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生態觀：如何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快速的經濟發展帶來物質財富的巨大增長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嚴峻的生態環境問題，給人類的生存埋下了不可預料的隱患，引起人們的焦慮和不安。人們不得不多方反思，尋求對策和出路，包括重溯古人的生存智慧。朱熹作為儒家的集大成者，其關於人和物的思考建立在人與萬物同宗同源的基礎之上，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觀念，為解決人類當前面臨的生態危機提供了獨特的思想資源。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認為人與物是統一的，他在《四書章句集注》一書中對《中庸》進行注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認為天在創化萬物的過程中，一方面以“陰陽五行之氣”聚合成萬物之形，另一方面，將“理”賦予萬物，這樣一來，萬物與人一樣都具有天賦予的共同之“理”，由於他相信“性即理也”，由此，萬物又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既然人之性與物之性都來源於天，所以人與萬物有著共同的來源和本性。這種觀點在《朱子語類》中也有相關的表述：“‘性’字通人、通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在這裡，朱熹明確表述自然萬物與人一樣，也有仁義禮智之性。朱熹認為不僅是動物有著與人共同的“性”，而且花草等植物，甚至是無生命的物體也具有。“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花瓶便有花瓶的道理，書燈便有書燈的道理。”

《朱子語類》如果說人與物一樣有著共同的“理”與“性”，是不是可以說人與物是完全無差等呢？顯然不是的。朱熹所說的人與物的統一，是從人之性與物之性兩者來自同一個本源而言，認為兩者在本質上並不具有差異。但人與物仍存在著高低貴賤之分，就在於人與物的“氣”有差異。朱熹在《孟子集注·告子上》注孟子所說的人之性與牛、犬等動物之性時，說：“人、物之聲，莫不是有性，亦莫不是有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在朱熹看來，人與物的氣稟是不同的，導致人的仁義禮智之性是完善而整全的，而物的仁義禮智之性是不全的，因此，人是萬物之靈。人與物統一於“理”而異於“氣”，作為行動的主體，人要承擔起道德責任與義務，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並在完善自我的基礎上推己及人、由仁及物，通過與自然的互動，實現人與天地萬物的和諧。由此，朱熹提出了自己關於人應當如何對待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是怎樣的。《走進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的作者樂愛國認為，朱熹提出人與物由於氣稟的不同而存在差異，聖人應當對人與物的不同品級而做出節製和約束，立禮、樂、刑、政之屬，以教化天下，而這種教化不只是在倫理道德方面，而且也包括在開發和利用自然物方面，而使“萬物各得其所”。

《走進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樂愛國/著，海天出版社 2014年3月版朱熹在人如何對待自然萬物方面對人的作用定位是“讚天地之化育”。“讚天地之化育”是人要參與到自然當中，人與自然進行互動，並輔助自然，這一句集中了朱熹對於人類在參與自然過程中各種行為的高度概括，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他認可程頤關於“讚”的解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中程頤提到讚化處，說：“天人所為，各自有份”，這種說法得到朱熹的讚同，而且，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他給“讚”下了定義，“讚，猶助也。”在朱熹看來，天和人各自有各自的分內之事，天有天所要做的事，人有人所要做的事，而人所要做的就是“讚天地之化育”，“讚”取“讚助”之意；另一方面，朱熹進一步將“讚”引申為根據天地之道，教化百姓依道而行，即“裁成輔相”，這一詞來源於《周易》。由於世間萬物都有其不足之處，而只是生成了人和萬物，賦予“道”和“理”，而天自己是無法使得萬物依道而行，無法做這些事情，因此，需要聖人來教化百姓與萬物。總的來說，就是根據天地之道，來“讚助”和“輔佐”天地所不能做的事，使萬物得以完善，依道而行。“讚助”與“輔佐”是朱熹對人參與自然的作用的總括，那麽人應當如何發揮這種作用呢？朱熹認為，只有“盡物之性”才能達到“讚天地之化育”。所謂“盡物之性”，就是要充分發揮自然萬物各自的本性，根據這些本性來處置，而不是依據人的主觀想象，這樣才能“讚天地之化育”。他在《西銘解》中提到“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讚化育，然後位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朱熹認為，“讚天地之化育”要“若其性、遂其宜”，就是根據動物和植物的各自本性，給予適宜的對待，然後自然地能使得萬物完善，這不是外在的強加。此外，朱熹還指出，這種活動“皆是事實，非私信之仿像也”。由此可見，朱熹所說的聖人“讚助”與“輔佐”自然並不是從人出發的，而是要從萬物的本性出發。那麽對待自然萬物是具體應當怎麽做呢？先秦儒家關於生態方面大多強調“時禁”，不是完全禁止人們狩獵或伐樹這類行為，而是人們有時候可以做這些事，有時候不可以做這些事，如《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要按照一定的時節、萬物的節律來安排這些活動；《荀子·王製》篇提到的“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朱熹繼承例了這些觀點，《朱子全書》中有提到“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草木昆蟲，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以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聖賢要通過順應萬物的本性來開發自然，比如春天的時候不能砍伐樹木等，因時節來開採，這樣才能使得萬物各得其所，而前提則是要先認識到自然萬物的本性，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索取。人通過“盡物之性”，充分順應萬物的本性，並且“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不隨意戕害自然的動物和植物，這是朱熹關於開發和利用的具體要求和途徑。他認為，這樣做最終能達到人“與天地參”的目標，“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天地參”是儒家提出的一種至高至極的人生境界，強調的是人和自然之間分職而又協調達到相統一的理想狀態，意為與天地功德並立而為三，這是一種人與天地和諧的狀態。總的來說，朱熹通過論述人與物的本性出自同一本源——天，說明人與萬物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其不同之處就在於各自的氣稟不同，導致人與物之間的差異，而天不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因此需要人來“讚天地之化育”，人在這個過程中要順應萬物本性，“取之以時，用之以節”，最後達到“與天地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朱熹這種生態觀是從自然中萬物的本性出發，而不是從人出發，其最終目的與核心是人與萬物的和諧。這種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觀相比西方的生態保護觀點有其獨特之處，既不同於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將人類置於人與自然關係的中心，以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也不同於“非人類中心主義”將人的活動視為生態破壞和環境汙染的作惡之源的觀點，如彼得·辛格《動物解放》強調解放所有的動物。朱熹既將人與自然的和諧視為中心，同時又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將人作為促進並達成這種和諧的主導力量。這對於解決當前面臨的環境危機、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獨特理論支持與實踐指導的智慧。

《動物解放》，彼得·辛格/著，青島出版社 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