母親後，她和哥哥分別被兩戶東北人家收養。

芝田桂子所在的隊伍，是日本逃亡移民中的一支。戰後，遍布在我國東北各個角落的日本移民，紛紛長途跋涉，向哈爾濱等大城市的火車站或者沿海地帶聚集，尋找機會回日本。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為了全面佔領東北，不僅派出了軍隊，還在本土招募了大量普通農民組成“開拓團”，讓他們拖家帶口，漂洋過海，移民到中國。

日本戰敗之後，“開拓團”成員紛紛想辦法回到日本。因為45歲以下男性多數被征兵，逃亡的隊伍裡大多為老幼婦孺。為了防止孩子的哭聲被蘇聯兵發現，很多嬰兒被刺死或丟棄，集體自殺事件時有發生。

據《滿洲開拓史》記載，死亡人數超過20人以上的“開拓團”團民集體自殺事件，就有近百起。而據《偽滿洲國史》記載，在戰後的1945-1949年間，日本人共死亡176000人，其中，“開拓團”團民死亡人數近8萬。

“奶奶竟然親歷過這些事。心情很複雜，日本發起了這場侵略戰爭，但最後受苦受難的，多是普通人。”日本遺孤三代張靜枝聽到她的奶奶講起逃亡經歷，不敢相信。

“敵人的孩子”

“撿日本媳婦去。”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在哈爾濱方正縣傳開後，家裡窮得娶不上媳婦的未婚男子，開始到附近的日本難民營“撿”媳婦。

其中一名19歲小夥子，沒“撿”到媳婦，倒是碰到了一位抱著孩子的母親。這個圓臉的日本女人，穿著黃花和服，跪在他面前，從衣服裡邊撕下一塊花布，寫了幾個日本字，包進孩子的衣服裡。

小夥子看孩子可憐，就抱走了。回去之後，孩子又經了兩戶人家的手，最終被已有一個女兒的徐家收養。孩子是女孩，看起來有三歲，已經奄奄一息，癱得不會走了，臉因為發燒而變得通紅，後被取名為徐士蘭。

徐家人拿著蕎麥乾糧去找那位日本母親，發現人已經不見了。“你不能跟別人說我抱了這個孩子，爛到肚子裡都不能說。”養父鄭重地囑咐小夥子。硝煙方散，飽受日本侵略之痛的東北人民，沒有人敢告訴別人自己收養了敵人的孩子。

這個秘密一藏就是55年。當年的那位小夥子已經變成了“小老頭”。有一次，已經有了孩子的徐士蘭偶然走進“小老頭”家裡，一進門，對方就吃驚地說：“人家都回日本了，你怎麽沒回去呢？”

從他的口中，徐士蘭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收養的經過，也因此理解了自己奇怪的童年記憶：小朋友總是指著自己喊“小日本鬼子”，胳膊上有著和同齡人完全不一樣的疫苗“栽花”圖案……徐士蘭小的時候，身邊的人很難正常看待日本人。

方正縣僑聯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曹松先向《南方人物周刊》回憶，日本投降之前，方正縣到處是高牆，日本人強征農田，並在方正修了不少炮樓，還蓋了三個飛機場，“讓中國人去給他們沒日沒夜地乾活，運進去的都是活人，拉出來的都是死屍。沒有死的，也都挨過日本人的打。”徐士蘭的養父就是其中一個。

據曹松先介紹，日本戰敗投降後，大批“開拓團”移民聚集在方正縣，試圖去哈爾濱坐火車，但因饑寒交迫和蘇聯兵的攔截，死了超過5000人，“進入方正縣的那條溝裡，遍地都是死屍。”方正縣人當時收養了大量日本孤兒，後來隨著遺孤回國潮開始，方正逐步成為“日本僑鄉”。

