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非常感興趣，他任命了一批西方傳教士在朝廷為官。1688年，法國派了5位“國王數學家”來華，更是為康熙時代的科學帶來了發展契機。然而，中國科學並未藉此走向近代化。原因何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韓琦在複旦大學舉辦的主題講座中，探究了康熙時代的科學活動。以下為講座主要內容。
『康熙為何對科學產生興趣』
康熙時代，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與周邊漢文化圈國家如朝鮮、安南、琉球等國在各個層面的往來；第二類是與東南亞朝貢國如暹羅、緬甸、蘇祿等國的定期來往；第三類則是歐洲一些國家試圖在傳教和貿易方面與中國建立聯繫，如葡萄牙、荷蘭、俄國、法國等都曾向中國派遣使節和傳教士。歐洲與中國交往的同時，也將包括數學、天文學、解剖學在內的歐洲科學帶入中國。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時代國際交往的中心。在康熙中後期，除了巡遊活動之外，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時間住在承德避暑山莊，其他時間多待在現位於北京大學西門附近的暢春園，而在紫禁城裡的時間很少。幾乎每次去避暑山莊和暢春園，康熙都會將傳教士帶在身邊，以便隨時問詢。1700年之後，暢春園的地位變得愈發重要，成為歐洲傳教士與康熙及其臣子進行直接交流的主要地點。
故宮博物院藏康熙畫像（資料圖片）
康熙皇帝對科學產生興趣，要追溯到他少時經歷的反教案和中西歷法之爭。順治年間，湯若望（耶穌會教士）作為欽天監（官署名，職能為觀察天象、推算節氣、制定歷法）監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鬥的文人楊光先的不滿。他在順治末年掀起反教案，聲稱寧可讓中國沒有好的歷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1668年，康熙派人向軟禁中的傳教士詢問歷法情況，而後將南懷仁（耶穌會教士）和楊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門外進行日影觀測，又到觀象台觀水星、金星的位置，結果傳教士因觀測精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這次觀測活動使14歲的康熙深受震動。多年後康熙向自己的兒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學習西方科學的直接原因：“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南懷仁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賭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庭訓格言》）
從那時開始，耶穌會教士重新掌管欽天監，南懷仁被任命為監正。
『法國“國王數學家”來華』
康熙時代的科學傳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南懷仁時代”，即從1669年到1688年南懷仁去世；第二個階段是“法國人的時代”，即從1688年“國王數學家”來華直至1722年康熙時代結束。
1688年是科學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個重要分界點。這一年發生了英國的光榮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學史上重要的一本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科學的進程由此改變。1688年以前，傳教士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上還是文藝複興晚期的科學知識，而隨著法國“國王數學家”的到來，大量科學新知和儀器傳入中國，因此這一年也是康熙時代科學傳播的分水嶺。
民國初年教會人士所繪南懷仁像（資料圖片）
康熙時代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歐洲科學機構是法國皇家科學院，它的成員中有許多對中國感興趣的科學家。18世紀初葉，中國還沒有“科學”一詞，於是借用宋明理學“格物窮理”的含義，把法國皇家科學院翻譯為“格物窮理院”。
從法國官方的史書記載來看，法國派遣“國王數學家”來華主要有三個目的：一是為了“皇冠”的榮光，即為了路易十四和國家利益；二是為了促進法國科學和藝術的進步；三是為了傳教事業。
在榮譽、科學和傳教三重目標的推動下，6位耶穌會教士被選為“國王數學家”，於1685年3月從布雷斯特港乘坐“飛鳥”號輪船出發，後又轉乘廣東商人王華士的船來華。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羅，沒有來華，到達中國的5位法國科學家是洪若、白晉、劉應、張誠、李明。其中，洪若是“團長”，他是路易大帝學院的數學、天文學教授，科學素養最高。
