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恐懼大流行

2020年4月16日，美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內乘客稀少，一片空曠。

恐懼大流行

文/伊萬·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鼠疫》中，敘事者說，“鼠疫帶給我們小鎮的第一件事就是流亡。”這些日子，我們深刻理解了他所說的話。隔離社會其實是一個“封閉社會”，除基本勞動者以外所有人都擱淺了自己的生活。在所有人被關在家中備受恐懼、無聊和妄想困擾之際，為數不多的一項不間斷的活動就是討論病毒及其如何塑造明天的世界。

在這樣一個新世界，許多政府（無論是出於善意還是另有目的）都密切關注我們去了哪裡、見了哪些人，因為他們決心保護我們不因其他同胞和我們自己的魯莽而受累。與他人接觸已經被視為一種生存威脅。在許多國家，未經準許在公園散步可能招致罰款甚至入獄，而未經允許的身體接觸已等同於某種社會背叛行為。

正如加繆所說，鼠疫抹去了“每個人生命獨一無二的特質”，因為它強化了每個人在面對未來時所意識到的脆弱和無力感。就好像死神搬到我們隔壁來做了鄰居。在一場疫情大流行後，每個活下來的人都可以被稱為“幸存者”。

但我們對瘟疫的記憶能持續多久？會不會在短短幾年後，它在我們的記憶裡就會成為像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曾形容囚犯的生存狀態那樣，成為“時間的充裕來填補空間的不足”引發的某種群體性致幻現象？

在《蒼白騎士》中，科幻作家勞拉·斯賓尼（Laura Spinney）表示，至少就單一原因所造成的生命損失而言，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是20世紀最悲慘的事件。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甚至可能最終致死人數相當於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但就像斯賓尼所說的那樣，“當被問及20世紀最大的災難時，幾乎沒有人給出的答案是西班牙流感”。

更令人驚訝的是，一場悲劇甚至連歷史學家都忘了。2017年，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圖書目錄（WorldCat）收錄了約8萬部關於“一戰”的書目（上述書目使用40多種語言），但僅有約400部涉及西班牙大流感（這些書僅使用5種語言）。怎麽可能一場致死人數至少為“一戰”5倍的疫情所留下的書籍卻僅為“一戰”的1/200？我們為什麽記住戰爭和革命，卻忘記疫情？而後者同樣從根本上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

斯賓尼的答案是，很難將疫情大流行編成一個善惡對決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因為缺乏情節或總體道德傾向，疫情的特點就是一切都已改變，但卻什麽都沒有發生。我們被要求待在家裡、經常洗手。就像一部現代主義小說一樣，所有動作都發生在敘事者的腦海中。如果讓我本人來描述當今的新冠疫情時代，那麽從未用過的機票和一而再、再而三被用到的口罩將會是唯一令人難忘的實物。

但邁出家門、走上街頭的那一刻，你就會意識到多大的變化已經發生！就像我在維也納和索菲亞最喜愛的咖啡館一樣，我在華盛頓最喜愛的書店已經關門。

新冠疫情並未實際破壞我們的物質世界，但卻令我們原來的生活方式蕩然無存。2020年的絕大部分時段，機場成了整個地球上一個最悲慘之地——空空蕩蕩、寂靜無聲，僅有寥寥幾位乘客像鬼魂一樣在候機樓裡漫步。過去30年來不斷增加的行動自由，以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輕鬆交融為代表，成為全球化最有力的象徵。而現在，這樣的自由已經成了歷史，或者至少成為一種被無限期擱置的自由。

此外，所有敦促人們居家隔離的公共信息都促成了形而上的思索。在面臨重大危險時，人們希望待在家中。當我和我的家人意識到我們面臨長時間的社交隔離時，我們決定返回保加利亞。這並不是個合理的決定。我們已經在維也納生活、工作了10年，我們熱愛這座城市，而且奧地利的醫療系統也比保加利亞可靠得多。是我們應當“待在家裡”的想法將我們帶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對我們而言意味著家。在危機時刻，我們希望更靠近我們畢生所熟悉的人和地點。我們並不孤單：20萬生活在國外的保加利亞人作出了同樣的選擇。

就像許多人回祖國尋求庇護一樣，他們也在母語中找到了慰藉。在危急關頭，我們幾乎都會下意識地講母語。

21世紀最大的視覺幻象就是只有坐著噴氣式客機不斷流動的人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而且只有在異國他鄉感覺舒適自在的人才能保持全球主義的眼光。

畢竟，國際主義者的典範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從未離開自己的故鄉科尼斯堡，而科尼斯堡本身就在不同時代隸屬於不同的帝國。康德身上就體現了與新冠病毒同樣的悖論，它們在促使民族國家反對全球化的同時，也讓世界變得更全球化了。

例如，“自我隔離”和“保持社交距離”開拓了歐洲人的視野。關閉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邊境並把人們鎖在公寓裡卻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崇尚國際化。對那些通訊技術用戶而言，去本地化而非去全球化已經成為這場疫情流行的結果。事實上，緊靠我們的鄰居並不比國外的朋友和同事距離更近，我們感覺離電視播音員比居住在同一條街上的鄰居更親近了。

也許有史以來人們第一次就相同的話題進行著相同的對話。我們有著共同的恐懼。因為居家待在螢幕前度過了無數個小時，人們親眼目睹了自己與他人之間的相似之處。也許這僅僅是轉瞬即逝的歷史瞬間，但卻無法否認，我們開始理解生活在同一個世界是什麽樣子的。

（作者系保加利亞索菲亞自由策略中心主席，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常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