為了搜集日本遺孤資料，曹松先在2004年左右曾走訪縣裡的多位高齡老人，記錄日軍、“開拓團”在方正縣的歷史。他介紹，偽滿時期，日本人在方正蓋了日文學校，讓中國孩子去學日語。他記得自己童年時，不少身邊的中國老太太時不時會蹦出幾句日本話，因為都曾去日本學校上過學。他沒有想到，這些人中，不少真的是日本人。

這些日本遺孤的養父母出於不同的情況，收養了他們。有的是看孩子可憐，救他一命，但是難做至親。也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因為不忍拋棄已被輾轉好幾戶的日本遺孤，便決心收養；也有人將遺孤視同己出，甚至親生孩子都沒有上學，也要供養養子女讀書，孫玉琴就是家裡唯一讀到初中畢業的孩子。

養父去世後，徐士蘭每年都會囑咐孩子們去墳前上香，“不能忘了他，每年都沒有落下他。”

救下敵人的孩子，如果換過來，日本人會這麽做嗎？大多數日本遺孤的回答都是否定。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很多秘密都被塵封在記憶中了。那塊花布是有關徐士蘭身世的唯一線索，但在1945年的那個夜晚就被養父扔進火盆裡燒掉了，沒有人知道上面究竟寫了什麽。

“我是誰？我來自哪？”徐士蘭說，她並不是想著能去日本“發財”，而是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活到了80歲，輾轉一生，她就想弄明白這一件事。

赴日尋親

飛機快要落地日本成田機場的時候，張偉麗掏出母親的相片，緊貼窗戶，“媽，看看你的故鄉，我帶你回家了。”

隨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81年中日兩國政府開始第一次組織尋親活動，日本遺孤們也開始掀起回國尋親潮。

1983年，張靜枝的奶奶第一次回到日本，看望親人。2011年，徐士蘭也曾赴日尋親，一路上興奮得沒有合過眼。張偉麗則想讓母親看看自己的故鄉，赴日尋親時，她特意帶上了母親的相片。

張偉麗出生6天之後，她的母親李桂敏就因為風寒過世。繼母待她不好，有一次把她的衣服扔到地上，嘴裡嘟囔著，“一股死屍味兒。”她不知原委，只是疑惑，為什麽“媽媽（繼母）”不愛我。

14歲時，張偉麗終於知道了生母是誰，瘋狂地搜尋著關於母親的一切。母親睡過板子，用過的桌子，她都要躺上去睡，或者摸一摸，“覺得跟這些物件特別親。”有段時間她總覺得陷入夢魘一般，身體無法動彈，感覺母親模糊的身影向自己走近，這讓她感到興奮。那段日子，她每天中午放學後都會趕緊跑回家裡睡覺，希望做一個有母親的夢。

1984年，母親的養母去世，張偉麗去參加葬禮，才得知母親是一名日本遺孤。1996年，生完孩子3年後，她開始了長達25年的幫母親找故鄉和親人的工作，像當年搜集母親的所有物件一樣。只有初中學歷的張偉麗，一頁頁地查找歷史資料，從生母被抱走的地方巴彥縣開始，尋找對應的“開拓團”、日本城市，去走訪接觸過母親的人。

多番查訪，輪廓漸漸清晰：姥姥是個長脖子，姥爺曾在日本部隊裡，老家應該是日本三重縣。她花了兩千多元，托人在日本淘到了一本史料書。在這本920頁的日文書裡，她興奮地找到了當年在巴彥縣的“開拓團”移民名單，但希望很快破滅，在關於巴彥縣的這一頁裡，有一行括號裡的小字，通過翻譯得知：“因當地起火，記錄被燒毀，沒有記載。”

“偉麗是體育比賽中‘違例’的諧音，我那時候常在想，我來到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就是犯規的。為什麽別人有媽媽，而我沒有，後來信了佛之後，我覺得或許就是日本人曾經殺害了太多中國人，所以才讓他們的後代必須承受苦難。”53歲的張偉麗說，她的床頭，放著這25年來搜集的所有關於母親的資料。

