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淵衝：我的一生就做一件事

文學翻譯是為全世界創造美，促進中國和世界互相理解，互相欣賞，雙方互相支持，豐富世界的文化資源

文｜《財經》記者 馬國川

編輯｜蘇琦

著名翻譯家許淵衝先生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許淵衝早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1944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文學研究所，1983年起任北京大學教授。從事文學翻譯長達六十餘年，譯作涵蓋中、英、法等語種，先後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翻譯家。

6月2日，許淵衝先生在北大暢春園接受了《財經》記者的採訪。謹將許先生的這次最後採訪發表於此，作為紀念。——編者

“文學翻譯是為全世界創造美，文學翻譯要把文學味翻出來，”著名翻譯家許淵衝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這是值得一輩子去做的事情，我現在還在做這個事情。”

作為文學翻譯領域的世界最高獎——“北極光”獎的第一位亞洲獲得者，許淵衝從事文學翻譯長達80年，在國內外出版中、英、法文譯著百餘種，尤其是在中國古詩詞外譯方面造詣極深，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

今年4月，許淵衝度過了100歲生日。這位從西南聯大走來的大學者，在一百年的人生旅程中，有著豐富多彩的經歷。如今他安居在北大暢春園，每天伏案寫作1000字，經常熬夜到凌晨兩三點。

在採訪中，許淵衝回顧了當年的西南聯大，也介紹了自己的翻譯思想和理論。他認為，文學翻譯是為全世界創造美，促進中國和世界互相理解，互相欣賞，“雙方互相支持，豐富世界的文化資源”。

“知道的越多越好。”許淵衝把求知當成一生的追求。雖然已是百歲老人，許淵衝仍然對知識、對生活充滿了熱愛。他每天都去公園散步，偶爾還坐著汽車去北京街頭轉一轉。同時他也關注世界，對於美國大選、登陸火星等新聞都非常熟稔。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這是許淵衝喜歡的一句話。在採訪的最後，這位老人中氣充足、聲音洪亮地說：“我自己沒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同時也盡我的能力，有一分熱發一份光吧。”

“後人勝前人”

馬國川：作為百歲老人，您回顧過去走過的道路，可以將它分為幾個階段？

許淵衝：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我的一生可以分為三部曲：青春、煉獄、新生。1950年以前基本上是學習繼承時期，同時注意前人的弱點，準備超越；1980年以前是改造時期，浪費了我生命中的黃金時代；1980年以後才開始了我的超越時期，外譯中超越了中國翻譯家，中譯外則成了“詩譯英法唯一人”。

馬國川：從1938年到1946年，您在西南聯大求學八年。您個人怎麽評價那個時代的西南聯大？

許淵衝：現在談西南聯大，沒法還原當時的感受，現在的看法跟當時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為時間越久，看法的變化越大。“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問題，它是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大學合並而來的。三個學校很不同，有的人認為北大好，有的人認為清華好，也有人認為南開好，到底哪個好？要研究。

我的看法，有的方面是清華好，有的方面是北大好。並不是清華絕對勝過北大，也不是北大絕對擊敗清華。清華有清華的長處，北大有北大的長處。一般說來，我倒更傾向於清華。因為清華主要是代表美國，北大是代表中國。清華西方味兒足，北大中國味兒足。

馬國川：對學生來說，西南聯大的學習環境自由寬鬆，西南聯大的教師也多是當時最優秀的學術人物。在這些教師中，誰對您的影響最大？

許淵衝：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影響。這些老師當時是我的老師，現在還是我的老師。八十年過去，我現在看得比過去更準確，更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缺點。因為已經過去八十年了，時代進步了，看法也進步了，現在很多地方是後人勝前人。

馬國川：但是也有另一種可能，就是新人不及舊人。

許淵衝：這都是有可能的。好壞不一定根據新舊來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現在認為，他們缺點不少，本來可以更好。錢鍾書，當年在我們看來很了不起，但是今天看來也有不足的地方。

錢先生認為翻譯有兩種，一種是有色玻璃，一種是無色玻璃。他主張翻譯應該是無色玻璃，不應該是有色玻璃，就是說每個字都要翻出來，比原文不多不少。我和他當面討論，最終尊重他的意見。但是根據多年的經驗，我現在的看法是，沒有無色玻璃，一定是有色玻璃。人類眼睛就是有顏色的，“本色”是看不到的。要翻譯“本色”是不可能的，錢先生自己也認為不能翻譯出“本色”來。例如，劉禹錫的詩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翻譯怎麽可能字與字都對得上？

