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比起“過日子”更要“奔日子”

改革開放的40年，是柳傳志實現人生價值的40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伴隨“科學的春天”，迎著改革開放的大潮，柳傳志“下海”了。但他並沒想到，自己選擇的電腦行業，讓他和聯想集團站在了潮頭。

從1984年創立聯想，到與國外主要電腦品牌正面競爭，再到世界領先，柳傳志也在改革開放這一部大書裡面寫下了“聯想”自己的一頁。

近些年，“聯想控股”做起了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以“資金+經驗”的方式支持年輕人創業。

他說，40年改革開放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波折，時至今日，國家仍在不斷地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但自己仍像當年一樣相信國家會有光明的未來。（據新華社）

“40歲創業，感謝當時的大環境”

新京報：1984年10月17日，中科院計算所同意你和幾位夥伴創辦公司的那天，你還記得是怎樣的場景嗎？

柳傳志：在科學院工作本來應該是很榮耀的事情，但是周光召院長特別談到了，怎麽樣讓我們的科研成果變成產品，所以那時候科學院希望知識分子、科技人員能夠下海辦企業，就在這種號召下，1984年11月份，在傳達室那個小平房裡，我辦了企業。

新京報：你那時40歲，面對創業，你覺得機會在哪裡？最大的困惑又是什麽？

柳傳志：我1966年大學畢業，接著就是十年動蕩，這十年中，我整個人非常憋悶。現在的年輕創業者可能體會不到這種憋到底是什麽樣的感覺，因為現在想創業就創業。

我在科學院做了13年磁記錄電路的研究，雖然也連續得過好幾個獎，但做完以後，就束之高閣了，沒有變成社會價值。只是到最後，1980年我們做了一個雙密度磁帶記錄器，送到陝西省一個飛機試飛研究所用了起來。我們心裡特別高興，但就在這時候，我們開始接觸國外的東西，發現自己所做的東西，和國外差得太遠。

1984年，我整整40歲，終於有機會能出來辦公司，我就特別想試試，也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今天的人會想，一個40歲的人怎麽還創業呢，可那時候，我真沒覺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覺得恰逢其時，非常感謝當時的大環境。

我們是從做貿易開始的，要靠貿易活命，把資金積累起來。而且那個時候大家什麽都不懂，什麽是市場、怎麽做行銷，根本不會，不把貿易做通了，再好的科研產品你也不知道怎樣賣；不把製造業搞精良了，好的科研產品的一些特點也會被製造業的粗糙掩蓋了。會做貿易以後，看問題才會有系統性和穿透力。

“行動起來就真的不會焦慮了”

新京報：聯想最初經歷過騙局，你能否講述一兩則印象最深的？可否描述一下當時的困境和之後的決策，以及這樣的“失敗”對你後期事業發展有哪些幫助？

柳傳志：1987年，我們300萬元錢被深圳的一個進出口公司騙走了，當時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甚至拿板磚拍他的心都有。要知道當時我們全年的利潤才100多萬人民幣，多少人辛苦掙來的。

這個錢追回來以後，我夜裡依然會被嚇醒，住到海軍醫院三個月才調整回來。

說到困境，我們那時候辦公司，當時有很多地方政策是跟不上國家要走的路的。比如我們做漢卡收到了一張罰單，原因是定價過高，那時物價局規定售價必須在成本之上加20%。但是什麽是成本？隻算具體的元器件這些硬體成本和人工工資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則全不算。所以他就給我們開罰單，而且罰得還挺重。那時有些年輕同事建議“應該開個記者會，把罰款的事告訴天下。”後來我還是堅決沒這麽做。當年我的經驗就是最好讓長官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這就是我保命的法寶。

新京報：三十多年來，哪個時刻你覺得最艱難，是什麽支撐堅持下來的？你曾借用過一名企業家的話來形容創業的狀態——“永遠戰戰兢兢，永遠如履薄冰”，你覺得這是每個創業者都面臨的焦慮嗎，你是怎麽克服的？

