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要素市場化改革並沒有完成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國內外有的人士似乎潛意識地認為，只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確定和供需平衡99%以上由市場決定，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就基本完成了。這是表面的感覺。實際上，市場經濟最為基礎的是，由市場價格和供求信號來配置資源—生產要素。一種要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由扭曲的市場配置；另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由計劃和行政方式配置。這種配置格局，肯定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且會形成二元體制扭曲，導致要素閑置和低效率，造成生產的巨大損失。從這個視角看，中國市場取向的改革結束了嗎？回答非常清楚：沒有結束。

　　自1978年以來，從各基本生產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的啟動先後、規模演變、體系進化等邏輯看，先是進行了資金有償使用的市場化改革，再是推進了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轉變，最後才觸及到土地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攻堅，至今才剛剛開始。

　　最早開始的是資本要素的市場化改革。

　　1979年以前，國有企業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的來源是財政無償撥款；從1980年起，先在實行利潤留成制度的部分國有企業進行徵收固定資金佔用費的試點；從1985年起，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從財政撥款全面改為貸款，並且包括個體、私營和外資等企業的長短期資金在內，大多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貸款配置。後來形成企業流動資金和固定資產長期投資，由銀行貸款供給；1990年建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形成企業上市融資、發行債券和證券買賣等資本市場。雖然資本要素市場還存在壟斷和歧視現象，但還是基本形成了資本由供求和利息調節配置的市場體系。

　　然而，信貸、債券、股權、股票等等資本市場化配置方面，也還是存在著對民營經濟、技術創業、中小微企業、農村農民的審核、配額和費率的二元歧視。資本配置市場化改革，仍需要進一步深化。

　　再是推進了勞動力市場化改革。

　　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外出，並且到21世紀初已經初步形成了勞動力要素配置的市場體系。整個80年代，城鎮職工就業仍然以計劃招工製招進，但企業並沒有建立使勞動力退出的機制。用工部門與勞動者之間沒有用工與勞動之間的市場化契約。80年代後期，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外出民工潮，用工方主要為個體、私營、外資和有限責任公司等企業，國有企業的編外工人，建設項目工地用工，家庭用的保姆。工資隨行就市，或者簡單勞動合約或者口頭契約。初步形成了不規範的勞務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來推進勞動力的市場化配置。對農民工外出的務工證和各種行政收費進行了清理；起草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了下崗、分流和再就業的改革；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事業部門員工的招收，先是從學校的分配製和用人部門的計劃製，改革為雙向選擇，最後改革為畢業生不計劃分配而自己尋找工作；對流動人口先是發放暫住證，2015年改革為居住證。進入21世紀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約法》，各地相繼設立了最低工資線，允許注冊勞務派遣公司開展經營，工資由用人部門和勞動者雙方談判確定，形成諸多的勞務和人才網，允許獵頭公司進行高端管理和技術人才的尋找、介紹和入職等經營服務。

　　然而，迄今為止，在人口市民化和勞動力流動方面，戶籍放開並沒有徹底得到落實，對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公共服務並沒有均等化提供，進入城市務工人口的居住成本門檻太高，城鄉統一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也沒有形成，分配於他們的土地房屋卻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而有償退出造成人口流動的土地粘性。因此，勞動力要素流動的市場化配置，需要協同推進、綜合改革。

　　真正的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才剛剛啟動。

　　土地市場化改革雖然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但由於改革目標不明確、體制被扭曲和步伐很緩慢等原因，土地要素配置領域目前是計劃調節和行政管制力度最大的部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深化和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意見，土地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放在首位。其才剛剛啟動，城鄉統一土地市場的建設可能要貫穿於未來5-8年之中。因此，經濟體制中最大的扭曲是土地要素配置體制的扭曲，最大規模的閑置和低利用要素是城鄉體制性剩餘土地。未來最需要的是對土地要素配置進行市場化改革，而最大的增長潛能來自於城鄉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後配置的改善。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