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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塘江遊記述論

作者:林家驪(浙江樹人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教授)

錢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同時又是“浙東唐詩之路”的起點,有“浙江”“製河”“漸水”“羅刹江”“之江”“曲江”等名,浙江省即因錢塘江古名“浙江”而得名。錢塘江以新安江為上遊,流經桐廬,是富春江,再至杭州聞家堰,為錢塘江,注入杭州灣。

錢塘江流域是我國南方文化的重要發源地,吳越時期便已有人居住。古往今來,無數文人墨客遊歷於錢塘江畔,他們或發登山臨水之妙言,或抒觀江泛舟之情懷,所成遊記不僅為錢塘江注入文化底蘊,更具有很高的文獻與文學價值。這些賦、序、書信等遊記文本甚夥,但卻散落於各類書籍中,缺乏系統專門的整理與研究。且目前學界對地方性遊記的研究處於相對缺失狀態。本文擬對列代錢塘江遊記的作者、作品與審美等問題作出初步考述,以期挖掘並深化錢塘江旅遊文學的內涵,進一步推動遊記文學,尤其是地域性遊記文學的研究發展。

南宋李嵩《錢塘觀潮圖全卷》(局部) 資料圖片

錢塘江遊記的作者可以分為浙江本土作家與僑寓遊歷作家兩類。

據現有資料統計,自古及近,有名可考的浙籍作家共十四位。即吳興吳均、婺州駱賓王、錢塘吳自牧與高濂、海鹽王文祿、余姚黃尊素、錢塘吳錫麒、紹興張岱與王思任、富陽鬱達夫、平湖趙維寰、桐鄉豐子愷、江山汪漢滔、衢州徐映。其中有六人需重點關注。

吳均,南朝梁時人,有駢文遊記《與宋元思書》,記述從富陽至桐廬的富春江水行觀感受。駱賓王,有《釣磯應詰文》,記錄遊歷嚴子陵釣台釣魚賞玩之事,全文以問答言志為主,頗為生動。吳自牧,宋末時人,作筆記體遊記《觀潮》,重視對當地民風習俗的描繪。高濂,明萬歷時人。其《六和塔夜玩風潮》,以獨特的視角,描寫了夜晚錢塘潮的景色。吳錫麒,乾隆時進士,曾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有《經七裡灘記》,在遊歷中融入自我感慨,以遊記寄托追求高潔情操之心。鬱達夫,作《釣台的春晝》與《過富春江》二文,前者記錄由富陽經桐廬一路的山川古跡與風土人情,並寄予家國之思,後者則記敘與英國軍官朋友同遊之事。

除浙江本土作家外,僑寓作家實際上是錢塘江遊記創作的主力軍。他們或賞遊,或宦遊,或流寓,為錢塘江揮毫落墨。據現有資料統計,僑寓作家共二十二位,其中八人頗具代表性。

顧愷之,晉陵無錫人(今江蘇無錫),作《觀濤賦》,極盡敷寫錢塘江潮的磅礴氣勢。范仲淹,蘇州吳縣人。有《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重在表彰嚴光的高尚情操。范成大,平江吳郡人(今屬江蘇蘇州)。其《元日登釣台記》記錄元日與家人同登釣台拜謁古人遺跡,上山賞雪等事。周密,祖籍濟南,先人因隨高宗南渡,流寓吳興,置業於弁山南。一說其祖後自吳興遷杭州。其作《觀潮》是一篇短小精悍的速寫小品,將浙江怒濤,水軍演習,吳兒弄潮與兵民、皇室觀潮的情態逼真再現。方回,徽州歙縣人(今屬安徽)。作《釣台記》讚美嚴子陵與漢光武帝劉秀之間的友誼。鄭日奎,貴溪人(今屬江西)。作《遊釣台記》,多番描述釣台雙峰高峻、草木別致、江水清冽等風光,表達對隱逸生活的嚮往。梁章钜,祖籍福建長樂,清初徙居福州,有《秋濤宮》,詳細記述在杭州秋濤宮觀潮的經過。侯鴻鑒,江蘇無錫人,近代教育家。作《嚴陵訪古記》描述釣台所見古跡,寄言心聲。

由此可知,歷代錢塘江遊記,以作者觀之,既有隱逸江湖者,又有身居廟堂者。以時序觀之,上溯魏晉,下迄近代。以文體觀之,既有傳統遊記,又涵蓋賦、序、書信諸體。作者甚夥,品類豐茂,為錢塘江遊記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本文論述的錢塘江遊記,“錢塘江”主要指向流經杭州及下屬各縣市的錢塘江乾支流,包括錢塘江下遊乾流、富春江、新安江、桐江等。列代錢塘江遊記的創作主題主要有三類。

其一,登臨懷古,以嚴陵釣台為主體,發思古之幽情。駱賓王《釣磯應詰文》、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方回《釣台記》、王世貞《登釣台賦》、鄭日奎《遊釣台記》、鬱達夫《釣台的春晝》悉屬此類。這些遊記融情致理思於山水之間,記敘了嚴子陵與漢光武帝劉秀的情義,並高度評價嚴子陵,由衷讚美了他不怵權貴、不慕虛榮、淡泊名利、追求自適的高風亮節。其中鄭日奎雖以“遊釣台記”為名,但其僅僅道經七裡灘,並未登臨釣台,只因傾慕嚴子陵,於舟行經釣台之時,極目遠望,心馳神往,入夢神遊,極盡想象之能。

