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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路徑和高水準對外開放

  意見領袖丨林毅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導讀 

  本文由IIA學術編輯組根據林毅夫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百川論壇——“第二屆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準對外開放2023研討會”上的主旨演講內容整理而成。林毅夫教授從人口規模、共同富裕、物質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和自然和諧共生以及和平發展五個特徵出發,回答了什麽是中國式現代化、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路徑在哪裡。

  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我們黨從現在開始的中心任務。我想這不僅是全黨的中心任務,也是全中國人民的中心任務。這次論壇的主題是“中國式現代化與高水準對外開放”,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幾點心得:第一,什麽是中國式現代化;第二,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第三,中國式現代化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水準。

  什麽是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種新的形式,雖然是新的形式,但跟舊的形式會有共性,因為都是現代化。當然,其中也會有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

  (一)現代化潮流的共性

  從共性來講,現代化是相對於前現代社會的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前現代社會是在15-17世紀以前人類社會的一種形態。當時,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農業經濟社會,以農為生,在城市裡的人非常少。那時候的生產力水準非常低,人們長期處於生存線的邊緣,遇到天災就會發生饑荒,如果和平時間長了,人口增加了,就會進入到“馬爾薩斯陷阱”,就要靠戰爭、饑荒來減少人口,讓人們的糧食能夠恢復到生存線之上。

  西方社會在15世紀開始了地理大發現,哥倫布等航海家發現了美洲大陸,然後開始向世界各地殖民、掠奪,把大量的財富帶回歐洲的老殖民地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到了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出現了我們小學課本上講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研究經濟史的學者發現,在十八世紀之前,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非常緩慢,人均GDP每年的增長只有0.05%,人所擁有的物質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但進入到工業革命以後,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突然加速了20倍,每年的增長速度從0.05%增加到1%。人所擁有的物質水準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縮短為70年,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並且到了19世紀中葉以後,開始現代化的這些西歐國家和北美國家,他們的人均GDP增長又翻了一番,從1%增加到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縮短為35年。當時的人均壽命大概五六十歲,一個人在他的有生之年就可以看到他所擁有的物質量增加一倍。如果他運氣好一點,能活到70歲,就可以看到物質量翻兩番。

  現代化、工業化是從西歐這些國家開始的。由於他們生產力水準的迅速提升,而其他地方沒有跟上,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成了19-20世紀初世界上的列強,並且把世界上其它國家、地區,包括非洲、美洲、南亞這些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又或者是他們勢力範圍之內的半殖民地。在一戰的時候,民族主義風起雲湧;到了二戰以後,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擺脫了殖民統治和半殖民地的地位,政治上取得了獨立。所以,這些國家在其社會精英的領導下開始向西方的現代化學習,希望經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達到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人民收入水準能夠不斷提高,國家趕上發達國家並與其平起平坐。當時的看法是,要現代化就必須跟西方國家學習——政治上推行憲政民主,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然,社會主義國家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但是,二戰結束,從1945年到現在,78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發現雖然二戰以後,所有的國家都在追求現代化,但很多發展中國家並未能依照西方的現代化範式取得現代化方面的成功。

  從二戰到現在,發展中國家普遍陷入貧困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我曾經用一些數字來表現這個變局。在1900年的時候,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這八國是當時世界上的列強,包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奧匈帝國。他們當時為什麽是世界的列強?因為這8個國家的GDP加起來佔到全世界的50.4%。到了2000年的時候,世界上有一個八國集團,這八國集團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日本。這7個國家跟八國聯軍完全一樣,只有第8個國家——奧匈帝國,被加拿大取代。奧匈帝國為什麽被加拿大取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奧匈帝國崩潰了,分成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幾個小國,所以它退出了列強的行列。為什麽這8個國家要組成八國集團?因為他們的經濟總量佔到全世界的47%。經濟是基礎,因為經濟足夠強,所以他們能夠主導國際事務,形成八國集團。

  近100年當中,一些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工業化、現代化,但是在經濟總量上,這8個國家從50.4%,隻下降了3.4個百分點,基本沒有什麽變化。而且發達國家人口增長速度慢,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速度快。所以如果從人均量來看,其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過百年的努力,他們的人均GDP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不斷在擴大的。也就是說,在西方式的現代化下,發展中國家普遍不成功。可見,發展中國家按照憲政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式推動西方式現代化,並未能趕上發達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普遍在擴大。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性

