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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最艱苦、最麻煩的是未來一百天

  意見領袖|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創始院長)

  經濟學家圈:如何理解現在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為何現在提出?

  李稻葵:其實這個概念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了,至少我們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提這個想法。也許我們用的不是“國內經濟大循環”這個詞,但是是這個想法。這個想法就是中國經濟形勢經過全球金融危機,2008、2009年以及之後的幾個調整,到現在我們中國與世界的經濟關係,事實上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這個重大的變化,從量上說,就是我們現在對外的依賴度已經大大下降了。

  講一個數字,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一年,粗略地說,我們每100塊錢的GDP中,有35塊是出口。為了這35塊錢的出口我們又進口了25塊錢,那麽我們的淨出口是10塊錢,也就是10%。現在這個數字到了什麽水準呢?去年一年,2019年我們基本是平衡了,淨出口大約是1%,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了。每100塊錢的GDP對應的是17塊錢的出口,16塊錢多一點的進口。所以現在不能說中國經濟還是嚴重依賴國外市場。這是一個最粗淺的、最直觀的現象。

  再往深層次看,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在其他兩個方面也是下降的。比如說一個是外資,我們的外商直接投資常年是保持在1200-1400億美元這個水準,那麽這是什麽概念呢,現在我們的GDP是14兆美元,所以我們的外商直接投資隻佔到GDP的1%左右。幾年前這個數字還是2%左右

  再講一個更深層次的例子,過去我們加入WTO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是用市場換技術。技術層面,我們是靠大量地出讓市場,來說我們來和你們合資,一起來做。典型的例子是,華晨寶馬,寶馬持股50%,華晨50%,那麽華晨幫助寶馬克服一些當地市場的困難。然後在這個過程中,華晨寶馬和寶馬公司一起去尋找零配件,再幫助中國的零配件廠發展起來了。寶馬的技術部分轉給了華晨、轉給了零配件廠,從生產椅子、到生產保險杠、到生產發動機的儀表盤,全都是國產化了。

  就是我們在經過金融危機之後的這十幾年,中國經濟在不斷的調整:在市場、資本和技術上我們對外依存度都下降了,這是一個本來的趨勢。那麽在新冠危機之後,這個趨勢又得到了加強。因為新冠危機之後,西方主要國家,進一步加快了他們去中國化的步伐。他們到處都講,他們的生產鏈不能單依靠某一個國家——就是中國;他們到處都講,中國的生產現在太重要了,我們一定要多元化,而且還對中國的出口施加了關稅,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國外的這些主流的國家,尤其是美國,他的逆全球化也好,他要搞自己經濟相對的獨立性也好,出於各種考慮,都不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依靠中國的市場。所以新冠危機爆發以後,在未來的這十年,我們想用國外的市場、資本、技術,這在客觀上講,這種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因素,這個因素雖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必須得提,就是可見的未來5-10年,全球經濟恐怕是一個低速增長的時期。因為不到10年之內,兩場危機重創了全球經濟——一個是全球金融危機,還有一個是目前還沒有結束的新冠疫情。所以在未來的十年,全球經濟恐怕很難再回到過去的十年和二十年的高增長時代。

  總結來說: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太大了。我們現在已經佔到全球經濟的16%,我這個是按照目前的市場匯率算的,如果按照我們的物價算的話,可能得22%-23%,而十幾年前是8%都不到。現在光靠外面的市場,我們吃不飽了。

  第二個因素,是國外對我們猜疑了,不願意搞全球經濟一體化、不願意在很多方面跟我們深度合作了。

  第三個因素就是全球經濟在未來十年將會放緩,它也拉不動我們了。

  這三件事不是突然發生的,過去的十年中在不斷推進,只不過這個疫情讓它變得更為鮮明、突出,讓大家都覺醒了。

  那麽內循環,它的內涵是三個要求

  第一,市場主要靠自己

  第二,資本主要靠自己,我指的資本主要是說,未來我們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未來要想方設法放到香港、上海A股或者深圳上市;

  第三,科技,更多的科學技術、商業創新得靠自己

  三方面逐步要靠自己。

  但是,絕對不能放棄外循環,絕對不能放棄對外開放

  如果說國內經濟內循環給我們帶來的是經濟增長的量,那麽外循環是支撐我們增長的質。質跟量同樣重要。我們不能只是盲目地擴大我們的市場,關起門來。如果我們的企業不走出去,我們的技術不跟人家PK,我們不去跟別人互相交流互相學習,那中國經濟很多方面發展的質量會打折扣。

  經濟學家圈:要實現國內大循環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李稻葵:我認為要在三個方面突破。