馬國川：看來，翻譯不是多就是少，是更多一些好，還是更少一些好？

許淵衝：可多可少，不是一定的，看具體情況，怎樣更美就怎麽翻譯。例如，毛澤東的詩句“不愛紅裝愛武裝”，錢鍾書先生主張，紅裝就翻譯成“紅裝”，武裝就翻譯成“武裝”。可是這樣一翻譯，詩意就沒有了。

我翻譯成to face the powder,not powder the face。從字面上說，face the powder意思是“面對硝煙”，not powder the face意思是“不塗脂抹粉”，似乎距離原文很遠，但是我認為這樣翻譯英文就勝過了中文。如果徑直翻譯成“喜歡槍炮而不喜歡打扮”，就失去了味道，詩的韻味就沒有了。

馬國川：您最早是同意錢鍾書先生的，後來是什麽時候變的呢？

許淵衝：我根據自己的經驗，逐漸認識到，有的文字要直譯，如果意譯能夠表達原意又讓文字更美，就應該意譯。我和錢先生最大的不同在此。

馬國川：其實錢鍾書先生是學問家，不是翻譯家。您才是真正的翻譯家。

許淵衝：我也不敢自稱是翻譯家，都是程度問題。以文學而論，不但要翻譯字句，還要翻譯出它的美來。不一定是要跟原文最近就是最好。如果嚴格按照原文翻譯，不但能夠表達原文的意思，還能表達原文的美，那麽就可以用原文。如果有比原文更美的，不妨採用更美的。

“意美，音美，形美”

馬國川：晚清思想家嚴複提出翻譯要“信達雅”，您同意嗎？

許淵衝：“信達雅”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信”，有的譯文比原文更“達”，“雅”是最難說的。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如果隻按照字面翻譯成“東邊出太陽，西邊在下雨”，就乏味了。如果翻譯成“東邊露出了笑容，西邊流下了眼淚”，把“雨”（rains）翻譯成“眼淚”（tears），就更人格化，表示的意思比原文更深一點，也更雅一些。表達詩意很重要。

外文翻譯成中文，就要讓中國人容易接受。反過來，把中文翻成外文，也要使外國人能接受。有時候字面上換了個詞，但是從內容上說反而沒有壞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更重內容，而不在乎形式。

馬國川：這就涉及一個重要問題，是尊重內容，還是尊重詩意的表達？

許淵衝：中國的語言文字和西方的大不相同，據統計只有百分之四十幾可以對等。因此翻譯時，尤其是翻譯文學作品，不能隻用對等原則。創造文學美需要用最好的譯語來表達，有的原文是很美的，有的原文並不美，所以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分析。如果對等詞是最好的表達方式，那就選用對等詞；如果沒有對等或者對等不是最好的表達，就應該舍“對等”而取“最好”了。貝多芬說得好：為了更美，沒有什麽清規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馬國川：作為一個翻譯家，您覺得自己最大的貢獻是什麽？

許淵衝：這個問題太大，不能說“最大的貢獻”，只不過是某些方面進步比別人多一點，某些方面比別人少一點，將來還可以更進步。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應該是既真又美的。譯文如果只求真而不求美，也不能算是忠實於原文。這是我對錢鍾書先生譯論的補充和發展。

馬國川：您把中國古代詩詞的美呈現給西方讀者，這是您最大的貢獻。

許淵衝：人家抽象，我是能夠具體盡量具體。其實，我就是把西方詩的寫法應用到中國詩的翻譯上來，西方詩也盡量利用中國詩詞的好處。創造文學美，需要用最好的譯語來表達。實際上，只要照這個方法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翻譯要考慮很多方面，哪個最美我就用哪個。美，主觀性很強，客觀也有影響，所以過一段時間可能又改變了看法，我經常修改自己的翻譯作品。新人總是勝過舊人的，總是可以找到更美的翻譯。

馬國川：您在翻譯上追求美，但是怎麽理解美，也是一個言人人殊的問題。

許淵衝：我主張“三美”——意美、形美、音美。孔子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意美”能夠使人“知之”，就是真；“形美”能夠使人“好之”，就是善；“音美”能夠使人“樂之”，就是美。所以，真善美的翻譯最好。

