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傲慢與偏見

在諾貝爾獎眾多獎項中，經濟學獎是一個例外——這是唯一為社會運轉理論提供的獎項，也是唯一不在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遺囑中的獎項。這位100多年前的發明家甚至曾在一封信中說自己“滿心憎恨商業”。但他也擋不住“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凶猛勢頭。1969年，第一位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終究還是跟在第69屆文學獎得主山繆?貝克特後頭，站上了斯德哥爾摩音樂大廳的領獎台，與其他同屆獲獎者相對而立。自此，諾貝爾獎的巨大光環照進了一個新的領域。

遲到了68年的經濟學獎來之不易。它是在瑞典中央銀行的竭力勸說下，才由諾貝爾基金會點頭增設的。既然沒有征得諾貝爾本人的同意，經濟學獎的獎金自然不能像其他獎項那樣，從諾貝爾捐贈的遺產中支出，而是由瑞典央行掏錢，也就是由納稅人買單。在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阿夫納?奧弗爾和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經濟史研究員加布裡埃爾?索德伯格看來，“這種行為實際上就像拿諾貝爾本人做了一次頗具價值的創業運動一樣”，僅僅通過一筆微不足道的投資，就通過獎項把一些經濟學理論送上了神壇。

奧弗爾與索德伯格合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邏輯》一書，講述的就是經濟學獎誕生的背景、發展的過程，以及背後涉及的社會民主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的博弈。借助首次公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檔案，兩位作者還在書中對獎項的評選原則、流程等細節進行了披露。

本質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一個為了理解和控制20世紀金融和商業周期這種要求而姍姍來遲的人工產物”。作者們相信，只有從背景去看獎項，才能看到更多故事。那麽，瑞典央行為什麽會在1968年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源頭可以追溯到18世紀商業企業與啟蒙運動思想的相互影響。但從最近也最直接的起因來看，就是瑞典央行與瑞典政府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二戰以後，作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將住房和充分就業放在首位，這樣的做法可能給自由市場機制帶來一定的扭曲，造成物價波動。然而，宏觀經濟的穩定是瑞典央行的職責所在，也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執政黨與央行相互博弈的20多年裡，政府一直相當強勢。直到1970年前後，經濟危機到來，持續20年的富足被艱苦歲月取代，那些主張對市場進行調控和刺激的學說無法解釋當時的經濟狀況。就在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發展到巔峰的時候，瑞典央行祭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在作者們看來，這其實就是瑞典央行在“尋求出路來堅持自己的主張”。

誕生於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是否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偏見？通過對歷屆得主在學科中的引用統計和觀點對比，作者們發現，“雖然這個獎項的管理者努力保持著左派和右派的平衡”，但“總體上說，在學科內部還是更傾向於觀點天平的右派，這是因為傾向於社會民主價值觀的經濟學家人數較左派多出了一兩位”。

兩位作者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來分析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邏輯的，字裡行間也不乏對具體人與事的尖銳嘲諷與批評。不過，在譯者蘇京春看來，這本書並不是為了表達哪一種主義或者思潮更好，而是主張開放、理性的辯論，想要探討的是哪一種思潮是前進的方向、怎樣的發展模式是更好的。“單純從市場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去看諾獎還是有一點偏激的。諾獎注重的是理論創新和規律發現。”

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是這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非常關注的話題。她說自己能夠通過看諾獎，了解國際最受認可的經濟學理論創新；但另一方面，她也能報出一串被諾獎“拋棄”，但成就卓著的經濟學家。其中，曾經呼聲極高卻始終沒有得獎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1903~1983）就是她非常喜歡的經濟學家。羅賓遜以《不完全競爭經濟學》聞名於世，屬於“凱恩斯學術圈”，曾對凱恩斯的學術思想形成起到過很大的作用。“但可能是因為與當時的諾獎評委會主席阿瑟?林德貝克的自由市場思想相悖，她並沒有得獎。”林德貝克反對的經濟學家遠不止羅賓遜。如書中所說，在其任職期間，諾獎評委會就一直阻撓把獎項授予非常成功的社會民主黨人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自由黨人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及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他曾明確表示自己不相信理性預期，但在他退休後，諾獎又接連被授予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們。