  第一個就是要釋放潛在的,我們國內的市場需求

  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方面,一定要抓住未來十年全球科技創新的機遇。未來的十年,我們會進入到科技創新的一個高峰期,一定要在若乾方面能夠做到全球領跑。

  第三個方面就是我們的資金循環要做得更好

  展開來講的話,什麽叫釋放需求呢,就是我們現在的需求還是有的。

  我經常開玩笑我說我們“10+4”的問題。

  我們還有十億人口沒有進入到中等收入水準這個階段,這十億人口中很多人沒有坐過飛機、沒有坐過高鐵、家裡沒有空調,冬天甚至沒有取暖的暖氣。這十億人,要讓他們的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鎮化。有些進了城的,但是還沒有融入城市生活的,要把他們迎進來、安頓下來,讓他們真正的在城裡扎根,讓他們在農村的那些地,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要長期的穩定的租出去。現在不能賣,但是租出去。讓他安安心心在城裡生活,在城市為家。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是什麽呢,是已經進入到中等收入水準的這四億人口,他們現在也還有需求沒有滿足。為什麽呢,因為他們對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有要求,但是這個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完成,因此他們不敢花錢,比如說教育、醫療、養老,還有基本住房——有些人還沒有合適的房子。所以這幾個方面,對應四億人口,公共政策必須發力,必須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

  比如說拿教育為例,政府應該兜底,應該盡快普及十二年的義務教育,保證四億人口對應的孩子們,最起碼能夠高中畢業,能夠有一技所長。因為就算他上不了大學,他也應該有比較好的技能,應該今後能夠做一個技工,有一個上升的通道,跟德國人似的,德國技工的工資也很高的,生活也很好的。

  醫療也是,就是有些攤上大病了,比方說透析那種東西,萬一真得了那個病,至少有一部分費用,政府來出。這些逐步逐步的,不是一步到位啊,但應該可以逐步來解決了。

  基本住房也是,如果有人暫時在城裡買不起房,比方說北漂的,政府可以修一點平租房。以北京為例,五十平米,一個月三千塊錢——當然要嚴格控制啊,不能說高收入人去佔那個便宜,把它穩定住。

  還有基本養老,如果實在老無所依的,政府應該提供一些基本的設施。

  所以這些方面,我想未來十年,得發力。如果這方面能發力的話,很多中等收入人群就願意花錢了。所以這是釋放需求,是內循環的第一件事。

  再補充一點,就是一定要形成一個統一大市場,不能搞地方割據。現在地方割據的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比方說北京現在的計程車還是以北京現代為主,上海的還是以上海大眾為主,重慶還是以長安為主。但是這個地方一定要打通,打成一片,這個也是要改革的。怎麽改革呢,我們最近搞了一個研究,就是要把地方政府的激勵要調整過來。地方政府的激勵現在是抓生產、抓稅收,因為地方政府最願意乾的是什麽呢,就是比方說投一筆錢,花二十個億、五十個億,把一個新能源汽車的工廠給拉過來,它指望這個新能源汽車的生產,未來能夠給它交稅,同時產生GDP,這是最典型的玩法。比如京東方,那個做電視屏的,在重慶、合肥都投資了,把京東方拉過去。或者弄一個江淮大眾,搞個生產線,然後就交稅了。所以現在各級政府抓的是生產,誰也不關心消費。各地政府希望生產在我這個地方,消費在別的地方,是重商主義的。你看汽車,連續兩年負增長,地方政府不願意管這個事,隻願意生產。以後應該是哪個地方消費,那麽稅收就歸哪個政府,這樣地方政府才願意去抓市場、抓消費。

  內循環的第二件事呢,是資金也要循環起來。

  現在是我們老百姓有了錢,我們想投資於國內的股票。但是國內的都不是最好的上市公司,至少不全。你看騰訊、京東最近都創了新高,但都不在我們A股上。騰訊在香港,京東在美國,都跟我們關係不大。當然我們貢獻的是騰訊的流量,我們貢獻的是京東實打實的GMV——它的總銷量,但是我們養活了華爾街的投資者。大部分投資者都還是在境外,當然也有境內的一部分走出國的,但這沒有形成閉環。再比方說,我們的騰訊,第一大股東是南非的Naspers(南非報業),阿里第一大股東還是孫正義,這不太對。我不是民族主義者,但是我們作為一個高儲蓄的國家,應該至少能夠做到,我們百姓養活的企業,它的投資回報應該能夠回到我們的百姓的腰包。這需要資本市場的大力改革。

  第三件事,就是科技。

  我剛才反覆地講,我們的科技在一些制高點上一定要站住。比方說人工智能,互聯網的深入應用,還有生命科學。還有就是量子計算,量子計算現在據我調研,咱們跟美國還是差一點,但是差的不是太遠,還是有可能趕上去的。

  經濟學家圈:中美爭議加劇,中美會脫鉤嗎?應該如何理解並應對目前的國際形勢?

