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基層官員都在忙什麽？

文/洞玄子

一般來說，縣一級的官員叫做基層官員。這部分官員在正史裡記錄得並不多。關於他們如何上班，如何判案，一天都在忙些什麽，正史裡語焉不詳。但是，在很多公案小說裡，對這些官員的描寫卻比較多。

公案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種題材分類，從話本故事演變而來，主要描寫作案和斷案。

案，本來指代的是幾案。公案，就是官府衙門裡的桌案。官府裡的桌案上堆滿了各種文牘，所以官方文件也叫做公案。

在宋代大量筆記中提到說公案。羅燁《醉翁談錄》中把小說分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兼樸刀、捍棒、妖術、神仙等八類，首次將公案列舉為小說的門類之一。在宋代之前未有相關記載，所以將宋代看作是公案小說的重要轉折期，將宋代話本包括元代的公案雜劇視為公案小說的萌芽，將先秦時期執法斷案記載和魏晉時期志怪、志人小說視為公案小說的源頭。

所以說，公案故事源遠流長，甚至於比"公案"這個名詞的歷史還要長。先秦諸子裡面就有一個這樣的故事，《韓非子》裡有記載，一天鄭國的相國子產早上出門，遠遠停到一個女人在哭，他聽了一會就命人把這個女人抓起來，一經審問，果然是個謀殺親夫的罪犯。原來子產大人聽出了這個女人哭聲中的是恐懼而不是悲哀，所以斷定這當中一定有奸情。這就算是一個公案故事，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實有些莫名其妙。

公案小說在宋元流行，而在明代火爆，但是大多都為短篇故事。現代人流行說的"四大公案"才是長篇章回體小說，卻出現的很晚，其中最早的《施公案》出版於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以至於其他《三俠五義》《狄公案》《海公大小紅袍》之類的都是光緒年間才井噴式出現的。說起來還是古代小說，但是作者立足視野格局稍微大了一點，要知道這些公案小說和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已經是同一時期的作品了。

在這些公案小說裡，基層的官員們往往都被小說家們寫得殘暴而無能，這也並不奇怪。因為他們所接觸的第一線官員就是這樣的：身為一個第一線官員，同時也是一個好偵探，本來就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如果在漢朝，一個人得以舉察舉為官，理由很可能是"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那麽他對司法刑偵工作可能還要熟悉一些。但既然到了隋唐之後，科舉成為了入仕的最主要途徑，那些靠和四書五經八股文死磕對線而取得做官資格的人物，對怎麽破案，你能指望他會多少？

然後身為一個地方官，其職責極其龐雜。所謂："知縣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勸農賑貧，討滑除奸，興養立教。凡貢士、讀法、養老、祀神、靡所不綜。"

斷案只是他眾多工作中的一項而已。實際上影響一個知縣升遷的最關鍵因素，是他的稅收才能。比如在清代，一個浙江的官員，如果在淺色到鹽政的問題上受到彈劾和處罰，他就直接失去了評為"卓異"的資格。顯然，財政問題才是官員們最牽腸掛肚的。

案件的審理當然也並非不重要。但官員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卻頗為可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的名言就是說能使人民不打官司，才是好的地方官。在這個基調下，許多制度設計，都以甩鍋為第一要務。康熙年間定下制度，每年夏季，除非重大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官員一概不受理訴訟。理由是農忙時節無暇顧及婚喪嫁娶，田土訴訟等瑣事。州縣官員如有接案子的，反而要被參劾。其余三個季度約定俗成也有三六九放告的規矩：就是說每個月只有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幾天受理民間訴訟。

即使接受了訴狀，官員也未必會花多少心思過問。狀紙拿進來，自然有刑名師爺處理，官員可能只是在處理意見後面簽字蓋章而已。

當然如果是命案，要案，那就大不相同。不論遠近風雨無阻，州縣官都要親到現場勘驗，如有拖延就要被降級乃至撤職。

這是一次浩浩蕩蕩的集體行動。官員出門，要帶著屬吏，轎夫，車夫各色人等；為了保護現場還要動員人手搭設簡易木棚；官員並不具備驗屍的專業技能，還需要仵作等技術人員。如果一不走運你被懷疑成凶手，那麽所有這些人的接待費用，都由你來支付，以至於其他各種陋規，更不必說。所以做一回嫌疑人，即使最終被證明清白，因此破產的也不在少數。

這麽來說，倒是很容易理解公案小說讀者為何那麽愛聽微服私訪的故事了。官員如果都有這個愛好，那麽民間該省下多少接待費用。

事實上，大量案件的審理結果，都是具有很強的隨機性的。因為只要不因此引發群體事件，對官員來說這不算什麽大弊。

案情審理完畢，官員要寫判決書，即所謂判詞。這大概是整個斷案過程中，唯一需要官員親自完成的工作了。不要忘了，縣太爺也是讀書人出身，這是他展示自己文學才能的好機會，他一定不會放過。故而半數以上的判詞並不援引相關法律條文，但一定會寫的駢四儷六，文采斐然。

如馮夢龍這樣文化水準較高的作家，創作公案故事的時候，會表現一下官員們這種愛好。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講的是女裝大佬引起的一系列誤會風波和情緣的故事，最後老爺是這樣判決的：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近烈火，無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逾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之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諧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隻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這是所謂的"花判"，和真正的判詞，格式一樣，但對仗巧麗，辭藻華美，議論油滑，是那些半吊子文人最喜歡的文字遊戲。

當然，晚清的公案小說家們可沒有擬判詞的本事，他們的讀者也沒有讀這些的興趣，所以自然可以省略了。

實際上，傳統的公案故事，自有它的好處，不過這些好處本來就應該在戲台上，在書場裡，不在小說。

戲園子裡，台上一分鐘，要有台下十年功打底；茶館裡，說書先生東拉西扯，一回故事完全不靠譜的康熙私訪月明樓，能說上一個月，但瑣瑣碎碎的細節裡，無窮的物態詩情，風土人物，隱然就是三教九流真實的人生。

所以和《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一樣，《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也是世代累積的故事。口頭傳播，才是浩瀚的大河；小說文本就好似凝結的冰塊。那些"大名著"，由於有比較優秀的文人參與創作，算是河流表面的基本封凍，但是冰面之下仍然是激流洶湧。公案故事就不同了，大河波濤洶湧泥沙俱下，倉促炮製出來的文本，不過是河水裡的幾塊浮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