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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洛弟
讓人看完第一季，盼著第二季的國產“神仙綜藝”，越來越多是趨勢，數量有限是規律。
泛文化綜藝，無論脫口秀真人秀，都是近兩年的評分頭馬。
所以《國家寶藏》第二季一開播，豆瓣評分飆到9.4，居高不下，也不奇怪。
雖然與上一季節目形式大致相同，但相較而言仍有微瑕。
但這不是《國家寶藏》的問題，而是2018年，泛文化綜藝在求變之路上，共同要面對的：
從“不鹹不淡”到“喧賓奪主”，泛文化綜藝該有的娛樂化，標準到底在哪兒？
從風潮之先
變成小品大賽
沒有《國家寶藏》的十個月，可把觀眾饞壞了。
第二季一開播，大家紛紛撲上，迎接新一輪的驚豔和感動。
如主持人張國立所說，不變的第二季，唯一變了的，只是“博物館天團”的組成。
這倒是觀眾所期盼的，一檔優秀綜藝該有的底氣。
看完前兩集，不得不承認，“第二鍋”還是有一點變味兒。
當然，這對它的優秀影響並不大。
節目最具特色的“國寶守護人”與“前世今生”小劇場環節，為上一季瘋狂圈粉。
但這一季的瑕疵，也出在這上頭。
當一檔綜藝最奪目的環節成為名片，它也生出獨立於節目之外的可能。
其副作用，就是減弱對節目、對文物本身的服務。
中間的聯繫，變得可有可無。
第二季裡，給人這種感覺的段落，多次出現。
如第一集裡的“樣式雷”建築設計燙樣，前世故事的演繹，著力點就有點兒偏。
它著迷於敘述燙樣對與中國建築史的意義，以及由之引發的中國人“我寫我史”的自豪感。
可關於“樣式雷”何以巧奪天工，如何巧法，卻沒展開講述，像要留給觀眾自行百度。
而第二集裡，潮州金漆木雕大神龕背後的抗日故事，國難親情，令人胸懷激蕩。
但著重煽情之餘，對神龕製作工藝的介紹之少，真有點對不住它精巧複雜、莊重華麗的外在。
同樣，“金甌永固杯”的前生故事，比起上一季第一集裡的“各色釉彩大瓶”，也差多了。
黎明飾演的老年乾隆“夢穿”，與祖父、父親相會，三代帝王大談乾隆朝的得失。
醒來後，乾隆下令鑄造新的“金甌永固杯”：“舊杯子不用了，該換新的了。”
所謂的“革新”主題，與文物本身衍生內涵，關係太遠。
相比之下，上一季“各?釉彩大瓶”的故事裡，青年乾隆（王凱 飾）的故事，可看性更強。
“鼎盛王朝，就該海納百川”的帝王心路，跟文物本身“包羅萬象”的奇巧，貼合多了。
包括第三集裡，錯金銀四龍四鳳銅方案座、彩繪散樂浮雕與長信宮燈的“前世故事”，更像是從文物歷史背景中編纂的故事。
戰國時代小國中山，何以能達成如此精巧的工藝？五代初期的浮雕彩繪，顏料與畫法如何，才能讓色彩千年依在？長信宮燈的“漢初環保設計”靈感何來？
很可惜，都沒什麽交代。
第二季裡出現的問題，一句話歸結：
故事裡的文物，換成任何一樣別的，都沒什麽區別。
小劇場的編排，越來越注重表演、舞美和由之而來的煽情效果。
它與文物本身的聯繫，開始減弱。
這種偏差的產生，不是《國家寶藏》自己的問題。
任何一檔綜藝，經過形式上的空前成功，為收視率計，都可能產生形式脫離內容的傾向。
別把“討好”觀眾
搞成“糊弄”觀眾
當然，並不能因此而否定《國家寶藏》。
必須得承認，《國家寶藏》在國內文博類綜藝發展中的裡程碑意義。
去年同期，第一季的播出，直接引爆了2018年泛文化綜藝數量上的噴發。
在它之前，沒有一檔文博類節目以這樣的形式出現。
過去，泛文化綜藝的生存形態，從形式到內容，都相對固定。
因此導致的閱聽人範圍，則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狹窄和隨機。
較多的呈現形態是紀錄片，或紀錄片性質的電視節目。
其中有名的紀錄片，包括2005年10月央視一套播出的《故宮》，由周兵、徐歡執導，趙小丁攝影。
這套大型紀錄片，為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攝製，至今仍然是央視文化紀錄片的標杆之作。
另一大成就，則是2006年的數字電影紀錄片《圓明園》。
電視台文博類紀錄片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十年後驚豔全網的《我在故宮修文物》。
而紀錄片性質的電視節目，雖然多數聲量不大，但也留下過幾檔“名牌”。
最知名者，包括央視的《探索·發現》與《國寶檔案》。
前者兼有人文歷史、自然地理兩大主題，後者則是對國寶級文物的全面專門介紹。
此外，現場真人秀性質的《鑒寶》《一槌定音》之類節目，也成了各台爭相模仿的央視品牌。
