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末，清廷召賦閑在家的前淮軍將領劉銘傳進京，商議應付日趨嚴重的邊疆危機。劉進京之後，呈遞了一份《籌造鐵路以求自強折》，呼籲朝廷大修鐵路，以鞏固國防。
奏折挑起了巨大的爭議。
早在1863年，朝廷已經否決過英美商人請造鐵路的要求，給出的理由是：
“外人在中國土地築造鐵路，乃奇技淫巧，殊不合我大清皇朝祖宗成法。”
自道光時代以來，近代制度文明與技術文明，同時對清帝國施以了巨大衝擊，鐵路不過是技術文明衝擊的一個部分。帝國士大夫們慣用的反擊路徑是：努力證明本國制度文明的優越性，進而以之為理論基礎，去否定近代技術文明。
鐵路的命運，可想而知。
中國第一條鐵路的夭折
在劉銘傳的奏折引發朝野爭議之前，1876年，清廷曾以民意為借口，拆毀了境內已修成的第一條鐵路。
1872年，外國洋行成立了一家叫做吳淞路線公司的機構，買下沿線土地。鑒於清廷已將鐵路歸為“道”所不齒的“奇技淫巧”，他們對外宣布要修築一條自上海至吳淞的普通馬路。洋商們有些樂觀：先把吳淞鐵路（又稱“淞滬鐵路”）修起來，讓清廷見識到它的便利，最後或許可以得到認可。
1874年，公司正式著手鐵路敷設。1876年1月，路基全部築好，開始鋪設鐵軌。至此，修築鐵路而非尋常馬路的意圖完全暴露。為避免地方官府干擾，鐵軌的鋪設非常迅速，不到一個月就完成了全程的四分之三。隨後，機車升火鳴笛，開始試運行，生米做成了熟飯。
清廷的反應非常強烈。通過上海道台馮焌光，朝廷要求駐上海英國領事Medhurst中止火車的通行。馮責備道：英商當日成立的吳淞路線公司獲準修築的只是一條尋常路線，如今造出來的卻是鐵路，這是很明顯的越權。兩江總督沈葆楨，也要求立即中止剩餘路段的鋪設。
其後的交涉過程繁複異常，不再贅言。結局是：1876年12月13日，中英兩國同意以28.5萬兩白銀的價格，由中方購買這一鐵路。兩江總督沈葆楨考慮過繼續自辦經營，但最終選擇了全部拆除。1877年10月20日，最後一期購路款項交付清楚，鐵路完全交給中方，隨之被拆，軌條被運往台灣，火車則被扔進了長江。
交涉過程中，“民意擔心鐵路破壞風水”這樣的說辭，普遍見於清廷官員的奏折文函之中，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和地方州縣官員，都提到過這一點。
事實上，吳淞鐵路在建造及試運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這種現象。
1942年出版的《上海史話》，記載了上海居民對吳淞鐵路的反應——他們不但不反對鐵路，相反，許多人滿懷好奇地觀看甚至追看鐵路的鋪設。當年的《申報》，也曾派記者去鐵路現場採訪，據其報導，除了上海居民，甚至有幾十裡外的居民乘坐馬車、人力車、二輪車等，前來觀看鐵路，圍觀者每天達千餘人，商人們乘機在鐵路沿線開設商場：
“遊鐵路成了當時老百姓津津樂道的一件大事。一些住在城內幾乎終年不出門的人也攜親帶友前來觀看，停車處本來冷冷清清，竟一躍而為熱鬧之區了。”
1876年5月間，《泰晤士報》發表了—封駐滬記者的通訊，如此描繪當地民眾與鐵路的關係：
“多少有些和預料相反，在這個區域裡，沒有出現中國人的反對。反而在工程進行中間，表現出了不斷增長的和友誼的興趣。……幾哩路已經完疊鋪好了石碴……整個鄉間洋溢著樂趣．鄰近村鎮每日有成千居民蜂擁而來觀看工程的進行，並議論各種事情，從小機車到鋪路的石碴。大家都十分高興，顯然他們都熱心的盼望著一個愉快的日子的來臨。老頭兒和小孩兒，老太婆和小姑娘，讀書人，工匠，農民——代表了社會上的各階層。”
這與《申報》對火車第一天正式通車所做的報導是一致的：
“予於初次升行之登車往遊。唯見鐵路兩監視者雲集，欲搭乘者繁雜不可計數，覺客車實不敷所用。火車為華人素所未見，不知其危險安妥，而婦女及小孩竟居其大半。先聞搖鈴之聲，蓋示眾人已必就位，不可再登車上。坐車者盡面帶喜色，旁觀亦皆喝彩，注目凝視，頃刻間車便疾駛，身覺遙遙如懸旌矣。”
顯然，這與朝廷所謂“民眾擔憂破壞風水反對修築鐵路”的說法大相徑庭。
民眾對鐵路的這種態度，讓朝廷頗為尷尬。畢竟，在拒絕修築鐵路這件事情上，“民眾利益”是朝廷行之多年的托辭。