蘇京春願意用更溫情的角度去看待諾獎的角逐。她非常欣賞鮑勃?迪倫對待文學獎的態度。這名音樂人對諾獎態度淡然，他避開了盛大的頒獎禮，而是選擇在頒獎禮4個月後低調領獎。“他是為了自由、為了自己的追求去創作的，並不是為了得獎。”

第一財經：通過瑞典央行公布的關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檔案，評獎的規則和流程大概是怎樣的？

蘇京春：每年秋季到次年2月，這個時間段基本上是提名時間。參加提名的人主要是北歐的一些著名學者、經濟學獎評委會以及之前得過諾獎的經濟學家。在這個階段，他們可能會得到一個多達幾百人的名單。隨後，名單被提交給學術委員會，由委員會討論選出最佳人選。最後，再從幾個最佳人選當中投票選出最終的獲獎者。我個人覺得整個流程似乎並沒有什麽特別新穎的地方，國際上很多獎項都是這樣的。

但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者，我覺得提名製是很可能將很多經濟學家拒之門外的。因為提名製意味著，如果這名經濟學家沒有和參加提名的學者有過接觸，或者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基本上沒有什麽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就面臨這樣的問題。

林毅夫先生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也是基於類似原因，他判斷中國可能要在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能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楊小凱先生曾被認為是中國最接近諾獎得主的經濟學家，這除了他本人在理論上有很高的建樹以外，也因為他很受諾獎得主詹姆士?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1919~2013）的看重，這種推薦於獲獎至關重要。但最後很可惜，可能由於身體原因，他錯失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第一財經：這本書對諾獎評選邏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哪些問題上？

蘇京春：批判主要是在兩個層面。一是他們認為評選還是存在主觀因素，而且主觀性比較強。二是這個獎項頒發的流程和儀式存在問題。作者們認為，諾獎不應該把一個思想性的獎項頒發當成一個娛樂場合，做成一個盛大的慶典，這樣等於是賦予了一種思想以權威地位，為一些經濟學理論做了背書。他們認為，這些思想者應該是一個個獨立的人，最終在眾目睽睽之下，通過儀式走到大眾面前，就有了娛樂效應。這也是這本書一個有意思的點，帶有思辨的色彩。當然他們說的是一家之言，但是反思的視角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就像電影，很多拍得很好的電影不一定被大眾接受，而有些電影並不符合藝術和文學的標準，但是很受歡迎。通過諾貝爾獎評選機制，大家其實是在做一個學科發展上的探索。

第一財經：這本書名為“經濟學獎的邏輯”，但它涉及的話題已經遠遠越過了諾獎本身，談論的其實是學科方法論以及對學科未來走向的思考。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還有很多模糊之處，所以一直以來，圍繞著諾獎的爭論也持續不斷。

蘇京春：相比於自然科學領域的獎項，經濟學獎並不是“幾加幾等於幾”的問題，或者破解一個人類前景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這就是為什麽經濟學獎爭議一直比較大。經濟學理論不可能通過實踐明確檢驗，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被驗證。

有很多獲獎者，比如美聯儲前主席耶倫的丈夫喬治?阿克洛夫，曾經因為提出“檸檬市場”相關理論得到諾獎。但很多人通過實踐觀察驗證，發現這個理論內部可能存在缺陷，然而他依然獲獎了。經濟學領域，往往很難讓所有人達成共識。經濟學解釋的是人們在市場層面的活動，是無法用理工科那種比較明確的是非標準判斷的。在爭論的過程中，大家會有角逐，最後到底是哪一批人獲勝，這要看社會前進的走向。