張靜枝的奶奶在1945年已經有22歲，她趁著暑假來中國幫小姨帶孩子，沒成想在此期間日本戰敗，小姨逃回國了，她卻留在了中國。

直到60歲的時候，張靜枝的奶奶才第一次踏上回日本的飛機。在張靜枝的印象中，奶奶常常一邊抽著煙，一邊歎氣，在哄自己睡覺時，總是唱著日本民謠。唱著唱著，奶奶就會說，想媽媽了。

難以融入日本社會

1994年，張靜枝71歲的奶奶帶著她的中國丈夫和一家老小，正式回到日本定居，此時距離她22歲乘輪船離開故土，已經過去49年。

到日本的時候，張靜枝10歲，帶著懵懂和好奇來到這片陌生的土壤。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費的日語課堂學習日語和禮儀。但讀小學後，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襲來，“整個學校，只有我跟妹妹兩個外國人。日語不好，老師也不會漢語。我們就像動物園裡的熊貓一樣，每節下課，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圍觀。”

遺孤們終於回到日本，卻常常感受到歧視，比如，去便利店買東西，店員見到別人就歡迎光臨，見到中國人（他們很難說清自己的身份）就說什麽什麽東西不能碰。“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剁餃子餡聲音大了，樓下還會報警，要是味道大的韭菜餡，日本人更是報以鄙夷的目光。”回到日本生活的遺孤親屬石金楷說。

在敏感的叛逆期，張靜枝改了日文名，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說漢語，像很多遺孤後代一樣，不讓父母參加自己的家長會，“因為一說話就是外國調，那時候就會覺得在朋友面前很丟人。”但張靜枝也是幸運的，後來結識了一些比較通情達理的日本朋友，不再那麽敏感，漸漸正視並認同自己的身份，在高中時改回了中文名。

但其他遺孤的後代，大多沒有那麽幸運。據張靜枝所知，很多人遭到了校園霸凌，他們很難真正融入日本的學生圈子，“甚至有人因此輟學了。”

日本厚生省數據顯示，1972-1995年間，赴日定居的遺孤共2171人。這是日本經濟最為繁榮的一段時期，而彼時中國的經濟與日本還有較大差距。

回到日本的遺孤們，在中國時大多生活於經濟落後的農村，到了日本，渴望能做一番事業，卻發現很難找到工作，或者回到日本時已經步入老年。

石金楷為了做一份《日本遺孤生存狀態調查報告》，和朋友們採訪了約160名日本遺孤，他發現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狀況都比較艱難。據厚生省2009年的調查數據，還在工作的歸國者只有4.5%，而2004年的調查數據為13.9%。

日本遺孤於鳳蘭（猶井富美子）1989年2月回歸日本，僅僅過了一年多，便因不堪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壓力而自殺，年僅46歲。她生前在沈陽市無線電廠工作，丈夫是沈陽地質局幹部，有兩個兒子，返日後被安排在鐮古市一處偏遠的地方工作生活。

於鳳蘭的一個朋友在日本《日新時報》上發表悼文提到，她生前還曾在日本自編自演了歌舞《沈陽啊，沈陽，我的故鄉》，同時稱，遺孤們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回到日本後在身份上缺少歸屬感，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此外，由於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沒能及時安排遺孤回日本，這些遺孤回國時年紀已大，不懂日語，找工作困難，基本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在張靜枝看來，日本遺孤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是缺失的，“在中國，你不完全是中國人；但在日本，你又不完全是日本人。感覺在哪方都沒有百分之百能融入進去。”

遺孤們回國前有一條必要手續，就是要讓養父母簽字。“我所知道的，沒有一位養父母沒簽字，他們雖然不捨得，但還是鼓勵遺孤們回到日本。”哈爾濱日本遺孤養父母協會會長胡曉慧告訴本刊記者，自2000年以後，回日本的遺孤已經越來越少，“該走的基本都走了。”而據中國養父母記憶館網最新統計數據，截止到2021年3月，目前還健在的日本遺孤養父母僅剩9人。