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曾說過：“興作鐵路，必致擾民，有識者皆以為不可。”1867年10月到1868年1月間，朝廷召集18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員集體討論鐵路事宜，李瀚章的說法是，修築鐵路必將“鑿我山川，害我田廬，礙我風水，佔我商民生計，百姓必群起抗爭拆毀，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責令賠償，致激民變”；曾國藩的說法則是，修築鐵路必然導致“車、驢、任輦、旅店、腳夫之生路窮矣”，會破壞這些人的生計，他們必將群起反對。
這次討論，確定了一條用以阻止洋人在中國境內修築鐵路的有效方法：
“（若列強說他們）自能勸導防守為辭，欲增約內；我則必以百姓抗爭拆毀，官不能治罪賠償，等語，載入約內。”
如果列強聲稱他們可以勸導百姓、保障鐵路安全，要求將修築鐵路一事寫入條約，則朝廷應該同時提出要求，將百姓若群起抗爭拆毀鐵路，列強不得要求治罪賠償這一條，也一並寫入條約。如此，“彼族……當必廢然思返”，定會知難而退。
此後，“民意”成了清廷反對修築鐵路的核心理由。
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民意”，吳淞路線公司在修築吳淞鐵路期間，采取了很多友好措施。比如，公司雇傭當地居民做工，工資鋼彈每人每天200文；收購土地時，不惜出高價以避免糾紛；對沿線居民祖墳細加勘查，力求避免觸及破壞……如此種種，有效地贏得了沿線居民的好感。朝廷預想中的反對鐵路的群體性事件，並未大量出現。
當然，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衝突，《申報》光緒二年九月初七曾報導過一次群體性事件：
“前日，吳淞至江灣之火車，正駛行時，中途陡遇男婦老稚八、九百人前來攔阻。詰其故，稱因前日機車中之火星飛入該處附近之草屋上，致兆焚如也。管車洋人即溫語慰之，並許以當令管事者前來查看，眾人方始讓路。乃開行甫數步，眾人中有謂何為輕縱？前行者因複蜂擁而來，冀圖拉住。後覺機器力大不能敵，遂各釋手。車遂啟行。”
這類零星的衝突裡，民眾的訴求止於自身利益的維護，而非是要拆毀鐵路。
真正的敵意，來自朝廷和士大夫。早在鐵路鋪設初期，上海的一些紳士即醞釀阻止，甚至打算采取臥軌自殺的方式，且一度付諸實施，因司機及時刹住火車，才未釀成事故。直接導致鐵路被拆的事件，則是一名中國士兵在鐵路上自殺。
當時有很多人懷疑，這場士兵自殺，是清廷的故意安排。
比如，《泰晤士報》曾如此報導：
“在（火車通行後）一月期內，一個人被火車軋死了。……人們很懷疑他是受地方官吏唆使的。不管怎樣，這個事件是被大大地利用了。這個道台……提出了‘以命償命’的要求——即以火車司機的命來抵償死者的命。這個想法當然是可笑的。……但是，英國領事想，舉行一個正式的審訊也許會使中國人滿意。在他的指示下，一個由副領事承審的誤殺案的審判舉行了。不用說，案件在初審法院，就結束了。這個司機立即無罪放免，但是官吏們的敵意卻沒有得到緩和。
“被壓死的人是一名中國士兵。調查結果是，死者既沒有財產，也沒有親友。另據現場目擊者稱，當事人明顯是主動赴死：‘該兵當時向火車而行，司機鳴放汽笛後即離開軌道，迨火車行近其身隻六碼時，忽又跨入鐵道內致慘死’——故而當時的媒體認為，這名中國士兵之死是有預謀的，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中國政府，具體來說，即上海道台衙門。”
事情的真相已很難廓清。但這次事故給交涉帶來了直接轉機，清廷以之對外展示了中國的“民意所向”，吳淞鐵路最終能夠被拆除，這條人命“功不可沒”。
拆毀前夕，有145名上海、吳淞、江灣地區商民，聯名公稟兩江總督沈葆楨，請求保留鐵路繼續運營。沈葆楨也明白鐵路是好東西，“銅線（指電報線）、鐵路，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也”，但他絕不願意這種好東西出現在自己的轄區，妨害到自己的仕途，如《南亭筆記》所載：
“（沈葆楨）督兩江時，適外人創淞滬鐵路成。文肅（沈葆楨諡號文肅）仰承朝命，以巨金購得。或勸仍置原處，以便途人。文肅怫然曰：‘鐵路雖中國必興之業，然斷不可使後人借口曰：是沈某任兩江時所創也。’遂決意拆之去。”
有精神火車，無需實體火車
回到劉銘傳1880年末請求“籌造鐵路”的奏折。
這份奏折之所以震動朝野，引發大論戰，直接的原因有二：（1）唐廷樞正致力於興建唐胥鐵路，以滿足運輸開平煤炭之需，唐深知鐵路之事不能討論，故低調去做，但非議之聲仍然隨之而起；（2）本年中、俄關於伊犁問題的交涉趨於緊張，修築鐵路以鞏固國防成為一種當務之急。
