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變法革新，為什麽會選擇了法家？

春秋戰國時期， 諸侯爭雄， 百家爭鳴， 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當時， 儒、道、法、墨、陰陽、縱橫等各派思想的代表人物， 往往周遊列國， 到處推銷自己的學說。而各諸侯國也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愛好， 接納賢士， 或委以治國重任， 或任為學官， 讓他們專門研究和講學。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文化雙向選擇現象。

地處關中西部的秦國， 為什麽選擇了法家?這不是簡單的偶合， 而是歷史的必然。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群體或個人， 在進行文化選擇時都不是“白板”， 他們原先所具有的文化基礎， 會對新的文化選擇產生很大影響。這裡講的“文化”， 是廣義的， 包括經濟、政治體制、觀念、習俗等表現為顯性和隱性兩種形態的文化。

秦國有兩大特點， 一是重耕， 二是文化落後。

從炎帝神農氏到西周始祖後稷都是農耕文化的代表。西秦這片土地非常適合農業生產， 秦人有著長期的耕作經驗， 把農業視為神聖的職業。從對炎帝和後稷的崇拜中即可看出這一點。周平王東遷以後， 關中由政治中心變為西部邊境， 與戎族的戰爭持續了幾百年， 戰爭成了秦人生存發展過程中僅次於農耕的大事。與戎族的戰爭產生了兩個結果， 一是炎帝和後稷的後裔與戎族的一部分實現民族融合， 使秦人具有了一些狩獵民族的血統。二是秦人在長期的戰爭中形成剛強尚武的風氣。這兩點導致秦人既善於農耕， 又勇敢善戰。重耕戰便成為秦人的特點。

西周初期， 秦人還沒有取得諸侯的地位， 東周初才獲封侯。當東方的齊、魯、晉及南方的楚國早已奠定較雄厚的經濟基礎， 開始重視文化發展時， 秦還在為求得穩定的生存空間而與戎族苦戰， 發展經濟與增強軍事力量是他們生死攸關的大事， 根本無暇顧及文化教育等問題。春秋戰國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為活躍的時期， 齊國有稷下學宮， 培養出了許多學者。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管仲、晏嬰， 軍事家孫武、孫臏皆為齊人。魯國有儒家創始人孔子、孟子，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歷史學家左丘明等。趙國有慎到、公孫龍、荀子， 韓國有申不害、韓非。楚國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及著名文學家屈原、宋玉等。宋國有另一道家代表人物莊子。而這一切都與秦國無緣。在東方各國眼中， 秦人是野蠻落後的， 與夷狄無異。不但秦國沒有一個文化名人， 而且文化名人的足跡也很少印在秦地。“孔子西行不到秦”便說明在孔子看來， 秦是不值得去的， 與野蠻人談仁義禮智， 不等於對牛彈琴嗎?

然而， 正是這一個野蠻落後的秦國， 卻被法家看中， 想在這裡一試身手。為什麽呢?因為他們透過野蠻的外表， 看到秦人強大的原始生命力。秦人文化落後， 受仁義禮智那一套儒家思想的束縛少， 恰好可以實施以耕戰為本、以法治國的政治主張。於是， 商鞅、荀子、李斯、韓非先後入秦。商鞅成功地進行了變法革新， 奠定了秦統一中國的基礎， 也創造了兩千年中央集權統治的模式。雖然商鞅、韓非、李斯均死於非命， 但他們開創的事業對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秦人選擇法家， 有兩個層面的原因。

其一是下層百姓， 有重農尚武的風氣。《詩經·秦風》中的《豈曰無衣》， 是秦人慷慨激昂的戰歌。朱熹解釋這首詩時說:“秦人之俗， 大抵尚氣概， 先勇力， 忘生輕死， 故其見於詩如此。……雍州土厚水深， 其民厚重質直， 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猛驅之， 則其強毅果敢之資， 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非山東諸國所及也。”這話講得很有道理。厚重質直的秦人， 既不會鍾情於楚人的浪漫主義文學， 也不會接受齊魯哲人的道德理想主義， 而法家以耕戰為本， 以利益驅動、法律製衡為主要手段的治國思路恰合他們的需要。