在中國的遺孤們最後大多選擇回到日本，他們想把一生的痛苦、漂泊，沒有得到的或者已經失去的愛，寄托在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國度，渴望在這裡開啟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但是很快發現，這是一場幻夢。

思念中國的人，盼望回日本的人

“日本的櫻花開了嗎？”

2021年3月中旬，在中國的徐士蘭躺在床上，詢問女兒。她想念在日本的一切。看電視的時候也問，“日本怎樣了，老人還有嗎？”

今年，徐士蘭生了一場病，身體狀況變差了，耳朵也聾了，別人一句話要說三四遍，她才能聽清。10年前去日本的時候，雖然見到了厚生省的工作人員，但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生日、父母，甚至任何線索，徐士蘭沒能回到日本定居。近幾年因為身體每況愈下，她知道，希望更渺茫了。

在芝田桂子日本住所附近二三十米的小河邊，櫻花正在盛開，桂子常和現任丈夫一起去看櫻花。但因為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不佳，桂子需要丈夫牽著她的手，慢慢走。右眼是“文革”時被人打壞的，因為她的日本人身份。

他們聽著鳥叫聲、自行車經過的叮當聲，穿過一個柵欄，坐到小河邊的長椅上。如今這樣安寧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兒童時代，在第一任養父母老韓家的兩年裡，她被細心愛護著，度過了漫長人生中短暫而快樂的時光。

後來老韓媳婦去世，芝田桂子又被送到了老周家，放豬、放牛，照顧一個又一個剛出生的弟弟妹妹。她15歲就嫁了人，生了三個孩子，被趕出去又找回來，丈夫喝醉酒就打罵她是“日本鬼子”。她嫁給第二任丈夫之後，在去日本尋找直系親屬期間，家裡的煤氣罐爆炸，丈夫癱瘓在床。她本有望當時回日本，但還是照顧了丈夫10年，至2014年才回到日本。

芝田桂子定居日本，卻倍加想念中國。對於像她這樣的日本遺孤，沒能回到日本的，總是盼望回國，而已回日本的，卻又常常思念中國的好。他們吃不慣日本菜，喜歡吃餃子、酸菜；看不慣日本電視，喜歡聽京劇、二人轉，甚至看抗日神劇；中日兩國運動員在奧運比賽中相遇，他們會情不自禁地給中國隊加油，數著中國拿了多少金牌……

2019年，導演鵬飛注意到日本遺孤這個題材，去奈良待了8個月，尋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遺孤們。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去遺孤劉明財家裡時，他們翻山越嶺，穿過一片樹林，才到達劉所在的村莊。在劉明財家門口，鵬飛看到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奶奶，我從北京過來看您啦！”

老人一聽北京來的人，瞬間淚流滿面，趕緊跑出來拽著鵬飛的衣服，往田裡走，一邊走一邊說：“奧多桑，奧多桑（孩子他爸），‘中央’的人過來看我們了，還想著我們呢。”在劉明財的家裡，他們依然用著從中國帶過去的“大鍋”來接收電視信號。

孫玉琴則是未能回到日本的遺孤之一。她後來得知，自己應該是被頂替了，一個和她身份相似的人已經歸國二十多年了。如果她提起訴訟，將花費一筆巨資，只好放棄。

她是在養母快去世時知道自己身份的，除了腿上的那道疤，親生母親臨別時脫下身上的煙色女士毛呢大衣，給了養母，親生父親則留下了一個木箱和一封泛黃的遺書。

那件大衣孫玉琴常穿著上山砍柴，後來給小孫子裁剪成了一件上衣。木箱她一直悉心保存，但去年的一天，放在院子裡晾曬，被人偷走了。遺書字跡斑駁，如同那些塵封的記憶，漸漸消逝。■

（感謝張暢、曲曉輝、張文成、龔龍飛、丁雪以及黑龍江東北數字出版傳媒對本文採訪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