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子
“現在有一個高考衝刺班，35天5萬塊，您覺得我應該去嗎？”
距離2021年高考還剩38天，教育博主阿粒收到這樣一則谘詢。聊天截圖顯示，這名高考生的二模、三模成績穩定在320~330分，高考衝刺班承諾他“提升120分左右”。
“這是一種過度索取，或者說‘破格獲取’的心態。”馮霖在教育行業從業6年有余，先是在私立高中教了2年書，然後到高考衝刺班任教。在他看來，高考衝刺班的存在，是現行高考體制下的某種必然。“就是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精力獲得最好的結果。”
家長願意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花錢，已毋庸置疑。早前，《2017年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顯示，1/3的受訪家庭在孩子高考上的花費在2萬到5萬元之間，52%的受訪家庭在孩子高考輔導方面的花費超過1萬元。
但問題是，錢花了，分提了嗎？高考衝刺班的存在，對學生和現行教育模式而言，意味著什麽？
平行世界
在網絡平台搜索“高考衝刺班”幾個字，結果繁多，課程類型主要囊括1對1、小班、全託管和半封閉四類。而無論選擇哪種班型，基本意味著考生將脫離原本熟悉的複習環境，進入到一個以高考為終點的“平行世界”。
“基本圖個心理安慰”“只是炒冷飯”“成績沒什麽提升”……論壇裡，有人問：“高考衝刺班有用嗎？”答案多以“勸退”為主。但林怡卻向筆者描述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圖景。
高三那年，成績波動引發的自卑心作祟讓林怡逃離了學校。“老師每天在講大題、難題，我跟不上，感覺像是一件衣服破了，不是在補破洞，而是在破洞的周邊繡花邊。”
林怡的高中是市裡排名靠前的學校，本一率能達到90%。高一剛入校那會兒，林怡成績很好，考過年級前三，也上過紅榜。高二一整年，因為抑鬱症，學不進去，成績也跌落谷底。
“到了高三，學校會根據學生成績開設課後班，班裡前十的學生上培優班，排名二三十的上提升班，剩下的上補差班。”按成績，林怡會被分到補差班，但自尊心不允許她心安理得接受，“覺得自己像被學校遺棄了一樣”。
敏感如她，在“成績衡量一切”的心理暗示和“不再受老師重視”的心理落差下，林怡選擇了逃離，花1.7萬元報了為期兩個月的高考衝刺班。衝刺班有20餘名學生，大多來自非重點高中，在那裡，林怡覺得自己重新回到了“所有人都差不多”的環境，這讓她重拾安全感。
“安全感”三個字被林怡頻繁提及。於她而言，不被落下，沒有同齡人的壓力，便是自在的環境。而對於因為藝考脫離班級數日的藝考生而言，“歸屬感”是他們進入高考衝刺班這一“平行世界”的共性理由。
4年的執教經歷裡，馮霖估摸過，藝考生佔到了衝刺班學生的60%~70%左右。“這些學生回到學校裡邊，很難跟上學校的節奏，分數大多徘徊在200~300分，也找不到自信。對於他們來說，到衝刺班從頭開始學，一來提升的速度可能更快，二來彼此之間也有共同話題。”
在馮霖看來，個性化、自由度是這個“平行世界”的兩個關鍵詞，當然，這也是兩把雙刃劍。“雖然說最後學生能不能考出來，誰都不能打包票，但起碼能讓學生有選擇權，選擇自己喜歡的機構、老師、教學模式，他們的自由度會更廣一些。”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解釋高考衝刺班的時候則認為：“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54.4%，已經進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但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高考競爭從未停歇，甚至還有愈演愈烈的態勢。”而高考衝刺班，便是直接產物。
重回現實
即便是短暫因為“安全感”或“歸屬感”躲進衝刺班的“殼子”裡，高考是始終無法逃避的“最終審判”。而在高考前，某些壓力就已然發生了。
據飲醴回憶，高考前，班裡有5名同學報了校外衝刺班。到了備考後半段，不同科目的授課老師不約而同開始“炮轟”那些學生：“學校老師教了幾十年，難道就不如那些外面的機構？”而一向很少在課堂上講廢話的數學老師更是花了半節課時間強調：“離開了教室就是離開了高考。”