  李稻葵:中美的關係用脫鉤也好,用繼續合作也好,這些描述都過於簡單了。我倒傾向於認為,未來是一個深度博弈的時代,是極其複雜的博弈。

  在某些領域,美國人肯定會繼續去升級打壓中國,尤其是科技方面,比如說人工智能、生物製藥方面,一定會打壓的。像華為這種事情還會發生,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還有點合作。它是一個波動的深度博弈的過程,不能簡單地用脫鉤和不脫鉤來分析。因為中美今天的關係和當年美蘇的關係完全不一樣。中美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和科技,它的交往太多了。舉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的科技人員。中國現在的科技和二戰結束時的科技不一樣了,二戰結束的時候是靠天才,靠幾個愛因斯坦、費米,它就把原子彈搞出來了,但現在的科技是人海戰術。今天的科技,我有時候開玩笑,是做飯的技術,是一種實驗科學,是千軍萬馬一塊反覆做飯,看誰做得好、誰吃得好,這是反覆嘗試。今天這個科學是靠人,所以中國每年培養的將近四百萬的工程和自然科學的人才,這個資源美國人也不會放棄的。所以他可能以後對我們頂尖的科學家從美國回到中國會嚴加防範,也對我們的頂尖科學家、科技公司到美國去訪問嚴加防範。但是我相信美國人不會控制留學生。清華的這些本科畢業生到美國的MIT,那是給教授乾活的。沒有這些中國學生,美國的很多科學發現都會被拖後腿的。我們一年工科的畢業生是印度加韓國加日本加美國加歐洲之和。所以以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時這個博弈也是極其波動的。我認為最艱苦、最麻煩的是未來的一百天,美國進入大選,川普選情告急。就算選舉出了結果,如果對川普不利,還可能折騰。川普可能不認這個選舉結果,很可能還會鬧到最高法院,這是史無前例的。所以一碰到美國的競選,雙方都很可能拿中國說事。而且美國的“幕後國務院”,或者說“深層外交部”,這個deep state,深不可測呀。美國的外交部、國防部,他們有一幫職業的官僚,你搞不懂他們是怎麽一個想法,他們和政治家的想法又可能不一樣,可能會渾水摸魚、甚至製造混亂。

  拿我個人的一個經歷來說,在二十年前,1997年我在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當時我就發現,胡佛研究院每年請來做研究的這些學者都有來自國防部、外交部的,而且那時候的研究選題不約而同的都是中國。當時中國還沒加入WTO呢,但是那些人已經意識到,他們的職業生涯,一定是要建立在對中國的政策基礎之上的。他們一定是要在對中國的政策上做文章,才能夠得到個人的職業發展。那現在這個時候呢,他們已經是摩拳擦掌。

  未來一百天是非常複雜的,講的大一點,我在最近一個發言中說:現在開始,我們已經進入到民族複興的最關鍵的十年。因為未來這十年,我們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可能是從來沒有那麽複雜過的。未來若乾年,國際上各種各樣的勢力,都有一種焦慮感。他們都認為,時間來不及了,要對中國乾點事,再晚就不行了。

  經濟學家圈:對企業的製裁是本輪爭端的一個特點,應該如何應對,您2年前包括提出的反製措施,現在看可行麽?

  李稻葵:目前呢,美國方面在關稅上對我們已經有製裁了。關稅一點兒都沒有降,這個呢我們對他也有一定的對等措施。這對雙方都不利,但是也沒辦法,這已經是大家都已經接受了,都已經割肉了。就像買股票似的,已經是止損了。

  那麽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尤其是未來100天,美國方面還有可能搞什麽動作。現在中國方面最需要乾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前跟美國方面打招呼。有些你要製裁我的東西,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殺手鐧。提前打招呼,有言在先,雙方互相畫紅線,你別越界,我也別越界。