柳傳志：1993年前後，我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聯想集團在中國香港上市，我就把全部的力量放在這上頭。其實不應該，因為上市的意義也沒那麽大。而在那一年，恰恰是中國的IT行業發生劇烈變化的一年，那年開始外國品牌進來，一些本土品牌變得艱難，再加上我們內部爆發了比較激烈的矛盾，同時兩面應戰，讓我一下住到醫院裡面。身體好些之後，我就把醫院變成了一個指揮部，整個戰略就是在醫院裡完成。

我感到焦慮的時候，就一個人靜思。把到底焦慮的是什麽東西弄清楚。這個思想的過程，其實是自我提高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過程。我早期辦公司的時候，老把公司要做什麽，當前是個什麽狀況，我們應該做什麽，講給大家。對外講，是我理清思路非常重要的一環。想清楚和講清楚還不一樣，你得先理清楚事兒是怎麽回事，然後再考慮怎麽講能叫別人信服。

後來我發現了規律：在想不清楚的時候就交流，之後拉一個方案出來，即使想得不對我先做一做，做得不對我再調，一行動起來就真的不會焦慮了。

“投資企業，解決就業，給社會帶來財富”

新京報：2001年，你以令很多人出乎意料的方式將聯想集團分拆，成立聯想集團、神州數位，同時進軍投資行業，作為實業起家又轉型投資行業的企業家，你怎麽看待資本與實業之間的關係？

柳傳志：現在國家非常強調金融業要做好直接投資，支持實體經濟，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國家要格外重視這些做直接投資的投資者，他們能夠幫助創業者。我用一個親眼見證的、最有切身體會的例子來說，就是中關村的發展。中關村是在2000年以後真正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很有活力的創業創新基地的，而這和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投資機構的到來是同步的。聯想控股也是在2000年形成的風險投資，也在這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在其他條件具備的情況下，資本的力量是多麽重要。

聯想控股旗下有三家財務投資基金，君聯資本、弘毅投資和聯想之星，總體掌管著近1300億人民幣的資金，所投的企業一共有700多家，這些企業裡邊有很多做得非常大了，解決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給社會帶來財富。這充分說明了投資企業是GDP形成的一個重要部分，而且因為是從企業發展早期、種子期、成長期、發展期就開始進行了投資，所以確確實實是對國民經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新京報：你辦公室裡的雕塑十分有名，之前是“蓄勢”，後來又為什麽換成了“突破”的雕塑？

柳傳志：“蓄勢”是一頭牛，低著頭使勁，準備發力的姿勢，我覺得這麽多年，中國也在蓄勢，聯想也在蓄勢；2015年，聯想控股上市之後，辦公室的雕像換成了“突破”，是人破壁而出的形象，象徵著我們經過多年的蓄勢，開始到了發力突破的階段。

沒有改革開放，很多有才華的人會被埋沒

新京報：如今的互聯網，顛覆性的事件每天都有可能發生，你覺得和你創業的那個時代相比，新的創業者面臨的環境有哪些不同？

柳傳志：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都對民族、對國家有一種很深的感情，想多做一些事情。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可能有才華的很多人都會被埋沒了。我們趕上了改革開放這麽一個時代，就應盡其所有去努力工作，我覺得沒有更多可選擇的路。

中國企業家從第三代開始資金來源確實有了大的變化，前兩代大多都是要靠自己積累，第三代，隨著風險投資的興起，大家膽子就大了，敢於超前。

新京報：你給年輕人怎樣的建議？

柳傳志：世界上分兩種人：一種是過日子的人，一種是奔日子的人。過日子的人，舒舒服服地把自己家的日子經營好，是人之常情；但奔日子的人有更高的追求，有奔赴的目標，他們比過日子的人更辛苦，卻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主力。這個社會，需要更多奔日子的人。

學習能力的提高，能夠把聰明變成智慧。智慧其實無非就是勤動腦、勤思考。人的進步，學習能力的提高，我認為無非是跟書本上學，看人家怎麽做。在實踐中跟同業、跟朋友去學習，其實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實踐中學習，聯繫到自己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把做過的事情，不管是大的事情，或者小的事情，重新考慮一遍，就是複盤。每過一段，都要看一下定的目標合適不合適，邊界條件是不是發生了變化。在以前做事的過程中，目標實現了嗎？超額實現還是沒有實現，原因到底是什麽。複盤其實非常重要，它是提高學習能力很重要的一件事。

新京報記者 陶若谷 編輯 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