“特別關注”從老師傳遞至學生。飲醴還記得，班級裡的每次大考之後，大家都會格外關心那些在外面報了班的同學的成績，也包括她自己。“成績貼出來後，大家對他們格外‘關心’，而且還指指點點。”
而高考真正結束後，才是對這些曾躲進“平行世界”的學生的最終審視。結果無非兩種，提分多的成了宣傳案例，沒怎麽提分的，成了口口相傳中的“教訓”。
林怡算是成為宣傳案例的一類考生，與省質檢相比，她提升了90分，是整個衝刺班裡唯一考上211院校的學生。但她也清楚，與其說感恩衝刺班本身，倒不如說感恩那兩個月裡的自己。
衝刺班的課程安排很緊，從周一上課到周六，每天上午三節課，從八點到十二點，下午三節課，從兩點到六點，晚自習上到九點，然後回家繼續做老師布置的習題。因為是衝刺班，所有的知識點從頭開始教，方式也有些“粗暴”，不會的題型猛刷，一晚上做80道。
“班裡很多人完成作業都很難，但我除了做老師布置的作業，還會再刷兩套卷子，基本都是凌晨三四點睡覺。”為了徹底隔絕外部干擾，林怡在衝刺班附近租了間房，沒有網，只有一個僅保留通話功能的老人機。
“所以說，高考衝刺班這個東西，真的要理性評估。”林怡覺得，不需要對其汙名化或者刻意吹捧，關鍵是弄清楚它和自己的學習模式、學習習慣是否契合。“如果有意向，可以先試讀幾節課，看看自己在外面的上課效率是不是更高，外面老師講的內容是不是更容易吸收，或者說能否擺脫自己在學校裡的負面情緒。”
把“可能性”做成生意
在與時間賽跑的日子裡，“可能性”異常值錢。
馮霖曾經在河南省某三線城市的高考衝刺班任教，三個月課程，收費標準在2萬元左右，更高的能到3萬元。而當地公辦普通高中的學費標準為：示範性高中930元/生·期，一般高中850元/生·期。
當然，“可能性”越大，收費標準也會越高。高考前夕，馮霖的一個學生參加了一個集訓班，三天時間，收費3萬元；另外一個學生和一個機構簽了約，單英語科目，收費5萬元，保高考130分以上，考不到的話全額退款。
“一般來說，高考衝刺還是有一個行業標準的。當地的龍頭、標杆性機構收費最高，然後是腰部機構、個人開辦的‘名師授課’，但真正的定價還是符合市場要求的，否則就沒生意做了。”
10年前，馮霖參加高考，那會兒沒怎麽聽過高考衝刺班，但從業4年來，他能明顯感覺到，做這一行的越來越多。“畢竟專門針對高考衝刺，只有三個月，屬於一個短平快的賽道，輕資產行業，很多人願意嘗試。”自然，盈利也異常可觀。
據馮霖介紹，小型機構的成本大概在30%左右，大機構成本在50%左右。這也意味著，如果經營得當，至少能“對半賺”。疫情發生以前，馮霖的一個朋友經營一家高考衝刺名師工作室，三線城市，18個學生，3個月掙了二三十萬元。
厚利催生亂象。2019年，“河北衡水一中福建高考學習中心”發布招生簡章，稱該中心由衡水一中授權，常年開辦高考複讀班、高考靠前衝刺班。隨後，衡水一中發布聲明稱該中心“冒用名義，肆意欺騙廣大學生及家長”。同年，南京某家長向媒體反映，給孩子花3萬元報了高考衝刺班，但老師在自習課上讓學生們整理發票。
針對亂象，有業內人士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課外補習機構的管理難度極大。“雖然教育部門對校外補習機構負有監督職責，但很多補習機構是在工商部門進行登記的，給監管造成了一定困難。”
而在熊丙奇看來，高考衝刺班根植於高考焦慮，即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和單一的成長選擇。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資源配置慣於向名校傾斜，另一方面，社會整體存在“高學歷消費”現象。從目前來看，這種焦慮暫時難以緩解。
“在巨大的高考競爭壓力下，成績還是最後的定論。這就導致了學生和家長們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精力，取得盡可能最好的結果。”馮霖將這種心態概括為“過度索取”，或者說“破格獲取”。
（文中阿粒、馮霖、林怡、飲醴均為化名）
（編輯：黃玉璐 校對：顏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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