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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烈的疫情與慘敗的選舉,“莫迪時代”落幕或自此始

5月3日,印度醫務人員在卡納塔克邦轉運新冠死亡患者的遺體。新華社 圖

當下,印度正因第二波疫情迅猛暴發受到全球矚目。然而,僅僅半個月前,佔據著印媒前排版面的仍然是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和本地治裡中央聯邦區地方議會的選舉。其中,西孟邦更是重中之重。多方輿論指責莫迪政府為了在西孟邦的選戰,忽視、拖延了第二波疫情應對。然而,儘管投入巨大,印人黨卻在西孟邦選舉中遭到了慘敗:截至5月3日,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2個競選席位中,印人黨在該邦的對手草根國大黨(TMC)拿下了213個席位,而印人黨只有77席。印人黨為何不惜投入巨大資源發起“西孟戰役”?而此次西孟加拉邦明顯的選舉失利疊加第二波疫情又預示了印度國內政治怎樣的前景?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展開。

西孟加拉邦,莫迪和沙阿選定的“決戰”戰場

自2001年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以來,莫迪一貫的執政思路都是通過炒作教派議題穩固政治支持,在此基礎上推行經濟自由化改革,盤活經濟,進而在收獲企業界支持的同時創造出大量工作崗位,以此築牢政治根基。莫迪這一執政方略獲得了巨大成功,被譽為“古吉拉特模式”,並最終助推其走上了總理寶座。然而,自2014年當選印度總理以來,莫迪試圖在全國層面複製同樣策略時卻遭遇多方面掣肘,特別是他心心念念的經濟改革遲遲難以全面推開。

印度總理莫迪。人民視覺 圖

2020年初新冠疫情全球暴發,莫迪政府認為他終於等來了將系列改革措施 “和盤托出”的機會窗口。在國內方面,第一波疫情暴發後,印度暫時出現了“一致抗疫”的氛圍,中央政府權力基於抗疫需要而大幅擴張。在國際方面,中美矛盾空前激化,印度認為其面臨承接從中國轉移出的產業鏈並與美西方深化綁定的千載難逢機遇。基於莫迪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很清晰地描繪出其疫後恢復與趕超路線:短期內,依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大量就業,“以工代賑”;中長期,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和深化改革提振營商環境,基於印度龐大市場的可觀前景,以貨物貿易保護主義和金融账戶對美西方開放相結合的方式吸引大量投資,進而創造出大量就業穩固其政治根基。

然而,隨著莫迪政府改革措施的推進,事態並沒有順著其設想運行,莫迪和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在多個方向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5月3日,一名女子在印度加濟阿巴德吸氧。新華社 圖

首先,莫迪政府的防疫措施沒能阻止疫情全面暴發。印度的累計確診病例數在受到短暫抑製後持續走高,於2020年7月超過100萬。缺乏配套措施的“一刀切”式全面封鎖措施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混亂,特別是沉重打擊了最為脆弱的農民工群體。上千萬農民工滯留在打工地,其中很多不得不徒步數百公里返鄉。2020~2021財年,多個機構預測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會收縮8%左右。

其次,印人黨與反對黨之間矛盾不斷升級。這一狀況的根源在於“抗擊疫情”被莫迪政府當成了擴大政治優勢的政治借口和工具,莫迪政府不但頒布一系列單邊擴張聯邦權力舉措,印人黨各級政府還借助全面封鎖加大了傾軋、打擊反對力量的力度。反對黨沒有坐以待斃,而是不斷突破“疫情防控”限制,在幾乎每個可能的議題上都大肆炒作,使印度的政治極化達到了空前高度。

再次,莫迪-沙阿在右翼政治光譜內持續面臨壓力。2018年以來,尤其是2019年人民院選舉勝選後,莫迪-沙阿主導推出了一系列教派主義政策,極大穩固了其在團家族內(Sangh Parivar以國民志願服務團為核心,並以RSS為母體孕育出的龐大右翼組織聯合體,印人黨也是團家族成員)地位。但這些措施並沒有根除莫迪的親大資本、經濟自由化傾向與團家族根深蒂固的親小資產階級、小生產傾向之間的緊張關係。莫迪的《勞動法》和國有資本撤資等方案引發了團家族內印度工人團(BMS)和斯瓦德西覺醒陣線(SJM)等組織的強烈不滿與公開抗議。