1687年6月17日，“國王數學家”一行到達寧波。那時不允許私人船隻直接帶傳教士來華，時任浙江巡撫的金鋐便將他們扣留在寧波。在被扣留的100天時間裡，洪若寫信給在杭州的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托他將一些科學儀器和鍾表送給浙江官員，同時寫信給南懷仁求助。經過南懷仁的斡旋，傳教士們終於收到了容許進京的諭旨。他們沿運河而上，於1688年2月7日到達北京，只可惜那時南懷仁剛剛去世。
“國王數學家”帶來了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的30箱禮物，包括渾天器、座子、象顯器和雙合象顯器（兩種不同類型的顯微鏡）、看星千里鏡、看星度器、看時辰銅圈、量天器、看天文時錐子、天文經書、西洋地理圖、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興，在乾清宮召見了他們，並賞賜每人50兩銀子。
5位“國王數學家”中，康熙隻把年輕的白晉和張誠留了下來，天文學水準最高、資格最老的洪若卻未能被留用。究其原因，應該是當時擔當翻譯的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從中作梗。當時在場的另外一位耶穌會教士是比利時人安多，他後來告訴法國傳教士，康熙皇帝問他們願不願意留下來，徐日昇沒有翻譯。由此可以看出，法國人和葡萄牙人在背後的激烈競爭。因為如果洪若留下來，果真成為像南懷仁一樣的人物，葡萄牙人的地位何保？所以，後來沒有一個法國耶穌會教士在欽天監裡擔任重要職位。
『康熙的兩次“科學秀”』
1689年到1691年間，康熙主要在4位耶穌會教士的指導下集中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講授算術和代數，兩位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則主要向康熙介紹幾何學的內容。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白晉日記手稿，杜赫德撰寫的《中華帝國全志》中收錄的《張誠日記》，以及白晉所著的《康熙帝傳》，都記錄了這一時期康熙向西方人學習科學知識的情況。
傳教士為康熙傳授知識所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幾何原本》（1671），這本書有滿文、漢文的翻譯；安多所著《算法纂要總綱》（1685），這本書是安多在科因布拉學院教授數學的一本拉丁文教科書，也被翻成了中文，後來由康熙第十三個兒子胤祥保存。在幾何學、算數之外，還有大量科學儀器傳入宮廷，包括計算機、不同形製的納皮爾算籌、繪圖儀器等。康熙皇帝騎馬時會戴一些可以隨身佩戴的小儀器。當時還有一張專門為康熙學習數學而製作的桌子，上面畫有很多數學表格，還有紅木做的立體幾何模型，這張桌子近年還在故宮展出過。
康熙勤奮好學，經過3年的儲備，掌握了足夠的科學知識，於是開始把它們作為皇權統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底到1692年正月間，康熙連續兩次在乾清門與一眾大臣探討科學，內容涉及歷算、音律、“徑一圍三”圓周率以及測量河水流量等問題，並實地進行日影觀測。《清聖祖實錄》對1692年2月20日的情形有專門記載。當時，眾臣子“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歡慶之至”。當時在場的王熙、張玉書等大臣對此事也有生動記載：“奉召於乾清門，同滿漢正卿及翰林掌院學士等恭睹上親算樂律歷法，並令善算人於禦前布算《九章》等法，測日水準日晷，午後始出。”（王熙《王文靖公集》）觀測結束後，眾大臣“退而相顧驚喜，深媿從前學識淺陋，錮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張玉書《張文貞公集》）
經考證，這裡提到的“善算人”，是方以智的孫子、方中通的兒子方正珠，康熙皇帝將這個來自桐城的小人物召進宮來進行算學演示，顯然是有意為之。這樣不僅能表現出他對歷算人才的關注，也擴大了這場宮廷表演的觀眾範圍。通過這兩次“科學秀”，康熙認定，“漢人於算法一字不知”（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達到了他想要通過科學才能懾服漢族大臣、抬高滿人地位的目的。
『“蒙養齋算學館”的設立』
1692年，康熙頒布容教詔令“新旨通行”，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土地上自由傳教、新建教堂，中國教徒參與傳教也不再受限，傳教士為此不勝歡欣。詔令中提到頒布此旨的原因是傳教士在歷法、火器製造和談判方面有諸多功績。
