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明：宏觀供需格局高度結構化使得2021年面臨四點新挑戰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馮煦明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015986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相比去年增長2.3%。分季度來看，除了第一季度受疫情衝擊出現負增長之外，後三個季度經濟增速逐季回暖，分別實現了3.2%、4.9%和6.5%的增速。

　　結合國家統計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初步估算，2020年我國GDP在全球總量的份額達到17.6%，相比2019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相對與美國經濟的規模也由2019年的66.7%，提高至2020年的70.8%。

　　2020年的中國經濟表現，得益於韌性強、靈活度高、具有充分自生恢復能力的產業鏈

　　在海內外遭受百年難遇新冠疫情衝擊、外部經濟普遍萎縮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主要得益於三方面因素：

　　一是疫情防控果斷得當。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不僅普遍性地抬升了各類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而且明顯增加了各類經濟主體的預期不確定性，系統性地改變了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邏輯。疫情能否得到控制成為宏觀經濟能否恢復的重要先決變量。疫情爆發之後，在全球範圍內尚缺乏經驗的情況下，我國以果斷的決策力和執行力，僅用1個多月時間就初步遏製住了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為經濟恢復奠定了基礎。

　　二是宏觀政策靈活有力。疫情爆發之後，我國加大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實施了穩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尤其是圍繞“六保”頒布了若乾有針對性的結構性財政金融政策以及若乾政策直達機制，有力地緩解或緩衝了疫情的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為應對疫情所采取的宏觀政策相對較為溫和，貨幣政策仍處於常規區間，正規政府債務率仍不高，為未來留有較大余地。

　　三是複產復工及時高效。及時高效的複產復工，反映了中國經濟產業門類完整齊全、產業鏈韌性強、靈活度高、自生恢復能力強的優勢。這使得即便產業鏈上個別企業因疫情原因“掉鏈子”，相應的替代方案很快能夠補上，避免了對產業鏈造成長期、嚴重的衝擊。這在其他大部分國家是難以做到的。從需求側“三駕馬車”來看，出口的超預期增長是2020年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出口超預期正是建立在複產復工這一前提基礎上的。

　　總而言之，2020年的宏觀經濟表現充分印證了中國近年來持續增強的一項突出能力——具有較強韌性、靈活性和自生恢復能力的產業鏈。不僅如此，即便受疫情影響，中國的產業結構反而逆勢轉型升級，產業鏈各個環節的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進程明顯加快。這些也為加快構建“內循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進一步增強了底氣，積聚了動力。

　　宏觀供需格局正在高度結構化，2021年面臨四點新挑戰

　　2020年第四季度6.5%的同比增速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基本恢復到了潛在增長率水準附近；受基期因素和翹尾效應的影響，預計今年第一季度大概率還將繼續衝高。對此，應當辯證地看待：一方面，應當認識到這種高增速是疫情衝擊之後形成脈衝反應的一部分，是對前期經濟缺口的“填補”。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宏觀經濟所處的周期形態正在發生明顯變化——儘管消費仍未完全恢復，但像去年一季度那樣普遍性的需求不足和負向產出缺口已經不複存在，轉而出現了高度結構化的宏觀供需格局：一些領域需求反彈勢頭強烈，價格快速上行，已經或者正在形成供不應求的狀態。其中，上遊能源原材料行業體現尤為突出，以煤炭、石油、鐵礦石、螺紋鋼、銅、鋁為代表的上遊原材料出現了普遍性的價格上漲行情。與此同時，另外一些領域，如旅遊、住宿、餐飲、線下教育、線下娛樂等，需求尚遠未回復，處於產能利用率較低的狀態。

　　高度結構化的宏觀供需格局，將使得中國經濟在2021年面臨不同於2020年疫情期間的新挑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上遊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將顯著推升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再通脹壓力應當引起重視。特別值得引起重視的是，2021年所處的宏觀周期相位可能類似於2016年下半年，上遊原材料價格上漲在未來一段時期將對PPI帶來上行壓力，並沿著產業鏈向一般消費品價格傳導。而且，由於疫情在最終消費端的影響尚未完全褪去，屆時下遊中小微民營將面臨“兩頭擠壓”的局面，形勢比2016年還要複雜。

　　二是金融風險形勢複雜化，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加劇。受分子端和分母端的共同作用，2020年我國宏觀杠杆率攀升較快，大約提高了27個百分點。由此造成的壓力將在接下來幾個季度逐步顯現。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須要未雨綢繆，信用債市場違約事件的擴散傾向也值得警惕。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支出剛性，中西部部分地方“三保”壓力較大，也增添了今年財政政策力度把握的難度。

　　三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放緩，邊際消費傾向下降，仍將對消費恢復形成製約。而資產價格上漲對少數高收入群體帶來的“財富效應”，一方面難以形成有效需求，不利於國民經濟循環暢通；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劇著貧富差距和經濟社會的“K型”分化。

　　四是隨著出口增速觸高回落，加之前期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的影響，部分出口外貿企業的經營壓力會逐漸凸顯出來。由貿易項目主導的中國國際收支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轉型，原先“匯率-貿易收支”之間的自動平衡機制逐漸被打破，“資本和金融項目-匯率-貿易收支”新平衡正在重塑。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歷提醒我們，這一轉型之路並不平坦。2021年可能成為這一過程中的節點性年份，對此，我國的宏觀政策制定者、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都須做好充分預案，審慎應對。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清華大學ACCEPT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