最後,莫迪政府的全面改革措施引爆了社會矛盾。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久拖不決的針對三份農業改革法案的農民抗議。自2020年9月底旁遮普邦農民發起抗議活動以來,抗議農民挺過了秋收、德裡紅堡事件、春耕等艱難時刻,實現了抗議影響的擴大和深化,並進入了與印人黨政府“持久戰”階段。今年4月上旬春耕期間,在首都德裡邊境堅守的農民群體仍有4萬餘人的規模。總的來看,這輪抗議已經高度“情緒化”、“政治化”,難以在短期內以相互妥協方式結束。農民抗議極大地惡化了莫迪政府的政治環境,沉重打擊了印人黨在旁遮普邦、哈裡亞納邦和北方邦西部的政治基礎,使RSS對“社會分裂”非常不安,使企業界擔憂政府推進改革的堅決性,使反對黨和工會等反對群體看到了動搖印人黨統治的機會。

5月2日,一名女子在印度加濟阿巴德吸氧。新華社 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莫迪政府發起了“征服”西孟加拉邦的“戰役”。事實上,拿下西孟邦在印人黨議程中原本就處在很高的優先級。首先,這是出於為印度教右翼勢力“開疆拓土”的需要。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右翼政治勢力在該邦議會席位數從未超過四席,向這一“異質文化帶”擴張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將極大鞏固RSS對印人黨的支持。

其次,這是為了打擊反對勢力的氣焰。在西孟邦長期執政的草根國大黨(TMC)主席瑪瑪塔·班納吉自莫迪執政以來長期是全印層面反印人黨的先鋒和旗手。RSS“最高領袖”(Sarsanghchalak)莫漢·巴格瓦特多次在年度“十勝節”講話中點名TMC,號召印度教右翼力量予以討伐。

再次,印人黨認為其在西孟邦面臨機遇。由於TMC過於依賴選舉暴力且高度腐敗,西孟邦許多民眾對TMC高度不滿。2019年人民院選舉中,印人黨拿下西孟邦全部42個席位中的18個,使得印人黨認為自己在此次邦議會選舉中有機可乘。

上文所述第一波疫情暴發後不斷加大的政治壓力也使莫迪-沙阿非常需要在西孟邦的勝利。綜覽2021年春季五個進行地方議會選舉的地區,印人黨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處於邊緣地位,在阿薩姆邦屬於守成一方,本地治理中央聯邦區體量太小,只有西孟邦是發起攻勢的合適對象。隨著媒體炒作和印人黨在這一區域投入的加大,西孟邦選戰也逐漸被印度輿論視為“政治決戰”。

不顧疫情推選舉,印人黨遭遇冤罪殺機性失敗

莫迪-沙阿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西孟邦選戰中投入了海量資源:高級領導人密集舉行大型競選集會、系列重大工程建設承諾連番出爐,針對不同社群的政策細密編織,甚至還操縱選舉委員會作出對印人黨有利安排,並動用司法工具打擊TMC領導人。

在選戰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疫情卻悄然蔓延,印度日增確診病例從3月中旬的2萬多例暴漲到4月初的10萬例。莫迪政府卻選擇服務選戰需要而拖延疫情應對。這主要是基於兩點:第一,印人黨在西孟邦缺乏頭面人物,只有讓莫迪、阿米特·沙阿等全國政治人物在西孟邦八輪投票的每一輪中都通過競選集會充分露面才能增加其勝算;第二,承認疫情失控也會使印人黨“莫迪率領印度走出疫情”的敘事大打折扣。4月15日,印度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0萬例,而印人黨仍在西孟邦發動大規模競選集會。4月29日,印度新增病例37.9萬例,孟買、德裡等城市已經成為“人間煉獄”,莫迪還在社交媒體推特上號召選民去投票。

