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是不可複製的，而文化具有某種公共性。為文化而寫作的作家，常常顯得個性模糊；而面對自己的身體，忠誠於自己的身體感覺，並對身體經驗進行創造性的語言處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為好作家，因為他們有能力將身體語言化，使語言具有他身體的形狀。

by-謝有順

“要以身體為準繩”（上）

文 | 謝有順

一

文學是生命敘事，也是靈魂的敘事，但在論到“靈魂”之前，似乎有必要先辨析“身體”一詞。

作為一個哲學命題，靈魂和身體的二元對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但隨著現代哲學的發展，這樣的對立已被更複雜的思想分析所代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在靈魂和身體之間，除了簡單的對立，似乎還存在著一個廣闊的彼此糾結、互相轉化的未明區域。

靈魂和身體並不是分割的，身體也不是靈魂天生的敵人，相反，身體作為一個倫理命題，日益引起思想界、文學界的重視。

尤其是在前些年喧囂一時的“身體寫作”中，“身體”因為有效地反抗了一種玄學化、知識化和靈魂虛化的陳舊寫作，進而成了這一階段文學革命的主角。到2000年詩歌界出現“下半身寫作”，“身體”作為“肉體烏托邦”的代名詞，更是被推到了寫作的極致——關於身體在文學寫作中的諸多爭論，都源於這種極致寫作對現存文學秩序的“冒犯”。

然而，並不能因為“身體”一詞在寫作界被賦予了極端色彩，就可忽視它的革命價值。“身體”一詞，近年有被妖魔化的趨向，好像一講到身體，指的就是性，就是欲望，就是個人的宣泄。

其實沒有這麽簡單。

身體和肉體是不同的。肉體主要指的是身體的生理性的一面，也是最低的、最基礎的一面；除了生理性的一面，身體還有倫理、靈魂、精神和創造性的一面。身體的倫理性和身體的生理性應該是辨證的關係，只有這二者的統一才稱上是完整的身體，否則它就僅僅是個肉體——而肉體不能構成寫作的基礎。

二

身體的倫理性（或者說身體性的靈魂）是真確存在的，我甚至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物質化，而靈魂需要被身體實現出來；沒有身體這個通道，靈魂就是抽象的，就成了虛無縹緲的東西。

隻講靈魂不講身體的思想一旦支配了一個人的寫作，這種寫作就很容易走向玄學——玄學寫作看起來高深莫測，其實裡面空無一物。靈魂不該是抽象的，因為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學和神學，也大都不否認身體存在的重要性。

比如《約翰福音》一章第一節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話很多人都熟悉，可一章十四節很多人就不一定注意了，這節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有人查過原文，發現“真理”和“實際”是同一個詞。很多人讀到“太初有道”，以為是神話，可沒讀到“道成了肉身”，“道”被實現了，“道”成了實際，成了可以在肉身裡面實現的一種事物，它不再是那個抽象的“道”了。

聖經如果隻講那個抽象的“道”，那個在天空中運行和人沒有關係的“道”，那我們不讀也罷，但它還講了“道成肉身”的故事，這就在神性和人性之間建立起了一個通道，把神聖的“道”和人在地上的生活結合起來了，最抽象的和最具體的融合在了一起。

寫作難道不也是一種類似的“道成肉身”的過程？不過它的“道”只是作家個人的思想，而聖經的“道”是神的“道”而已。

“道”不同，但目的都是要在肉身裡實現，要獲得一個身體的現場。

現在很多人一講到精神、靈魂、理想，以為就要反對身體，從而把身體和靈魂對立起來。其實，最有力量的靈魂、最有價值的精神都是從身體裡生長出來的。

（卡拉瓦喬《被斬首的聖施洗者約翰》）

在這一點上，連耶穌都不例外。

聖經說，耶穌是神的兒子，但他並非一直生活在天上，而是來到地上做拿撒勒人，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道”在他身上被彰顯於日常生活中，“道”有他的身體作載體，才能被人認識。他既是在傳道，也是在活道，在他那裡，道和生活是聯繫在一起的。

