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2019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北京開放大學校長褚宏啟研究杜威，就是在研究杜威的三句話：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改造。“這三句話，是杜威教育思想最本質的東西，是核心與靈魂。”
“杜威是反對傳統教育的，傳統教育的特點就是以社會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和書本為中心，簡單來說就是脫離兒童的生活，把孩子當成小大人。”
“在當時，杜威的理念是非常新穎的，那現在是不是呢？現在如果言必稱杜威，可能也有點‘過’了。”
“用杜威的標準來看現階段的學校和教育，能打多少分？”2019年3月的一場會議上，主持人儲朝暉環顧四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是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長。很快，儲朝暉先亮出自己的答案：“我隻給打40分。”
“我打80分。”北京開放大學校長褚宏啟沉思片刻後表示，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不可能辦和杜威的理想完全一致的學校。
2019年上半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已經舉辦了三場活動，都是為了紀念一位美國教育家——約翰·杜威。其中於4月末舉辦的那一場“杜威與中國教育”論壇，匯集了全國一百五十餘位杜威研究者，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首次以杜威為主題召開的專題學術會議。
杜威生於1859年，不僅是位教育家，也是位哲學家，被譽為美國早期實用主義三大代表之一，他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理論，影響至今。
整整一百年前，1919年4月30日，杜威受邀來到中國，用兩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在各地講學。那時，中國現代教育剛剛起步，杜威的教育理念深刻影響了包括陶行知在內的一大批中國人。
作為杜威的中國弟子之一，胡適說過：“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
但在一百年後，中國還需要杜威嗎？2019年，當教育界人士以不同形式紀念這位“現代教育之父”時，這個問題不斷被提出。
誰在研究？
在籌備杜威來華一百年系列活動的時候，不止一個人告訴儲朝暉：“杜威先前在我的腦子裡是全部否定的人物，恐怕我們這個年齡的人都差不多。”
儲朝暉第一次聽說杜威是在1981年，他剛考上安徽老家的徽州師專。同一年，全國政協召開了大會，紀念陶行知誕辰90周年，為這位“人民教育家”恢復名譽，進行政治平反。陶行知也是杜威的中國弟子之一。
“當時還不怎麽敢講杜威，只是說紀念陶行知。”儲朝暉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杜威教育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後一度受到批判，改革開放後剛走出禁區。
1980年，教育史學家趙祥麟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的《重新評價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是中國教育界最早提出重新評價杜威教育思想的文章。
1982年，趙祥麟的學生、當時還是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青年教師的單中惠，作為公派訪問學者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進修學習。
“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因為杜威自1904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就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也是陶行知、陳鶴琴等一批中國留學生留學的學府。”為了彌補中國國內研究杜威資料的匱乏，單中惠在學院圖書館裡找到了《約翰·杜威傳》一書的英文本，開始了編譯《杜威傳》的工作，從此也與杜威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杜威雖被譽為“現代教育之父”，但在1980年代的中國，即便是師范院校的學生，讀過杜威書的也為數不多。
褚宏啟1988年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他接觸杜威的學說後覺得“很有深度”，於是決定對杜威教育思想進行深入研究。
“當時我應該算是比較早（研究杜威）的。對杜威的研究難度比較大，因為他的著述非常多，而且他是哲學家，寫的書不是太好讀。”褚宏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1994年取得博士學位時，提交了改革開放後第一篇以杜威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
概括來講，褚宏啟研究杜威，就是在研究杜威的三句話：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改造。“這三句話，是杜威教育思想最本質的東西，是核心與靈魂。但我不是孤立地研究杜威思想，而是將它放在整個教育思想史的發展過程中來看。”
越是研究杜威，褚宏啟越發現，當年杜威針對美國傳統教育提出的教育思想，對當下中國依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杜威是反對傳統教育的，傳統教育的特點就是以社會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和書本為中心，簡單來說就是脫離兒童的生活，不顧及兒童的感受，把孩子關在教室裡，把孩子當成小大人。”
褚宏啟在紀念杜威的會議上批評個別地方“應試教育”的回潮：西部某市某區沒有完成預定“高考奮鬥目標”，上線率降至全市第五，區委、區政府聯合下發文件，對區教育局進行通報批評，提出“全區教育系統要痛定思痛，吸取教訓，全面對照檢查，明確努力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大打高考翻身仗的要求”。該市的市領導多次公開講話：“我不管它什麽素質教育，我就要升學率！”