其二是上層統治者急功近利， 想使落後的秦國盡快增強經濟和軍事實力， 達到富國強兵， 統一天下的目的。儒家的仁義， 道家的無為， 墨家的兼愛， 都被視為遠水不解近渴的迂闊之談， 獨有法家的學說正中下懷。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 商鞅初見求賢若渴的秦孝公， 做了一些試探。先對他講王道， 孝公昏昏欲睡， 聽不進去。最後講到霸道， 孝公就特別有興致， 幾天都聽不夠。按商鞅的說法，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久遠， 吾不能待， 且賢君者， 各及其身顯名天下， 安得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 君大悅之耳。”商鞅先講的不外儒家那一套理想政治， 秦孝公等不及。後講的強國之術， 即法家的一套， 實施起來立竿見影， 見效快。秦國想由一個落後的諸侯國很快成為強大的國家， 當然首先是抓經濟。法家重耕戰的一套無疑深深打動了孝公。另外， 法家還有一種理論， “民愚則知可以王， 世知則力可以王。”“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 師其知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 服其力也。”文化落後的秦國要對付文化先進的山東諸國， 只能以其力而不能以其智。由於以上各種原因， 秦人勢必選擇法家， 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政治大舞台， 演出了一幕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的悲喜劇。

戰國時期， 法家曾在其他國家搞變法革新， 也取得過暫時的局部的成功， 如吳起在楚國的變法， 但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只有秦國的變法是徹底的、成功的。為什麽會如此呢?大約秦國的社會土壤是最適宜推行法家治國理論的。另一方面， 法家的成功有其理論自身的原因。法家的理論雖然顯得冷酷片面、不高尚， 但有其無可否認的合理性和務實性。以下以法家的民眾觀為例， 試作分析。

首先， 民眾的本性是什麽?這也就是當時爭論不休的人性問題。孟子認為人性善， 荀子認為人性惡， 告子則說人性無善無惡。法家突破性善性惡的簡單化、絕對化道德判斷， 認為求利求名才是人的本性。《商君書》中對民之性是這樣論述的:“民之性， 饑而求食， 勞而求佚， 苦則索樂， 辱則求榮， 此民之情也”。“故民， 生則計利， 死則慮名。”“民之生， 度而取長， 稱而取重， 權而取利。”“民之於利也， 若水之於下也， 四交無擇也。”“民之欲富貴也， 共闔棺而後止。”“古之民樸以厚， 今之民巧以偽。”

嚴格說來， 這不是講籠統的人性， 而是專指處於被統治地位的老百姓， 即民眾的本性。法家往往把自己看成超人， 把民眾視為工具或群氓， 不屑一顧。《商君書》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了這種觀點;“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 必見訾於民。”“民不可與慮始， 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 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總之， 民眾是治國者引導、駕馭的對象， 而不具有參政的能力和權利。治國者要弄清民眾的欲望、好惡， 用賞罰作為統治民眾的主要手段。“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 人君設二者以禦民之志， 而立所欲也。夫民力盡而爵隨之， 功立而賞隨之， 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 則兵無敵矣。” (《商君書·錯法》) “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 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 勇民使之以賞則死。” (《商君書·說民》) 法家相信， 以刑罰和獎賞作為杠杆， 可以驅使民眾去為統治者賣命，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改變人的本性， 怯者變勇， 勇者敢拚命。戰爭本來是人所厭惡的， 但如果“富貴之門， 必出於兵”， 就會使民眾“聞戰而相賀也， 起居飲食所歌謠者， 戰也”。甚至發展到“民之見戰也， 如餓狼之見肉”這樣的程度。送士兵上戰場時， 父親對兒子， 兄對弟， 妻對夫的臨行贈言都是“不打勝仗就別回來”。

法家教化百姓的準則是:“民之欲利者， 非耕不得;避害者， 非戰不免。境內之民， 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 (《商君書·慎法》) 而且他們的信條是， 以法治國， 不能把民眾想得太好。“以良民治， 必亂至削;以奸民治， 必治至強。”制定法律的時候， 要設想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執法要嚴， 處罰要重， 所謂“嚴刑峻法”。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實踐證明， 這種民眾觀指導下的改革措施， 確實可以在短期內起到富國強兵的作用。

秦人重耕戰的傳統與法家的主張不謀而合。經過商鞅變法更加強化了這一傳統， 並加以制度化。這次文化選擇的結果， 是秦人以耕戰立國， 以耕戰取天下。從而， 耕戰又作為一種觀念文化深深扎根於秦人心中， 幾千年不變， 成為秦人在中國歷史上興衰沉浮的潛在原因。幸與不幸， 難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