  中國式現代化當然有現代化的共性,希望實現工業化,希望收入水準不斷提高並趕上發達國家。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在政治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不是實行西方的共和憲政;經濟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從成果上來講,這樣的中國式現代化在建國以後幫助中國快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現代化工業體系——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經濟快速發展。從1978年到2022年,我們連續44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達到9%,人均GDP的增長平均每年8個百分點,發達國家長期以來是2個百分點,我們是其4倍。在這樣的強勁經濟增長之下,我們從1978年的時候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去年人均GDP 1.26萬美元左右,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僅一步之遙(高收入國家的標準門檻是13205美元)。可以說,中國已經變成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和按照市場利率計算的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除了這個總量的成就,中國式現代化跟傳統式的現代化還有幾大特徵:

  第一,我們是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現代化。不像一些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如果跟中國比較起來,他們的人口規模少很多。人口規模多,要實現現代化遭遇的困難就很多,如果克服了,取得的效果就顯著,比如說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在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上,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只有12億人,佔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5.8%。而中國有14億人,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只有一步之遙。我相信在“十四五”規劃完成的2025年之前,我們可以跨過這個門檻,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而我們的人口有14億,佔全世界人口的比重是18%。也就是說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以後,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還多,從15.8%變成33.8%。

  第二,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西方國家在他們的現代化道路上物質水準確實不斷提高,讓他們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而且現在的人均GDP從高收入國家的1.3萬美元,一直到8-9萬美元,他們的物質確實是不斷地豐富。但是在西方式現代化的影響下,這些發達國家出現了貧富分化。正如前幾年非常有影響的、由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寫的《21世紀資本主義》所論述的那樣,這些發達國家的兩極分化情形不斷惡化,富的人非常富,窮的人非常窮。

  第三,我們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物質確實是豐富的,但是人的精神是越來越空虛,物質和精神是分裂的,這就會帶來個人內心的衝突以及社會的衝突。

  第四,我們要追求的現代化是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工業革命之後,西方的現代化是以環境破壞和汙染為代價。現在大家非常關心全球氣候變暖。為什麽全球會發生氣候變暖?因為從工業革命以後,大量的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積累在大氣中,形成了溫室效應,使地球的溫度上升,導致的結果就是極端氣候不斷出現,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這是西方式現代化的結果。而中國式現代化是生態文明下的現代化,人要跟自然和諧共生。

  第五,我們的現代化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而不是像西方那樣靠殖民、掠奪、戰爭來實現的現代化。以美國為例,1776年建國,到現在247年,有些學者發現美國只有16年的時間沒打仗,其它時間都在打仗。我們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我們在海外沒有殖民地,而且我們尊重各個國家的主權,我們的發展是自己要發展,同時還要幫助其他國家發展,是和平的發展。

  如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怎樣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一方面提高我們的收入水準,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一方面要繼續追趕前面的這些發達國家,同時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徵。人口規模巨大國家想要實現現代化,會面臨很多挑戰;不僅要克服這個挑戰,還要實現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和自然和諧共生,而且不靠殖民掠奪而是和平發展。

  這些年我以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總結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成敗經驗,總結出新結構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是以具有物質第一性為特徵的生產要素的結構作為分析的基礎,來研究現代化的生產結構、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新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一,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就要在有效市場跟有為政府兩隻手的共同作用下,以一個地區在每一個時點給定、隨時間可變的要素稟賦和結構為切入點,依照每個地區的物質基礎和他們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市場當中幫助企業家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大做強,從而形成競爭優勢。如果做到的話,各個地方不管在何種狀況之下,一定有比較優勢,把其比較優勢做大做強,在市場上有競爭力,就能夠發展起來。

  第二,如果能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每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都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因為在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的時候,它可以在一次分配的時候實現效率跟公平的統一。按照比較優勢形成的競爭優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當然就是有效率的。重要的是,跟發達國家或地區比,收入水準越低的地方資本越短缺,勞動力則相對豐富。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就是要發展能多用勞動力的產業,在這個產業當中多用使用勞動力的技術。這樣的發展方式能夠最大程度地創造就業機會。

  富人跟窮人的最大差異是什麽?窮人靠勞動就業來獲取收入,富人靠資本雇傭勞動力來獲取收入。如果發展的方式能夠最多地創造就業機會,就可以讓那些以勞動收入作為收入主要來源的群體,能夠分享發展的果實。這在發展經濟學裡面叫做“有利於窮人的發展方式”。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可以發展很快。經濟發展快,資本就積累很快,資本積累快了以後,勞動力就會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當勞動力變成相對短缺的時候,工資水準會上漲得非常快。