  美國方面最有可能給咱們做文章的,就是芯片。我們芯片對外依賴度是很高的,講的更細一點,我們對外依賴的芯片主要是在幾個方面:一個是手機,一個是伺服器。我們的電腦,Windows以及英特爾聯合系統是我們最主要依賴的地方。軍事上其實倒不是那麽重要。那麽美國方面如果在芯片上耍賴——他純粹是耍賴,因為美國人自己其實並不怎麽生產芯片,美國人是和中國台灣地區、日本、韓國合作。或者反過來講,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和日本的一些企業,用了部分的美國的技術,同時也把美國的很多公司當成大客戶而生產芯片的。美國人有可能耍賴,說你看你這些企業,你的大客戶是我,你用的專利是我的,那我不許你們給中國供應芯片,如果你供應的話我就停止你和我的企業有任何的來往。因為美國是霸權,所以一宣布的話,有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跟著,這就是一種耍賴的遊戲。

  但是,你要這麽乾的話,我們不是說沒有對等的工具。我們也有我們的維生素、我們的抗生素——維生素、抗生素,90%以上的原材料是中國生產的。這是事實,你短期內你肯定搞不出來,因為這是發酵的細菌,不像機器你可以搬回去。我們絕對不率先這麽乾,但是你如果率先耍賴,你膽敢在芯片上你跟我耍賴的話,我們也有反製措施。

  所以這就是有言在先,大家都有武器,你也有,我也有。誰也不許動,你要是敢在芯片問題上做文章,就相當於你動了“核武器”了。你把整個世界經濟的格局,把我們中國的經濟打亂了,就是相當於跟中國的老百姓在糧食問題做文章。那我就不客氣,在藥品上我也做文章,對不對?我覺得這是現在非常現實的一個問題。

  經濟學家圈:有人很擔心swift清算系統可能被踢出來,會發生嗎?有何應對措施?

  李稻葵: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中國的銀行不能夠參與這個國際的快速資金轉讓的系統的話,那麽很多國際業務無法開展。那我們很多銀行的很多國際交易就停頓了,包括我們一帶一路的很多的匯款資金的轉账都停頓了。那如果這麽乾的話,我們給美國方面的定性也是經濟恐怖主義行動。我們這些銀行,如果犯了什麽規,你調查。但是你不能這麽乾,如果你要這麽乾的話,我也要找你麻煩。

  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們一定也有武器,但是這個我沒有深入研究過。我的看法是要事先溝通,要跟美國商務部、跟美國財政部、還有美國的貿易代表,咱們都可以協商、可以談判,但如果你蠻不講理的話,我們也可以不惜代價和你玩這個。武器我們肯定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定性:你這麽乾,相當於在經濟領域率先使用“核武器”了。現在的經濟問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有抓住對方把柄的地方。

  經濟學家圈:十四五期間,您覺得最關鍵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李稻葵:有三個方面都要突破。

  第一,經濟方面必須保持高質量發展,關鍵是內循環,這個之前已經提到過。經濟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釋放我們的內需,建立統一大市場,那麽釋放內需的一個關鍵就是提升我們的收入,其中的關鍵是城鎮化和基本公共服務的普及化。如果說過去我們比較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麽十四五期間,我自己的說法就是,我們的工作重點應該放到市場需求的釋放上來。要去經營和培育我們長期的國內需求,這是最重要的。但是內循環外循環要配合。要保持一定的量,比如百分之五,但同時也不能沒有質。

  第二,科技必須要佔領若乾制高點。因為這一輪很可能是贏者通吃,你如果佔不到制高點,那麽誰理你呀,別人不可能把技術給你了,人家封鎖你還來不及呢。

  第三件事情,對於我們經濟學有關係,要特別強調的是基於我們理論和道德的軟實力提升。就是基於理論和道理之後,我們一定要有突破。怎麽突破呢?一定要想方設法在國際上講清楚我們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治理方式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亂來的。對外我們沒有任何的意圖要輸出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從來不乾預,從來不輸出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自己的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這套辦法、體制,搞經濟讓政府跟市場同時發力,讓政府成為市場的有機的參與者,這套辦法也是合理的,也不是歪門邪道。對於這些做法,我們一定要打破有理講不出,做了好事還被人罵這種窘況。所以這就是需要我們經濟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工作者下功夫了,這就是軟實力。軍事上是硬實力,科技是硬實力,經濟發展是基礎,但是軟實力也要提高。不僅要講好中國故事,更重要的是講好中國理論。

  經濟學家圈:您一直強調經濟學本土化,您如何評價目前國內的經濟研究?

