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新華社發布的一則消息引起不少人注意——
今年是抗美援朝戰爭70周年，中央決定向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兵，出國為抗美援朝服務的、參加停戰談判等工作的人員，以及戰後幫助朝鮮恢復生產建設的人員頒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
對於這場已經過去70年的戰爭，跟美國輿論場選擇淡化處理的態度不同，近年來中國國內對其討論的熱度一直未減。在當前中美關係面臨挑戰、國際局勢十分複雜的情況下，重溫其意義很有必要。
一
1948年8月，在美國扶持下，朝鮮南方成立了李承晚任總統的大韓民國政府；在蘇聯扶持下，朝鮮北方於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內戰；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派出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局面尚未完全穩定，確實難以對抗第七艦隊。
——這正是朝鮮戰爭最後發展成抗美援朝戰爭的關鍵所在。
為什麽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封鎖台灣海峽？
這是因為，朝鮮半島的分裂，是二戰即將結束時美蘇首腦在雅爾塔會議中建立“雅爾塔體系”的結果；美國出於維護世界霸權心態，將半島內戰視為“共產黨整個集團”發動的進攻，認為此事會直接威脅到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派出第七艦隊，就是為了鉗製中國。
也正是美國的干涉，讓中方看清楚了這樣一個事實：未來中國的安危甚至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必須通過自己的力量去捍衛，美國不會主動放棄在這一地區的霸權。
1950年10月，經過18個日夜的反覆討論甚至爭論，中國最高領導層作出決策：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
何其重大的抉擇。
彼時，新中國是一個內戰仍未徹底結束的農業國家，背負著百年積貧積弱、被人欺凌到淪為半殖民地的歷史；中美兩國軍備力量差距極大，中國軍隊裝備以步槍為主，一個軍的炮兵（即便不考慮質量）加在一起，也不如美軍一個師，美軍則已全面實現了機械化，甚至空地協同、海陸協同。
實力對比懸殊，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更需超常魄力與勇氣。中國領導人下定決心，是因為看到了這場戰爭的分量和意義。
二
歷史證明，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國威，打出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為什麽這麽說？可以先看看當時的國際環境。
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本質上是一種美蘇瓜分世界的安排，秉承的原則仍是大國強權政治。美、蘇、英尤其是美蘇兩大國，憑借自己國家實力，不顧其他國家的意願，隨意劃分勢力範圍。
中國雖然是反法西斯同盟國中的重要一份子，是二戰戰勝國，卻也未逃過為美蘇交易付出國家利益的命運。例如，《雅爾塔協定》規定，蘇聯在大連商港享有優先權益，中蘇設立公司合辦中長鐵路、南滿鐵路。
中國抗美援朝的決定，本身就是對雅爾塔體系的一種挑戰，證明新中國不會屈從於大國強權政治的安排。戰爭的結果更是向美蘇同時證明，新中國有貫徹自己國家意志的能力。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通過幾次戰役，1951年1月，志願軍便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攆回戰爭開始的“三八線”，甚至志願軍一度舉著紅旗開進了漢城。
儘管限於當時的條件，中國確實不可能把美軍從朝鮮半島清除出去。但中國志願軍戰士艱苦卓絕的奮戰，讓蘇、美兩國看清了新中國蘊含的實力和意志——
對蘇聯來說，中國是一個必須認真加以對待的“同志”，不是可以頤指氣使的小兄弟；對美國來說，一盤散沙的舊中國已經結束，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已完成了社會組織化，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與美方曾經支持的國民黨政權不可同日而語。
三
美蘇兩國對中國認識的改變，最終也體現在行動上。
蘇聯一改《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談判過程前後的那種謹慎、疑慮甚至是慣用於東歐的頤指氣使，對華援助不僅速度加快，而且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明顯提高。
最開始，蘇聯在執行條約及其附屬協定的時候經常打折。比如，對華援助的機器明明是舊款甚至三手貨，可折算的價格卻是按照嶄新的算。抗美援朝後，蘇聯除了在軍事援助上變得直接和大度外，在經濟援助方面，當時中國恢復建設急需的大批機械、鋼材和石油，蘇聯都以最惠條件通過貿易輸入中國。
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中還包含大量的技術轉讓。這一點，對於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實現基本工業化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對美國來說，戰爭體現出的中國實力讓他們深刻認識到，面對中國的存在，他們已沒有可能支持李承晚政權一統朝鮮半島。
以8000字電報揭開冷戰序幕的著名“X先生”喬治·凱南，在1951年3月17日就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說：“在朝鮮停火的時機已經來臨了。”
杜魯門的回憶錄裡提到，1951年4月，被喪師失地弄得顏面掃地的麥克阿瑟公開喊著應該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去，這樣子就有指望勝利了。杜魯門不僅拒絕了這一提議，甚至乾脆將這個“總司令”解雇了。
解雇一個戰爭英雄，杜魯門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但為什麽還要這麽做？
因為，當麥克阿瑟打算通過擴大戰爭規模來“贏得勝利”時，作為戰略家的杜魯門深知，如果想與中國戰鬥到底，美國也許能贏得戰爭，但大量軍力、國力耗費的結果必定是“丟掉”歐洲，最後在冷戰中失敗。
此後，美國開始到處尋找跟中國接觸的機會。用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在回憶錄的話說，“我們就像獵狗一樣，到處尋找能和中國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線索”。
最後還是喬治·凱南立功了。1951年5月31日，凱南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會面，初步交換了停戰談判的意見。
當然，美國也沒有完全甘心，總是想盡可能撈一些好處。不過現實很殘酷，在長達兩年的談談打打過程中，中國的決心和志願軍的戰鬥力，讓美國始終沒有在談判桌上佔到便宜，直到1953年真正停火。
後來，1954年日內瓦會議，美國不得不跟中國坐在了一張談判桌上，研究中南半島的和平問題；1955年，中美兩國的大使在波蘭首都華沙啟動了會談機制；再到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後來華，中美關係最終解凍，世界最後形成了中美蘇“大三角”格局。
這一切大格局的變化，源頭都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戰爭，追溯到血與火裡志願軍勇士的無畏和犧牲。
1982年，美國人就在國內建起了越戰紀念碑，離戰爭結束不過幾年；但直到1995年，朝鮮戰爭紀念碑才在美國落成，時隔40多年。兩場戰爭中的美軍傷亡人數其實差不多，這種努力抗拒的歷史遺忘，已能體現出美方的心態。
70年過去了，世界早已換了模樣。不變的是抗美援朝證明了的那句真理：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
有人說，未來中美終將是朋友。但要和美國做朋友，必須先是他無法打敗的敵人。
文/千里岩
編輯/宇文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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