“我經常和教育局的人說，我們的教育和現代生活的隔閡很嚴重，主要原因是管理和評價模式太單一。我們的教育亟須回歸現代生活。”儲朝暉的另一身份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他到各地考察時經常發現，雖然每個學生的天性和生活是千姿百態的，但學校沒辦法將學生的生活與個性扭合在一起。這正是他隻給當下的學校教育打40分的原因。
杜威提出“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是為了解決學校與社會的脫離、教育與生活的脫離。“如果回歸生活依然是中國教育未解的難題，那怎麽能說杜威思想過時了呢？”儲朝暉認為，當下對杜威的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誰在實踐？
除了理論研究者，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近二十年裡也切實影響過一批教育工作者。
北京一知名小學校長高峰剛當校長時，是“懷揣著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走馬上任的”。北京市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說，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訪學期間，感覺看到的每一本書，都閃爍著《民主主義與教育》的光芒。
邱磊是江蘇南通市通州區金沙中學的一位地理老師，他在2011年參與了一個閱讀杜威的讀書小組，之後萌發一個想法：能不能用杜威教育思想來“改造”課堂？
以前的中學喜歡“情境教學”，就是為了講解一個知識點，老師先設置一個場景，在其中設計一些“陷阱”，並將學生往特定方向引導，最後將知識點作為導演的結果呈現在學生面前。
“而杜威強調，情境不能設置。杜威希望情境一定是真實的，學生在真實的情境下發現一個真實的問題，然後圍繞真實的問題去做一番探究。”邱磊受到杜威“從做中學”思想的啟發，讓壓力相對較輕的非備考年級學生到野外去，到實驗室裡去，“寧可犧牲一些進度，讓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
用杜威教育思想引導實踐的例子不止這一個。當李希貴在十年前讓學生根據興趣“走班上課”時，就有人指出，其教育改革的實質是重回杜威式課堂。
北大附中實行“書院製”的同時選擇讓學生自治，各書院內部通過民主協商產生學生自治機構。這樣的探索也面臨“浪費時間”的質疑，原本學校一聲令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卻任憑一屆屆學生“吵”了一年又一年。但在北大附中教育改革者的理解中，教育並不只是要高效地讓學生做好某種準備，而是讓他們在當下就開展生活。這背後依然是杜威所謂“教育是生活的過程，而不是將來生活的預備”這一思想在發揮作用。
不過，當邱磊受邀參加各種紀念杜威的活動時，他仍感到遺憾：比起研究杜威思想的教育學者，真正著手讓杜威思想落地的一線教育工作者還是太少了。
對於邱磊的遺憾，北京師范大學教師劉幸更願意這樣理解：“在今天，很少有誰會明確說他就是以杜威為一個實踐模本在做教育。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說明杜威的影響太普遍、太春風化雨了。”
誰在紀念？
“如果說師范學生有所謂的必讀書，那麽就是這三本：柏拉圖的《理想國》、盧梭的《愛彌兒》和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2019年6月21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院院長郭法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郭法奇的辦公室位於北京師范大學英東教育樓，大樓一樓的展覽牆上，至今仍陳列著杜威訪華期間與當時北京高師教育科師生的合影。“北京高師就是北師大的前身，杜威1921年來開過課。當時學校剛成立沒幾年，他可能是第一個被請來開課的外國教師。”
“在當時，杜威的理念是非常新穎的，那現在是不是呢？現在如果言必稱杜威，可能也有點‘過’了。”郭法奇提醒，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進步的，但也存在有爭議的論點，應當審慎分析後進行吸收。
“比如，怎麽讓兒童接受一個抽象的東西？杜威是說，一定要把抽象的、間接的經驗還原為兒童直接的生活經驗。有的是可以，你讓兒童理解蘋果的概念，你就拿一個實物給他。但有的東西，就是沒有實物，怎麽辦？這是杜威思想中非常難解決的一個問題。”郭法奇說。
“儘管杜威與我們生活在不同時代，但杜威所探討的那些問題在現實的教育中並沒有消失，後人完全可以在杜威探討的基礎上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單中惠表示，美國教育學者羅思（R.J.Rose）曾稱“未來的思想必定會超過杜威……可是很難想象，它在前進中怎麽能夠不通過杜威”，正是從這個意義，他相信杜威教育思想在當下的中國仍然有重要價值。
單中惠現已退休，大約12年前，時任《中國教育報》“讀書周刊”主編提議，在新課改中可以讓中小學教師讀一些杜威教育著作。受此啟發，單中惠編著了一本《杜威在華教育講演》，受到許多讀者歡迎。直到今天，這本書仍不斷再版。
南方周末記者詢問，在杜威訪華100周年之際，如何向中國的“90後”、“00後”們推介杜威教育思想。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頗為複雜的。我覺得，如果要向年輕人‘推介’杜威，還不如讓他們自己去‘感悟’杜威。”單中惠引用了一句話：“只要舊學校裡空洞的形式主義存在下去，杜威的教育理論將依舊保持生命力，並繼續起作用。”
這句話，第一次出現在1980年《重新評價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一文的結尾處，後被中國教育學者們不斷引用。
2019年4月末，美國杜威學會會長拉德（A.G.Rud）博士以視頻方式，向中華教育改進社主辦的“杜威與中國教育”論壇發來賀信。
給拉德博士的回信中，儲朝暉說，杜威關注兒童的生長，關注人的現實生活品質提升，關注建設符合人性的理想社會。而在這些方面，當今世界依然存在眾多問題，需要更多的人做睿智且可行的改進。
儲朝暉在信中寫道：“杜威先生的思想和理論，是開展這方面工作的重要文化遺產和資源。我們紀念他，就是想充分發揮這些資源的作用，去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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