  深圳80、90年代發展起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工資無非就是幾百塊錢。80年代的時候家裡雇保姆無非就是二三十塊,進入到90年代就是一兩百塊。現在家裡雇保姆已經要到七八千或上萬以上了,工資上漲非常快。資本的回報主要是以利率衡量的,利率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是逐漸下降的,尤其相比於快速上漲的工資,工資相對資本的比例越來越高,窮人所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力要素越來越值錢。反過來講,富人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越來越貶值,在這種狀況下,收入差距就越來越縮小,這是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來的一個理論——新結構收入分配理論。

  對這個理論,我在2007年到英國劍橋大學做馬歇爾講座的時候,曾經用跨國的數據來檢驗,發現越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的經濟體,它的基尼系數越小,越是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的經濟體,收入差距越大。不僅是在跨國的數據是這樣的,在國內跨省的數據也是這樣。越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省區,收入分配越平均,越違反比較優勢發展的地方,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就越大。要實現共同富裕,如果按照比較優勢,在一次分配的時候可以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而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發展會很快,政府的財政、稅收就會增加得非常多。按照比較優勢發展,企業有自生能力,它不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來生存;在這種狀況下,政府就有更多的錢可以用來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來投資於教育、提高勞動者的就業能力,照顧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這樣在二次分配上就可以進一步縮小由於先天的能力差距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均,也就能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有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就是大家的物質水準都提高了,就會更注重精神層次的文明禮節、榮辱,物質和精神就是協調發展的。同時也可以實現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當大家收入水準提高了,就像十九大所講的,人們就會不斷地提高他對美好生活的期望,這裡面自然包括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政府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民有這方面的期望,政府就會在環境政策上更加完善。從企業來看,如果發展是按照比較優勢的,企業有自生能力,它不需要靠政府保護、補貼就能生存,在這種狀況下,企業採用綠色、環保技術的積極性就會更高。反過來講,如果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自生能力,中國有句俗語叫“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如果企業都無法生存,環保也只不過是做給政府檢查的隊伍看。環保隊伍一走,企業該怎麽汙染還怎麽汙染。只有企業具有自生能力,才會有意願、有能力去采取綠色環保的技術,這樣我們就能實現人跟自然和諧共生。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什麽含義?如果一個產業有比較優勢,發展好了,不僅可以在國內市場上有競爭力,而且在國際市場上也有競爭力,這是比較優勢的含義。所以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反過來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要善用國際的資源、國際的技術等,也要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這就要求開放——這個開放過程是和平、互利、雙贏的。中國的發展不僅提高中國人的收入水準,也會擴大中國的市場,給其它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一個越來越大的市場,這也有利於這些國家發展,這樣的發展當然是和平的發展方式。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徵這一目標,關鍵是按照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發展。

  關於比較優勢的圖解(圖源:網絡)

  中國式現代化如何提高

  對外開放的水準?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語言。企業怎麽會自發地去選擇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提出,必須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因為比較優勢是根據要素結構的相對稀缺性來決定的,勞動力多、資本短缺的時候勞動力相對便宜、資本相對昂貴;當資本變成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的時候,資本必須相對便宜、勞動力必須相對昂貴。如果有這樣的價格信號,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他就會在勞動力便宜的時候多用勞動力要素,進入更多使用勞動力的產業,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反過來講,在資本相對便宜、勞動力相對貴的時候,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就投入到多用廉價資本的產業,那就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在那個產業裡面多用資本來替代勞動(機器代人),這就是資本密集的技術。必須有這樣的價格信號,才能使市場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我們知道這樣的價格信號到現在為止只有一種辦法才能獲得,那就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當然,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的不斷積累,比較優勢不斷變化,要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和結構變遷,也要有政府來應對在結構變遷中出現的市場失靈的狀況(包括對現行者必須有補償,必須有基礎設施、有制度安排等),這是比較優勢發展所必須的條件。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之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重工業我們是沒有比較優勢的,因為當時資本比較短缺。由於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就只能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當時我們是封閉經濟。為什麽是封閉經濟?因為不得不這樣。發展的重工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而重工業、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是當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如果一開放,很容易就全垮了。所以只能是封閉經濟,用計劃的方式來配置資源,把那些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起來。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當時市場基本不存在,是政府用計劃代替市場來配置資源,我們是怎樣走向現代的改革呢?當時我們沒有遵循華盛頓共識所講的,一次性地把政府的乾預全部取消掉,推行市場化、自由化。我們走的是一個漸進雙軌的方式——“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來那些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國有企業,繼續給他們轉型期的保護補貼。那些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製造業,實行開放的政策。不僅開放,中國政府還積極地因勢利導、招商引資,設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以及像深圳這樣的經濟特區。政府也用集中優勢打殲滅戰的方式來完善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這種“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好處,一方面維持了穩定,因為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繼續得到保護補貼,所以企業還能活,不像蘇聯、東歐,把保護、補貼取消之後國有企業就全垮了;另一方面讓這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形成競爭優勢,使其快速發展起來。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後能夠穩定跟快速發展的道理。