然而,近乎冤罪殺機性的失敗顯示,莫迪-沙阿徹底高估了印人黨在西孟邦的政治力量。西孟邦高達30%的人口是穆斯林,且傳統上對本土的孟加拉文化非常自豪,對印地語地帶則多有蔑視。瑪瑪塔·班納吉雖然有很多爭議,但仍是當下全印最有影響力的孟加拉政治人物。反觀印人黨在西孟邦的組織基本是靠投入大量金錢收買拚湊的。2019年人民院選舉失利以來,TMC還雇傭知名選舉戰略師基肖爾(Prashant Kishor)采取了重整組織、拉攏邊緣群體等多項措施,大大鞏固了政治基礎。早在2020年12月,基肖爾就預言印人黨在西孟邦選戰中獲得的席位不會超過100個。可以說,即使沒有第二波疫情,印人黨在西孟邦也毫無勝算。

莫迪-沙阿發現自己的處境就像是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因為內部矛盾而不得不進行力不從心、政治賭注高昂的擴張。歷史上,奧朗則布進入貧瘠而地形險峻的德乾山地後,發現自己軍隊裡華麗的戰象和火炮除了消耗大量補給外毫無用處,而政治壓力卻使他不得不加碼投入。

4月28日,人們在印度新德里安葬一名新冠死者。新華社 圖

在這種狀況下,第二波疫情的“從天而降”更是動搖了印人黨的統治根基。首先,第二波疫情集中打擊了印人黨的政治根基——城市中產階級。加上在第一波疫情中受到重創的農民工,疫情的嚴峻現實或使這兩個階層對印人黨幻滅而轉投其他政黨。其次,疫情嚴重擾亂了莫迪的經濟部署,甚至可能引發外資大量出逃和盧比雪崩,造成嚴重的外匯短缺和惡性通貨膨脹。最後,當下印度政治氛圍使得莫迪政府難以有效調動各方力量抗擊疫情,疫情帶來損失可能會進一步加劇。

基於第一波疫情的“教訓”,反對黨、抗議農民等普遍已不再信任莫迪政府會出於共同國家利益施政,當下的政治氛圍也與第一波疫情剛暴發時候明顯不同。抗議農民團體就表示即使承受慘重傷亡也要堅持抗議,隨著春耕結束還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回到了德裡抗議前線。各反對黨也會借一切機會打擊、削弱印人黨,極大限制莫迪政府行動空間。

面對危局,莫迪政府的“敘事管理”(narrative management)策略或不再奏效,甚至將反噬印人黨。多家印媒指出,第一波疫情之後直到春季選戰期間,莫迪政府采取了“敘事管理”策略,如強調“穆斯林傳播病毒”等,並進而構建出了莫迪以強有力的措施帶領國家走出疫情困境、使印度成為“疫苗大師”拯救全世界的敘事。

然而,第二輪疫情狀況實在過於慘烈,使莫迪政府很難通過更改敘事的方式粉飾。不僅如此,疫情的慘狀還使之前印人黨“成功抗疫”的敘事充滿了諷刺性,之前印人黨把莫迪抬得越高,這種諷刺性就越強烈。人們也會不斷質疑之前莫迪政府的政策:為什麽印度在自己疫苗接種率只有2%不到的時候,卻高調宣布將向全世界提供疫苗?為什麽在氧氣等醫療物資供應、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如此巨大缺口的狀況下,印人黨還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選戰?為什麽在第二波疫情已經呈現暴發勢頭的3月,印人黨仍在高調宣傳“莫迪帶領印度走出了疫情”?這些追問將不斷動搖人們對印人黨的信任。

總的來看,本次西孟邦選舉與第二波疫情的暴發可以被視作是一個政治節點,“莫迪時代”的落幕或就此展開。

綜合分析本輪邦選疊加第二波疫情的影響,首先,莫迪政府或因多方牽製而陷入“跛腳鴨”狀態,將嚴重擾亂疫情抗擊與經濟復甦部署。考慮到印度的經濟體量和在世界醫藥產業鏈中的地位,這或給全球經濟復甦和疫情抗擊帶來更大不確定性。其次,印度國內政治也可能重新回到“聯盟政治”狀態,2024年人民院選舉後或出現一個松散的反對黨聯合政府。最後,政治困境或使印人黨“退守”印地語區的核心地帶,導致其更加“右傾化”和“世界印度教大會(VHP)化”,莫迪政府在未來三年也可能頒布更加激進的教派主義政策,增加國際和地區的不穩定因素。

(吳孟克,《世界知識》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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