劉銘傳進京上奏，是引發爭論的導火索。他是軍旅出身，言談所及，也局限在軍事國防範疇。
他在奏折裡說，俄國“自歐洲起造鐵路”，已進逼至中國邊境，“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等到俄人鐵路全部修成，“不出十年，禍且不測”，所以中國也要趕緊修築鐵路，才能“聲勢聯絡，血脈貫通”，“轉運槍炮，朝發夕至”，擁有迅速集結全國兵力與物資的能力，“十八省合為一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不但內部的地方割據勢力無法再存，外部來自俄國、日本的威脅也可以解除。
劉銘傳建議清廷建造南北鐵路乾線：南路二條，一由清江經山東，一由漢口經河南，均達北京；北路由北京東至沈陽，西通甘肅。
收到奏折的當天，清廷下達上諭：“著李鴻章、劉坤一北洋、南洋大臣悉心籌商，妥議具奏。”論戰遂起。
李鴻章是劉銘傳上奏的幕後操縱者。在此之前，為謀建鐵路，李已呼籲了20余年。朝廷諭旨下達後，李即寫了一封4000余字的長折，全力支持劉銘傳。
李的奏折，頗為講究策略。他很清楚，修建鐵路最大的阻力，來自意識形態層面的“道義”，所以奏折開篇，即努力“證明”修建鐵路與聖賢之道相通：“聖人既作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修鐵路，與聖人們“濟不通”、“利天下”本質相同。
緊接其後，李陳述了建造鐵路的九大好處，如：溝通南北物流，於國計民生大為有利；有利於軍隊輸送，可鞏固國防；四方軍隊可迅速向京師集結，可免鹹豐皇帝逃往熱河之恥；於救災物資運輸大有裨益，若有鐵路，丁戊奇荒斷不致餓死那麽多人；等等。
針對在朝廷高層極有市場的“造鐵路等於開門迎盜”，方便外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來去自如的觀點，李鴻章說：“各國之有鐵路，皆所以征兵禦敵，而未聞為敵用”，認為這種擔憂純屬庸人自擾，鐵路建造在本國土地之上，豈有本國政府無力控制而任由外敵借此鐵路馳騁之理。再者，若我不能自強，即便不造鐵路，外敵豈不同樣還是會在我國內逞強？
此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家驤曾上奏反對修築鐵路，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鐵路一開，會導致“中國之車夫販豎將無以謀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計，必滋事端”，擔憂鐵路會奪了像馬車夫們這些人的生計，引發社會動蕩。
李鴻章覺得這是無稽之談。他舉例說：英國初造鐵路時，也有這種顧慮，結果鐵路造成，沿線以馬車為營生的人反而更多了，因為鐵路隻走大道，偏僻鄉鎮仍然需要馬車，鐵路帶動沿線城鎮發展，馬車的需求也自然上漲，造鐵路非但不會奪民生計，反而是為百姓謀利的好事。
對於朝野間極流行的不可造鐵路使洋人覬覦內地的觀點，李鴻章也深感荒謬——“若慮遠人之覬覦，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機，無論遠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絕覬覦，揆之謀國庇民之道，古今無此辦法也。”——為預防外敵，而讓老百姓窮困潦倒，古往今來，從無這等治國之道。
末了，這位洋務老臣如此向朝廷吐露自己的心聲：
“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順手，亦複何補涓埃！所願當路大君子務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務虛名而忘實際，狃常見而忽遠圖，天下幸甚！大局幸甚！”
李鴻章希望“當路大君子”洞悉天下中外實情，不要僅憑道聽途說、胡亂決策、誤國誤民，願望誠然是好的。但悲哀的是，對許多士大夫而言，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並不是他們的信仰，脫離了生活的所謂“聖賢之道”才是。所以，即使他們告別道聽途說，對近代文明作一番切身的實地考察，所得出來的結論，也仍可能是荒謬的。