  改革是漸進雙軌,我們的開放其實也是漸進雙軌。當時對符合比較優勢的,比如勞動密集型的這些產業,實行低關稅,而且積極招商引資,關稅降得非常低。比如說在加入WTO之前,我們很多產業的關稅已經降到5%甚至更低,而且還積極招商引資,給各種優惠。但是,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在貿易上是有很多限制的,有些根本就不允許進口;有些允許進口,也有數量上的限制或者加高關稅。比如汽車,當時是可以進口的,但是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的汽車進口關稅是200%。因為是資本密集的產業,違反我們的比較優勢,在貿易上就實行這樣的限制。在投資方面,對於符合比較優勢的,積極歡迎,還給政策優惠;不符合比較優勢的,基本都限制投資。如果允許投資,就是以市場換資本、換技術的方式進行。像汽車產業是可以投資,但是必須和中國的企業合資。當時,我們的開放也是雙軌制的。這個雙軌制取得很大的成效,讓中國經濟得以穩定和快速地發展起來。

  現在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資本積累得非常迅速,人均GDP已經達到1.3萬美元左右,即將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水準。所以,我們的要素稟賦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資本極端短缺到現在資本越來越豐富,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變化。現在除了少數關係國防和軍事安全的產業之外,其它的國有企業基本上所在的行業都符合比較優勢,比如鋼鐵產業、造船業,這些中國的傳統重工業在世界上有非常大的競爭力,既然符合比較優勢,就不需要保護補貼,就可以把漸進雙軌的“老人老辦法”——那些為了保護國有企業所采取的各種乾預措施取消,可以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對少數關係到國防安全,或者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可能被“卡脖子”的技術則采取不同做法。這些產業數量不多,既然不多,就應該用財政直接補貼的方式,而不是像計劃經濟時代用扭曲市場的方式、乾預市場的方式來進行“暗補”,應該從“暗補”變成“明補”。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標——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現在還要探索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從雙軌制走向市場單軌的改革,我們才會有完善的市場,在完善市場當中發揮政府的有為作用。

  在開放上同樣要由雙軌制變成單軌。在改革開放的進程當中,原來對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在商品的貿易上當時是有很多數量限制,或者是高關稅保護。現在既然已經符合比較優勢,數量限制要取消掉,關稅要降低,這也是在十八大以後開始探索自由貿易區,從上海開始有自由貿易區的試點的原因。現在自由貿易區的政策要推廣到全國,並且我們已經加入了RCEP,和RCEP的國家是自由貿易的,並且我們也在積極申請加入CPTPP。在這個夥伴關係裡面,商品是自由貿易的。在資金流動上,除了短期流動的熱錢需要管制之外,對於長期的資金流動,像外國直接投資,到中國來投資就應該享受中國的國民待遇,而且資金應該可以自由進出。這也是在自由貿易區裡面試點的重要意義。另外,要素流動裡面的人才流動應該是來去自由,歡迎外國人到中國工作,發揮其才能貢獻於中國,中國也要給他們提供一個更大的發揮能力的平台。

  亞太地區的區域性貿易組織

  (圖源:財新)

  總的來講,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追求。發展中國家過去在西方式現代化的道路上普遍不成功,因為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他們把西方的憲政民主這一種上層建築,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上層建築作為追求目標,但他們沒有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所以普遍失敗。當然,我們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時期也不是很成功,原因是我們要建立的產業違反了我們的要素稟賦的物質基礎。

  我們現在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發展的現代化。而這個市場經濟要完善,就要根據市場經濟的原則來組織。我們的發展除了少數的涉及國防安全和可能被“卡脖子”的產業外,都要把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方式。現在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是如此,除了涉及國防和經濟安全的產業,政府要直接補貼之外,其他產業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來組織,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這樣的發展必然帶來的是高水準、高質量的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這也給其他在現代化過程當中遭遇到挫折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的現代化道路。當然,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太一樣,所以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推動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傳統優勢文化相結合。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必須有這個結合。現代經濟學也必須馬克思主義化,新結構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化的現代經濟學。我相信它既可以解釋中國的發展,也會給其它國家的現代化提供一個理論上的參考。

  來源:大灣區評論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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