況且，也不是所有理論都能夠被運用於實踐的。能夠被實踐檢驗的理論，在整個學科當中是非常幸運的一種。至於付諸實踐之後，最終效果如何，這就要看你從哪個方向去評判了。社會結構相當複雜，一些群體可能會因此受益，另一群人可能得不到實惠。一個政策要做到對絕大多數人有利，是非常難的事情。

第一財經：在50年的歷史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意識形態上的中立性是否也經歷了一些變化？

蘇京春：單純從市場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去看諾獎，還是有一點偏激的。諾獎注重理論創新和規律發現。當然，一個人的出生地和文化背景，與生俱來地受到一些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為經濟學反映的是一種思想，思想由人產生，而作為一個個人來看，多少都會受到意識形態影響。但如果單純從思潮來判斷，眼裡心裡只有思潮，也顯得有些可笑了。有人認為，凱恩斯和哈耶克是純粹針鋒相對的關係。其實，凱恩斯對哈耶克的思想也很著迷，他也是一口氣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看完了。這本書也是經濟學類書籍中銷量最高的書，是全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諾獎的貢獻在於推動了人類探索經濟規律的努力。在社會往前發展的時候，誰都不知道未來會怎麽樣，但現在的選擇又決定未來的路。這就是理論探索的魅力所在。

我個人有一個不一定成熟的觀點：在經濟學研究中，你在理論上越抽象，越想去追尋規律，那就越靠近市場自由主義；當你想去經世濟民，更關注實踐、貼近實踐和指導實踐的時候，就很難避免去接近社會民主主義。

第一財經：書中說，有很多有成就、呼聲很高的經濟學家最終還是被諾獎“拋棄”了。在你心目中，這樣的經濟學家有哪些？

蘇京春：作為一名中國的青年經濟學者，我看諾貝爾獎完全是一種吃瓜群眾的心態。我很喜歡的一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創立了“壟斷競爭理論”，當時，她的觀點和諾獎的管理者林德貝克他們那批人可能是相左的。我想，這就是為什麽她沒有得到諾獎重視的原因。

還有幾位沒有得到諾獎，但對中國影響很大的人。比如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他是“後發優勢”的提出者，阿布拉莫維茨（M. Abramovitz，1912~2000）基於此提出了“追趕假說”；另一位則是楊小凱，他提出了“後發劣勢”。“後發優勢”講的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一個國家如果在技術上處於劣勢，可以通過學習和模仿，實現經濟趕超；“後發劣勢”說的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一個國家需要改變制度以適應新的環境，而制度很難通過學習去改造，而是要更多結合本國具體情況。

第一財經：作為青年經濟學者，你每年看有關諾獎的新聞，會關注哪些問題？

蘇京春：我自己也有很欣賞的經濟學家。我本科階段開始接觸保羅?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原理》，逐漸了解到他對經濟學理論和中國經濟實踐的廣泛影響力。也是在那時，我開始知道他有一名合著者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我對這位經濟學家印象很深，一直關注。2018年，他終於也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覺得很高興，也覺得這是實至名歸的。諾貝爾獎讓我能夠更直接地關注到更多西方經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精華。我們年輕學者可能在學術資源上很難和國際前沿實時無縫對接，所以諾獎給了我們對最新受到認可的理論特別關注的渠道。

對於這個獎項，我還有一個不一定成熟的看法：經濟學說到底還是一個實踐學科，諾貝爾獎畢竟是在西方經濟學框架下評定的，對於國外的學者來說，他們的經濟學只有這樣一個方向，但對我們來說則不同，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不同路徑上經濟思想的實踐方。國內很多經濟學前輩都已經從中國經濟實踐的角度發展著我們特有的經濟學思想，而這些成果，並不完全符合市場自由主義或者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所以，我們書寫在大地上的經濟實踐，並不勢必要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如果說我們對這個獎項抱有著期待，也是基於，期待別人對我們在這種路徑上所進行的經濟研究和經濟實踐的認可，而不是我們拋下很多東西，不顧一切去融入西方經濟學體系，去迎合這個獎項。

[英]阿夫納?奧弗爾、[瑞典]加布裡埃爾?索德伯格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