但此類節目內容，整體以藝術品鑒定、投資、拍賣為主，而非知識普及。
觀眾在知道吳湖帆是誰之前，對他的青綠山水設色手法，沒啥需求。
不論節目形式如何固守，觀眾對於相關知識普及的需求，終歸是日漸增長的。
而製播平台的網絡化，也只是在需求背後狠狠推了一把。
《國家寶藏》應運而生，是央視大膽“出圈”的創造，與觀眾“內容普及化、形式多樣化”需求的一次恰好匯合。
“國寶守護人”眾星雲集，流量與話題度兼具，“前世今生故事”小劇場形式，也前所未有。
而最為它贏得聲量的，還是不同於以往“央視製造”的跳脫風格：
引爆它第一批口碑的話題，正是第一集裡乾隆遭到的“官方吐槽”。
當時，乾隆禦製瓷器的繁複花色，以及為書畫蓋滿禦覽閑章的謎之愛好，剛剛成為網絡熱門話題。
於是，央視幫大家“出了口氣”，讓“乾小四”在夢中遭遇了“本命”王羲之、“牆頭”黃公望以及“皇阿瑪”雍正的轉圈吊打。
這被認為是央視不再“板臉”，擁抱大眾審美的一次創舉。
由此引發的磅礴流量，將節目推上神壇，也讓許多觀眾第一次了解了文物的厚重，從頭開始對國史的“溫情與敬意”。
它的影響力，在2018年衝出文博類綜藝的圈子，為整個泛文化綜藝領域帶來新風。
第一個案例，是《一本好書》——同樣借助戲劇形式，一批優秀演員對名著的演繹，為它贏得了豆瓣9.3的高分。
但在形式與內容的分歧上，它的問題比《國家寶藏》第二季還要大。
為了適應舞台演繹的形式，《一本好書》對原書的節選與改編，動作極大。
《月亮與六便士》一期，基本把原著最富戲劇性的情節，全部搬上舞台。
它還將原著第一人稱“我”的視角，試圖與作者毛姆本人融為一體——
無論在文學常識層面，還是與現實中毛姆身份性格的對比，這都是個可怕的錯誤。
重要的是，觀眾在舞台上把最吸引人的部分看完了，還會去讀書嗎？
它對《萬歷十五年》的改編，則完全是拆卸重組：
當這部學術專著，被改編成萬歷一人的自述，它最具特色、最富價值的“大歷史觀”，也在演繹中徹底消散了。
王勁松老師演得好，可偏偏演的不是《萬歷十五年》。
最終，觀眾看的是“一出好戲”，而不是“一本好書”。
節目精彩的形式，不自覺間賦予了節目本身極強的欺騙性：
看了一出好戲的獲得感，與讀了一本好書的獲得感，完全是兩碼事。
可偏偏在故事情節上，兩者有著令人難辨的高度重合。
當觀眾難以分辨兩者的差別，以為看了《一本好書》就等於讀了一本好書，看了那期《萬歷十五年》，就以為《萬歷十五年》，那麻煩就大了：
一檔鼓勵觀眾讀書的欄目，反而讓觀眾遠離了書本。
它無意間背離了初衷，讓反碎片化閱讀的行動，變成了碎片本身。
瘟也不行，火也不行
格調與傳播如何雙贏？
但在這年頭，想老老實實做文化，少搞娛樂化，絕對是冒險。
同樣的案例，也出在今年。
網綜《神奇圖書館在哪裡》，主持人馬伯庸和趙子琪，都是“文化人”。
話題也很有意思：
尋找中國各地有意思的書店與圖書館，探尋空間與書本關係的每一種可能。
可這檔走“小”與“輕”路線的綜藝，也折在了這上面：
太小太輕，每集只有30分鐘，不夠嘉賓聊，也不夠觀眾看。
最後，每集都變成了走馬觀花式“一日遊”，沒有空間體現更多內涵。
觀眾除了一張“圖書館地圖”，幾套馬親王書單，所獲甚少。
瘟也不行，火也不行，鹹了齁著了人，淡了難以下咽，這可太難了。
這是2018年泛文化綜藝，整體面臨的難題。
可是，又沒有整體解決的辦法。
最終，每一檔節目的“火候”，還得由各自的創作者自己來把控。
對泛文化綜藝而言，明晰觀眾定位，還是其次。
重要的是，對目標觀眾所需要的，有深入的研究。
講文物，一切形式的主要服務對象，就必須是文物。
聊書，主要的目標觀眾，也可以是一本書的目標讀者。
形式獨立於內容之外，脫離目標觀眾，與初衷偏差，觀眾今天叫好，保不齊明天就煩了——
觀眾是會成長的，一旦長到了脫離“低階”的程度，要脫粉，誰也攔不住。
要想長久做下去，創作者需要的，是一點點“不慣著觀眾”的自決意識和勇氣。
觀眾現階段要什麽，就一直給什麽，注定只能跟隨，不能引領。
尤其是泛文化綜藝，更需要牢牢把握創作端的“主動權”。
而主動權的掌控力，取決於創作者文化素養的高度，以及對作品主題的熟稔把握。
“單體戰鬥力”的提高，除了創作者自己，沒人能說了算。
說到底，還是個時間問題。
但好在，泛文化綜藝問題的產生，與它在近年的飛速發展，是並行的。
發展得快，問題出得也快，但發現得早，解決的速度，自然也是可觀的。
2019年，泛文化綜藝仍舊會是高產的一大品類，但究竟有多少檔能躲過“雷區”？還待實間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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