真善美三者的關係就是知之、好之、樂之。那麽怎麽樣使人知之、好之、樂之？方法就是真善美。這樣一來，中國文學藝術可以使世界文學藝術前進一步，世界文學藝術也可以使中國文學藝術更豐富。雙方互相支持，豐富世界的文化資源。

馬國川：關於翻譯，您有自己的很系統的主張。但是我也注意到，實際上中國翻譯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觀點。

許淵衝：是的，要說服我很難，要批評我很容易，但是批評聲音高的不多，沒有幾個我說不服的。我說的不一定都對，有意見拿出來，我來指出不對在哪裡。當面辯理好了，能夠當面辯過我的，我還沒有碰到。

“我這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

馬國川：您翻譯了許多中國古代詩詞，當代中國人對於有些古詩詞已經不甚了了，要讓外國人理解中國古代詩詞就更難了。

許淵衝：挑戰很大。李白最有名的一句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蘇聯人問毛主席，你們說這詩好，好在什麽地方？後來又問茅盾，茅盾問我，因為他知道我翻譯這首詩。我說，因為中國有個團圓的觀念，“床前明月光”，看到圓月亮就想到團圓，旅人低頭想到了故鄉，所以說“低頭思故鄉”。西方沒有團圓的觀念，月亮圓跟家人團圓沒有關係，所以蘇聯人說不懂。

我把“床前明月光”翻譯成床前月光如水（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低頭思故鄉”翻譯成沉浸在鄉愁中（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 am drowned）。把鄉愁比作水，床前的明月光像是一潭水，看見在水上的月光，就想到如水的家鄉。這樣一講，蘇聯人恍然大悟：你們中國的文化高深，但是這樣表達就能夠理解了。

馬國川：一首詩就說明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許淵衝：所以我們搞翻譯工作的，就是盡量使不了解的東西成為了解的東西。僅有這一步還不夠，還要更進一步，使互相了解變成互相喜歡。中國人翻譯或許能夠讓外國人懂，但是中國的美沒有傳播出去。怎樣使外國人不但懂這個意思，還要懂這個美，喜歡這個美？要做到很難。

文學翻譯是為全世界創造美，文學翻譯要把文學味翻出來，我這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每一句詩詞變成另外一個美的語言，沒有固定的方法，我費了畢生之力，還不敢說就找到了。這是值得一輩子去做的事情，我現在還在做這個事情。

馬國川：這是一個非常難的文化工程，因為要讓中國和世界對話溝通，必須首先了解中國，還要了解世界。

許淵衝：很難，印度、埃及也是文化古國，歷史都比中國更悠久，但是民族氣味太重、宗教氣味太重，他們的文化很難變成其他民族能夠理解的東西，因此很難和世界溝通，自己也很難發展。在這方面，中國勝過西方。我們宗教氣味不重，而且倡導“天下為公”。我個人看來，就目前我們所知，以古文化而論，中國文化最高。在《禮記》裡就有“大同”“天下為公”的說法。要真正好好地研究，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馬國川：您在《西南聯大求學日記》這本書裡，講到了馮友蘭說過的“人生四個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您覺得自己現在生活在哪一種境界呢？

許淵衝：對人而言，前三個境界就可以了。“天地境界”是什麽？可能馮友蘭先生也沒有完全了解。人很難完全了解天地，我覺得天地境界不可能。

馬國川：我理解，馮友蘭所說的“天地境界”，就是說一個人無欲無求，能夠平心靜氣地做一件事。

許淵衝：你這標準太低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太容易了。孔子到了“天地境界”嗎？沒有到。老子也沒有到啊。

馬國川：您已經100歲了，現在您覺得您這一輩子最好的時候是現在，還是上大學的時候？

許淵衝：大學的時候是無知的，現在知道的多一點了，但是距離100分也差得很遠，甚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反正我就知道，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東西。知識由少而多，從不知到已知，這樣就可以了，哪有“天地境界”。

馬國川：您一直把求知當成一生的追求。作為一個年逾百歲的知識分子，您對後輩有什麽希望？

許淵衝：一個人的知識總是有限的，沒有頂點。哪裡可能有全知的人？只能說，知道的越多越好。

人生應該盡量生活得愉快。我自己沒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同時也盡我的能力，有一分熱發一份光吧。我活了100歲，再做不了多少事了，只能靠你們做了，大家有一分熱發一份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你們前途越來越大，希望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