他說的道一點也不抽象，因為他的道從來沒有離開他的生活現場。他說人要愛父母，要愛人如己，不能恨人，不能殺人，等等，這些道，都以他自身的生活經驗為基礎，如果沒有這些經驗，耶穌的靈魂就會缺乏說服力。

連耶穌尚且需要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作家怎能越過身體直接飛翔？

其實，不僅聖經注重“道”和肉身的關係，中國思想家在講“道”之時，也同樣注重“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實現和彰顯。朱熹在《集注》裡說，“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時候，但“道”也遍存於“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陽明的詩句所言：“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別諸生》）正因為強調思想、靈魂不能完全脫離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塵”一說，《莊子·天下篇》才說莊子“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假如連道家哲學都對世間、日常不離不棄，文學又怎能離開身體、現世而寫人記事？

就像日常生活裡面也有尊嚴一樣，身體裡面也有精神。

這是常識。許多時候，我們將寫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當成庸常而沒有尊嚴的代名詞，這是誤讀。如果尊嚴不能在日常生活裡面建立起來，那麽，這種尊嚴就不是真正的尊嚴，真正的尊嚴應該體現在生活的各種細節裡面。同樣，精神如果無法通過日常生活、通過身體傳達出來，這種精神的真實性就很可疑。因此，我反對用一種貌似高尚的精神來貶斥身體、踐踏身體、把身體驅逐到一個黑暗的境地。真正的身體寫作，就是要把身體從黑暗的地方解救出來，讓身體與精神具有同樣的出場機會。

（委拉斯開茲的人體油畫《十字架上的耶穌》）

三

身體作為一個哲學概念，當然有物質性（生理性）的一面，但物質很可能是我們了解精神的必由通道。

文學雖為精神事務，但並不等於說文學由此就可脫離身體這一物質外殼而獨自存在——任何的精神、靈魂和思想，都必須有一個物質的外殼來展現它，沒有這個通道，寫作就會演變成為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或者變成空洞的語言修辭術。

強調身體在寫作中的意義，其實是強調作家寫作時個人的在場。“身體”是個人在場的標誌之一。一個人的寫作，如果沒有對存在、對他所體驗的生活的身體性參與，他的寫作很可能是凌空蹈虛的，這和思想管制下的假大空寫作並無不同。

從文學史的角度說，真正偉大的寫作都是身體寫作，都是寫作者的身體在場的寫作。

身體是不可複製的，而文化具有某種公共性。為文化而寫作的作家，常常顯得個性模糊；而面對自己的身體，忠誠於自己的身體感覺，並對身體經驗進行創造性的語言處理的作家，反而有可能成為好作家，因為他們有能力將身體語言化，使語言具有他身體的形狀。比如，讀李白的詩，可以感覺到李白這個人是豪放的、飄逸的，有一種神采飛揚的身體印象；讀杜甫的詩，你會覺得這個人比較沉著、憂傷，身體前進的步伐感覺是緩慢的，這些都是他們的語言留給讀者的印象，它是另一種真實。

偉大的文學總能讓人通過它的語言，看到作者的身體——讀這樣的作品，你會覺得是在和一個具體的人對話，而不是在和一種空泛的思想打交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閱讀感受，當你喜歡讀一個作家的文字，時間久了，你還會喜歡上這個人，你會去尋找這個人的照片，去讀他的傳記，了解他身體活動的歷史，渴望知道他的愛情故事，甚至會想去他的故居看一看。會有這種願望，就因為他的作品把他的身體帶到了你的面前，你渴望了解這個人更多的方面，才會萌生看他的故居和遺物的想法。

現在很多作家在寫作上的失敗，就在於他們不承認寫作是有身體性的，或者，他們意識到了這種身體性，但沒有面對自己身體的勇氣，沒有把身體在語言中實現出來的能力。一些脆弱、無能的人，卻在作品裡把自己扮演成一個偉大、剛強、充滿力量的人（相反，卡夫卡就真實地面對了自己的脆弱和無能，他承認，“我是完全無用的，然而這改變不了”），這種虛假性就會構成對寫作的致命傷害。

寫作的虛假性，許多時候正是源於寫作者對身體的遮蔽。

（未完待續）

謝有順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