其二,富春武林之遊。這一類遊記,以遊覽富春江為行文主線,描繪迤邐清麗的風光,間以典故穿插。如王叔承《富春武林遊記》、黎遂球《過七裡瀧記》、吳錫麒《經七裡灘記》、王義祖《春江水燈記》、周天放《富春江遊記》等。其中以周天放《富春江遊記》最為代表。這一篇遊記由《富陽》《江行》《桐廬》《上灘》《釣台》《歸舟》六篇組成,記載了過富陽,泛舟行,入桐廬,登嚴灘,上釣台,最後登舟而回,遊覽富春江的經歷。富春江最美在桐廬,七裡瀧峽谷兩岸岩石陡立,山色青翠秀麗,江水清澈碧綠,在山水之間還分布著許多古跡。“嚴陵問古”“雙塔凌雲”“子胥野渡”“七裡揚帆”“葫蘆飛瀑”,每一處景點或秀美怡人,或有一段清幽故事,引人入勝。

其三,錢江觀潮。錢江大潮作為錢塘江精神的重要標誌,是歷代錢塘江遊記的寫作熱點。晉有顧愷之《觀濤賦》,宋有吳儆《錢塘觀潮記》、周密《觀潮》、吳自牧《觀潮》、羅公升《浙江觀潮賦》,元有沈乾《浙江賦》、董朝宗《浙江賦》,明有王文祿《錢塘江觀潮記》、陳仁錫《十五月紀(是日觀潮)》及《十八月紀(是日觀潮)》、黃尊素《浙江觀潮賦》、張岱《白洋潮》、趙維寰《觀潮》,清有戴名世《觀潮》、袁學謨《錢殿觀潮賦有序》、梁章钜《秋濤宮》,近代有豐子愷《錢塘江看潮記》、陳恨石《曲江觀潮記》、徐映璞《海寧觀潮記》等。觀潮之地甚夥,有在杭州秋濤宮處,也有在曲江、海寧等處。其中清人柳堂《記浙江大潮》一文頗見新意。該文非一時記遊之作,而是綜合多次遊歷經驗書寫而成,類似於現代的旅遊指南。開篇即說明記遊原委,隨後詳細記述錢塘江源流,考查錢塘江潮訊的形成,並向讀者介紹錢塘江乾流的歷史變遷與潮水的最佳觀測點,甚至還介紹了觀潮防護措施。觀潮結束後,又泛覽海寧名勝,對每一處景觀如數家珍,娓娓道來。雖以介紹性文字行文,但剪裁得當,饒有意趣。

由此可見,這些錢塘江遊記,或寄山水秀色,或抒不平之氣,或述民俗佳節,不僅傳承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傳統文化,還向世人展現了炎黃子孫豐富多彩的生活圖景,頗具史料價值。

遊記兼具文學審美與地理史料雙重價值,然而既往多重其地理史料價值而忽略其文學審美意蘊。

錢塘江遊記的審美藝術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摹形繪景,場面恢宏。如前文所論,觀潮是歷代錢塘江遊記的書寫熱點。宋代周密《武林舊事》中有兩處寫到觀潮,一在第三卷,一在第七卷,以第三卷為優,繪聲繪色,引人入勝。這一卷中寫觀潮,以“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開篇,從大處落筆,提綱挈領。接著補充交代“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引出典型場面,然後轉入集中描寫:“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由遠及近,由色相而及聲勢,序次井然,富有生活實感。既而以淋漓酣暢的筆觸,恣意揮灑,盛誇江濤排山倒海之勢。作者善於抓住描寫對象的主要特徵,刻意渲染,因而能以極精練的筆墨勾勒出觀潮的熱鬧場面,成為一篇流傳至今、短小精悍的速寫小品。

其二,夾敘夾議,感情真摯。諸遊記中以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為典型。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由右司諫被貶為睦州知州。於此任上,遂有此篇。他熱情表彰嚴光的高尚情操,寄托自己的真摯情感。文章篇幅雖短小,但語言凝練,夾敘夾議,韻味十足。其“敘”少而精,著力於兩點:第一,嚴光與劉秀的舊關係:“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第二,嚴光與劉秀的新交往:“既而動星象,歸江湖。”相對於“敘”,其“議”則多且繁,著力於兩處:一是嚴光“不事王侯”的高潔:“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二是劉秀“以貴下賤”的大量:“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范仲淹借嚴光與劉秀故事,呼籲天下士子的高尚氣節與帝王應有的寬容雅量,頗有“借古諷今”之意。其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作結,驚豔悠遠而意味深長。

其三,情景交融,視角獨特。以高濂《六和塔夜玩風潮》為最佳。此篇遊記於常人所忽略處的風景落筆,描寫了夜晚錢塘潮的獨特景色。其開篇即言常人觀潮的遺憾,遂點燃塔燈,於橫空月色之下靜觀海門潮起:“月影銀濤,光搖噴雪,雲移玉岸,浪卷轟雷,白練風揚,奔飛曲折,勢若山嶽聲騰,使人毛骨欲豎。”作者對潮來時的描寫生動傳神,用白雪比喻銀濤之色,用轟雷形容巨浪之聲,用白練模擬大潮之狀,身臨其境。然至此筆鋒一轉,憶及昔日逍遙閑適的生活,遂從名利中醒悟,並感慨世人多為名利二字所束縛。於情景交融之中闡述己志。構思巧妙,語言清麗,雋永深邃。

概之,這些遊記,審美價值頗高。為文深情,為詞清麗,落墨處盡得自然真意,不虛美、不矯飾,既有恢宏大氣之章,也有風流靈巧之篇,渾然天成,音韻朗暢。讀來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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