通政使參議劉錫鴻，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劉曾出使英、德兩國，對西方國家有切身了解。在此次論戰中，他總結了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對修築鐵路者如李鴻藻、翁同龢、額裕等人的激賞。其出使西方的經歷，大大增強了其反對意見的權重。
劉的反對意見，大致有六：
（1）反駁鐵路有利於鞏固國防。劉認為守國之道在於人和，並兼重地形之險，若造鐵路，則不惟不設險，而且自平其險。
（2）反駁修鐵路搞運輸可以充裕國庫。劉認為：“聖朝之生財自有大道，豈效商賈所為”。
（3）針對有人提出修建鐵路，便於朝廷訪查各地民情，有益於政治清明，劉認為：“察吏之昏明，在精神不在足跡”。
（4）反駁鐵路利於民生的觀點。劉認為鐵路確實利於人民出遊，可使商賈得利，但貨物流通便捷的同時，還會導致“人心必增奢侈，財產日以虛糜”。
（5）劉認為修築鐵路將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
（6）劉認為修鐵路將引發民亂，“蓋百姓此時憤心未平，一旦創造鐵路，複毀其田廬墳墓，則眾怒益甚。而伏莽之賊，遂得借共殺英人為名，因眾心以作亂。”
以上意見，是有理論淵源的。出使西方期間，劉寫有日記《英軺私記》，其中記載了一則軼事，有助於理解他在此次論爭中的立場：
駐英時，一位“波斯藩王”曾問劉錫鴻，中國何以不製造火輪車。劉以一種充滿了哲理智慧的幽默作為回答：“目前，我們大清政府正計劃在朝廷上製造大火車，這種大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卻能一日行使數萬裡。”“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錫鴻帶著自信的微笑告訴他：“（根據我們中國聖人四書五經的教導）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裡，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
在劉看來，四書五經所規範的意識形態，是勝過任何實體火車的“精神火車”。實實體火車會擾亂帝國秩序，給維穩造成麻煩，惟有這列“精神火車”能給清帝國帶來和諧。
劉錫鴻自己，也被自己的這番妙論所折服，他在日記中得意地寫道：
“（波斯藩王）聞之亦大笑。余自到倫敦，凡出拜客，必正使（郭嵩燾）與偕，未嘗向人稍伸辯論。此次每一答駁，波斯藩王必點頭不已。語畢辭去，王曰：今日領教殊快，無怪是中國有名人。”
與劉錫鴻的自鳴得意大略同時，《泰晤士報》刊文尖銳諷刺了清廷對近代文明的拒絕：
“中國阻止進益之黨，不作他事，隻以禁止改變為務。毀棄鐵路主議者何人？不得而知，聞共有七人，史冊內載，歷來開創有七個聖人，似此可編為‘七愚’姓名，傳之後世。年來論及吳淞鐵路，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料與郭（嵩燾）同來之柏林公使（劉錫鴻），同觀、同想而不同心，謂電報、鐵路雖於不慊於心之夷鬼有用，於漢人全不相宜……從前中國有個皇帝，恐民智之日滋，因而焚書坑儒，至今傳以為笑。阻止鐵路之人，亦必貽笑後代無疑也。”
最終，劉錫鴻的“精神火車”戰勝了李鴻章們的實體火車。朝廷下旨，劉銘傳的奏折“毋庸再議”。
數年之後，明治二十年，也就是1887，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長小川又次，向日本當局提交了《征討清國策案》。《策案》中稱，清廷共計有軍隊“一百一十七萬人”，其中戰鬥力最強者，是“練軍約十萬人”加上“勇兵大約三十萬人”，但這些部隊不足為懼，原因之一正是：
“以此四十萬之兵員，布於我十倍之土地面積，特別是路線粗糙惡劣，交通甚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事，也難以直接調遣鄰省之兵。”
參考資料：《晚清改革與社會變遷》，社科文獻出版社；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中華書局；小川又次：《征討清國策案》，米慶余/譯，收錄於《日藏甲午戰爭秘錄》，(澳門)中華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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