然而到1705年之後，康熙對西洋人的整體態度產生了大的轉變，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羅在這一年的年底來到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1706年底，康熙召李光地和熊賜履進宮，對他們說：“汝等知西洋人漸作怪乎，將孔夫子亦罵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過是用其技藝耳，歷算之學果然好，你們通是讀書人，見外面地方官與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可見康熙對傳教士“用其技藝”的一貫政策與對教廷特使多羅禁止祭祖祭孔的強烈不滿。
這場禮儀之爭，加深了康熙對傳教士的疑慮，他決心要讓中國人獨立掌握歷算知識，於是便有了1713年“蒙養齋算學館”的成立。
蒙養齋算學館開館之前先是廣納人才，從全國各地召集了上百人，進行考試推薦後，錄取了72位，包括梅文鼎的孫子梅瑴成、蒙古族數學家明安圖、泰州人陳厚耀、李光地的學生王蘭生，還有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方苞等。方苞對數學懂得不多，但文筆很好，所以很多科學著作最後的潤筆、定稿工作都由方苞完成。
蒙養齋算學館實際的負責人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領導下，蒙養齋算學館聚集了一批中國年輕的算學家和學者，他們進行了很多天文學的觀測，主要是通過日影觀測來測量黃赤交角，以定出經緯度。他們還編撰了三部重要著作：關於數學的《數理精蘊》（1722）、關於天文學的《欽若歷書》（1722，1725年改名為《歷象考成》）以及關於音樂的《律呂正義》（1713）。這三部書後來合為一部《律歷淵源》，成為康熙時代最大的科學工程，它們對整個清代的科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然而，蒙養齋算學館的設立仍然無法擺脫傳教士的影響。首先，它的設立離不開法國“國王數學家”白晉以及後來的法國傳教士傅聖澤，正是他們讓康熙了解到法國皇家科學院的情況，由此產生了仿效法國建立中國自己的科學機構的想法。其次，蒙養齋算學館的負責人胤祉年輕時曾向傳教士安多等人學習，蒙養齋算學館開館後的科學工作也多由傳教士參與，他們頻繁地為蒙養齋算學館編制數表、解釋科學原理，其中許多傳教士都是由白晉、洪若促成來華的。那時有很多西方較新的科學知識都是由這些傳教士帶入中國，並傳授給蒙養齋算學館的中國數學家的。這些科學知識包括：數學方面的代數學、對數術、三個無窮級數公式、三角函數及其對數表等；天文學方面，開普勒、哥白尼、笛卡兒、羅默、哈雷、卡西尼、臘羲爾等科學家的成就都被介紹進來；還有西方解剖學和藥學知識。
為了擺脫傳教士控制下的西學而向西方學習，蒙養齋算學館帶有“自立”的目的，試圖對法國皇家科學院進行模仿；然而，它最終沒能使中國實現科學的自強，反而在康熙之後與西方的差距逐漸拉大。
『“被卷入”的科學難“自立”』
我認為，康熙時代傳入中國的部分科學，是被動的、“被卷入”的科學。康熙對科學的需求主要出於統治和實用的目的，比如歷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預測，並非出於對科學本身的興趣；而傳教士願意將怎樣的科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又製約著中國人對科學的認識。
康熙時代，在中國發生的科學活動，其實與歐洲尤其是法國所主導的科學計劃密切相關，因此要把它們放到全球史的視野中來看。比如，洪若、白晉等“國王數學家”為了完成法國皇家科學院的任務，對行星、衛星、日月食等進行了大量觀測，並在北京進行了中國最早的整年天氣觀測。又如，1707年至1718年，多位傳教士對全國各地進行了經緯度的測量，最終繪製出《康熙皇輿全覽圖》，這一成果其實建立在更早的一次大地測量基礎之上。1702年，安多沿著經線對北京到河北霸州的200裡土地進行了測量，這次活動至關重要，因為它決定了經度1°相當於200裡長，為1707年開始的大地測量奠定了基礎。可以看到，康熙時代的大地測繪和天文觀測活動，往往並非由中國主動開啟，而是傳教士出於歐洲的需要，才在中國開展工作。某種程度上講，康熙時代中國的科學活動，是歐洲科學活動在中國土地上的重複。
對康熙皇帝的貢獻要從兩方面來進行評價。一方面，他出於對科學的愛好，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科學傳入中國。另一方面，他出於統治的需要，將科學知識視為私有，故意延遲科學著作的出版，以便用來威懾和控制漢人。這使得傳入中國的科學僅作為宮廷科學存在，沒有及時在更大範圍內傳播。到了晚年，康熙開始提倡“西學中源”，認為西方很多科學思想都源自中國，而大臣們為迎合康熙的觀點，也對“西學中源”說進行發揮和傳播，這對於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總而言之，康熙時代毋庸置疑是中國與世界科學交流極為頻繁、充滿機遇的時代，但康熙之後，中國與歐洲在科學方面產生了“大分流”，中國科學沒能走向近代化。假如，雍正繼位後，沒有對同樣熱衷科學活動的胤祉進行打壓，也許情況會不一樣。然而，歷史沒有假如。存活於皇帝意志之下的中國科學，恐怕終歸難以“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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