  李稻葵:很簡單的一個說法,我覺得我們現在有形,但是無神

  有形無神,如果用戲劇的說法來講,就是一個戲劇演員,他的形象很漂亮,動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傳神,沒走心。說的更嚴重一點、更具體,就是現在國外一切的工具我們都學會了,國外的一些寫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雙差分啊、隨機實驗、隨機一般均衡,動態隨機等等都學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沒有神。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我們到底從中國的這個土地上,能創造什麽樣的經濟思想呢?我們有哪些是講出來西方人一聽,覺得這個東西有意思,他們以前沒有想過的?讓他們覺得中國這70年的經濟實踐,尤其是過去40年,提供了一個新的思想,但他們有些方面可能沒注意到的。

  我們缺少的是就是經濟學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沒有思想,那麽任何的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也好,他對經濟學的貢獻是極其有限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跟上一個答案的第三條是緊密相關的。這麽多年,中國經濟作為一個學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試成績一下子從D甚至於F提到了A-。但這個學生講不出來,我為什麽能提高,這樣別人就老懷疑你抄作業,也懷疑你考試作弊了。我們經濟學的研究人員,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國經濟這個學生考試成績從F提升變成了A-的這個過程講清楚。要告訴全世界同行,中國經濟這位優秀學生,他過去做對了哪幾件事情,這幾件事情經濟學裡以前沒有研究過的,或者沒有強調過的。那這幾件事情,其他學生也可以學。比如非洲,甚至於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學會了,你成績也能從F變成A-。你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之後,別人自然就不會指責你在作弊了。

  所以我覺得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結合。我自己過去兩年一直在跟同事們一起努力,在清華大學成立了這個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CEPT),我們要乾的事就是這件事。我們在國際上搞了一個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學會。我們在經濟學裡面提出應該需要有個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和它的行為。不是說把政府從市場中拎出來,去想政府在乾壞事,或者是乾好事。而是我們把政府就作為市場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與者,我們來研究他的行為是怎樣的,什麽時候他可以乾好事,什麽時候他乾的不對,乾壞事的話怎麽能夠把它的激勵搞對。

  我認為這個事情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不光是中國,美國也有這個問題。中國是有心得的,從中國的實踐出發,我們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學的道理,而且我們這個經驗也能夠為人類的其他的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做貢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中國的學者也為經濟學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了。

  經濟學家圈: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對經濟學規律有沒有改變?

  李稻葵:首先互聯網會改變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我相信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學者一定會用更加精確的數據方法、更加及時地去研究正在發生的經濟現象。舉例子的話就是疫情期間用騰訊,用阿里的數據來寫很快的經濟的反應和經濟體的運行。

  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對經濟學最深層次的一些規律可能不會有重大的影響。深層次的這個規律是什麽?就是人的行為是多個層面的:人有社會行為,有政治行為,也有經濟思維和經濟行為。在不同的場合下,他會表現得不一樣。你比如說在跟不認識的人,在上班的時候,八小時之內他更多的表現是經濟思維,比如他要跟別人談判、討價還價;八小時之外,在家庭表現的是一種家庭行為,那他就不談個人經濟利益了;在政治場合呢,他又談的是政治行為,追求的是影響力、是權利、是尊重。所以這是最基本的規律,就是人的經濟行為是基礎,人只有滿足了經濟需求,才會進一步演進到政治行為和其他社會行為。這個規律是沒有變的。

  但是互聯網、人工智能來了以後,它會影響什麽呢?它首先會影響人的行為,人可能更多地表現出社會行為。因為基本的經濟生存可能變得相對不那麽重要了,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來了以後,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人更多的會表現成一種利他的社會行為,或者是政治行為,追求的是尊重。所以就是說最基本的規律沒有變——人參與社會活動的基礎是經濟行為和經濟動力——這個沒有變。但是他在邊界可能有所改變,可能他程度有所改變,更多的是考慮的是社會行為了,在社會行為驅動下他有一套新的行為機制。

  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一天24個小時,除了睡覺之外,我們大量的時間用在社交上、在上微信。在微信互聯網的交往中,大量的行為是幹嘛呢?是在爭取或者維持和別人的感情,包括尊重。你給我發一個帖子讚揚我,我開心;但是過一會兒你發個朋友圈我也得點讚你啊。這本身是什麽呢?是一個感情的交易。不是經濟交易了,不是為了生存,我不玩這個我照樣能生存,對不對啊?所以這個東西會變。

  所以我倒認為,互聯網和人工智能不會改變最根本的經濟學的一些規律,但是會讓很多非經濟的行為進入到我們的社會活動中來,會影響我們的社會人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學可能要與時俱進,就是要更多地理解很多社會交往中的非經濟行為。我也提醒我同行,包括我自己,我們不能像過去那樣子過多的、過分的用利己主義的,純粹的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很多社會現象,我們必須要開闊眼界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在改變我們的經濟學。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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